京胡艺术大师杨宝忠先生的演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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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的操琴是很讲究的,坐姿端庄大方,挺拔自然,脚下从不踏踏板,演奏起来更是彰显出一派大家风范,很是潇洒,一个艺术家的演奏风格与其生活性格也是很有关联的,杨先生生活中就很直爽,性格开朗且善言谈。演奏起来,激情四射,熟练的唱腔旋律、灵活自如的伴奏技巧、即兴的临场发挥更是体现了功力的深厚。
京剧伴奏绝大多数唱腔都是紧拉慢唱,揉弦技巧用得很少,即使使用也仅在句末或是句中个别处,或是与其他技巧相结合而辅助使用,在杨宝忠之前的京胡演奏者们大多使用压揉、滑揉,或是两者相结合。杨宝忠移植了小提琴的滚揉技巧于京胡演奏中,并被后人广泛采用。这种揉弦的长处在于奏出来的乐音的音波上下浮动均匀,强烈的支持着中心音(即被揉弦的乐音),给人以稳定舒适之感。
由杨先生改编和整理的曲牌有很多,如:《夜深沉》、《万年欢》、《哭皇天》、《正反八岔》等等,这里不再枚举谱例,值得一提的是杨先生还首次以京胡独奏的形式拉京剧唱段并录音,如《大保国》、《文昭关》等名段(参考《杨宝忠琴艺珍藏》),博得行内外一致好评,这种独奏形式在他的学生燕守平及晚辈艾兵等京胡名家的独奏音乐会上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5、交相辉映的相得益彰。杨宝忠自离开“扶风社”后,便许诺要让三弟杨宝森成名,并一直信守诺言。杨宝忠先生离开了扶风社改为其堂弟杨宝森先生琴师,弟兄二人和鼓师杭子和一起创造了杨派老生艺术,三人的组合为梨园行内所称道。据史料记载,当年戏迷看“宝华社”演戏,有一半的观众是去听杨宝忠的胡琴的,当然,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杨派艺术是自汪派入,余派出,最终形成杨派艺术,在形成过程中不能忽略杨宝忠的功劳。有人甚至这样认为:“与其说宝森会唱,毋宁说是宝忠会拉,若无杨宝忠指导唱法并作唱腔设计,《文昭关》、《碰碑》、《击鼓骂曹》等杨派名剧的舒展平和、古朴苍凉的表演风格,也不会如此盛行”。
俗话说:牡丹虽好,还须绿叶扶持。有人评价杨氏兄弟是“绿肥红瘦。”戏曲是以演员为主体的综合表演艺术,突出演员自然无可非议,但琴师、鼓师等辅助人员对演员艺术风格的形成与日趋完美,却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直接作用。杨宝森的艺术风格形成,是他锲而不舍,潜心研练的结果。但琴师与鼓师对这一艺术流派的形成、丰富、发展,并使之日臻完美,其作用也是不能不予承认的。
6、德艺双馨的大师风范。他的敬业精神和艺德使人钦敬。杨宝忠与马连良合作多年,红花绿叶,相得益彰。他操琴不喧宾夺主,必等唱角博得彩声后,才在拉过门时拉些花腔。这样,既主次分明,也给唱角以喘息机会,极尽衬托之能事。
他常说:“胡琴的作用就是要使用各种技巧如弓法指法等,把唱腔的韵味意境衬托出来,就是要‘托腔保韵’;琴师不仅要把唱腔拉下来,而且要给演员助劲。这就要看琴师的水平了。如果琴师不在唱腔中的气口、闪板等地方给以垫补的话,演员便没法换气,要受累,胡琴要助演员一臂之力。”每个演员根据自身嗓音条件适应某一个调门,琴师要了解摸熟。而且演员的嗓音根据身体情况也时有变化,琴师必须随时调整。胡琴的担子中间部位栓有一个钩,这一小钩钩紧两根琴弦,使“琴码”能固定,它上下位置的移动,使弦的松紧程度发生变化,也就使调门会发生变化。这一小钩称之为“千斤”,说明了它的重要性。杨宝忠先生对此十分重视。他曾谈到“千斤”的重要作用,因弦紧拉起来舒服,松了不好拉。有的人为了自己拉起来舒服,不考虑演员的条件,任意下移“千斤”的位置,使调门长高了,演员唱起来就费劲,甚至影响他的嗓子,这是极不应该的。他认为这是“艺德”问题。所以要动一下“千斤”,就应该感到手上有千斤之重,慎之又慎。他给杨宝森拉琴时十分默契,他往往根据杨宝森先生当天的嗓子情况适当变化调门,有时在观众不知不觉间已经长了调门,所以演出效果极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