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逝:凤镇上的癌症病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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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生活:生活家 |
仿佛是最近几年的事情,癌症像纠缠的野草一样,在凤镇掠过街道压过巷子,此起彼伏地蔓延。每年,或者每月,都会有消息从这个安静的镇子上传出来,谁被查了出来,谁到了晚期,谁死了。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面孔,随着这样的一句话在眼前远远近近地闪现着。那些同样为此而去的明星尚能轰轰烈烈地引来唏嘘汹涌,而这些善良乡民,渡尽一生,就是一句话的简单归结。
应该为他们写点东西,以伤怀生命和诘问现实的名义。这是一个有些让内心发寒的命题。我暂时放弃一些更为凛冽的细节元素,仅仅是散开的记忆、叙述。城市的夜里,喧嚣透过窗子满室弥漫,这鲜活的声音,是生者最需感怀的幸福,是逝者再也听不到的了。
为尊重逝者,以下部分人物为化名。
■壹
五一,提前两天回家去看姥姥。妈说,你下次来可能就见不上了。
姥姥76岁,生有7个子女,年轻时生活很艰难。家里的镜框里有张一寸的照片,上面的姥姥骨瘦如柴,妈不止一遍说,当时姥姥已经病得难以下床了,家人说,总得有张照片吧,留个念想,于是姥姥被姥爷架着拍了这张照片,也算做是遗照了。后来几天米水没进的姥姥奇迹般地好了。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邻里都这么念叨。子女一个个地长大了,一个个地有了家庭,一个个离开了姥姥,虽然不在身边了,但都很孝顺,隔三差五地拿着东西来,姥姥便成了周围最享清福的人。
姥姥喜欢抽烟,家里又是“人场”,打牌的、串门的不断,所以每天都要抽上几支。儿女们都劝她少抽点,她答应着,不几天又开始抽了。去年冬天,开始吐血的姥姥被查得了肺癌,到了晚期。但所有人都没告诉她真实的情况,直到现在,她都以为自己得的是肺结核。一个邻居告诉她某个医院治疗肺结核很有效,她便告诉舅舅,要去看看。越是如此,所有人就越伤心。纵然是古稀之年,倘若得知了自己的生命期限,又如何不保证老泪纵横?
妈的伤心表现的尤为明显。早年家里风波较多,都是姥姥在照护着她。而今一切安稳太平了,这多少年的照护却要失去了。我想,没有了姥姥,妈会很孤独的,因为连个能去的地方也没有了。
炎热的夏天徐徐而来。这个夏天,一场恸哭在凤镇的角落里不知所措地酝酿……
■贰
应该叫他赖老师的,因为他曾经是我们小学的数学老师。
赖老师是个有故事的人。妻子去世得早,他一边要教学,一遍还要照顾老母亲和两个孩子,甚至还有地里的农活。在农忙的时候,他会叫上班里的孩子门去他家地里干活----别用城市的、文明的、逻辑的眼光去评论这个事情,一是这在镇子里的小学里普遍存在,二是学生们也很愿意走出沉闷的教室去田野里集体撒欢,是的,是撒欢,因为孩子们总是把农活做得乱七八糟。
赖老师的大儿子是个傻瓜。他总是盘坐在河边的大马路上,或者是家门口,流着稀里哗啦的口水嗯嗯啊啊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他的拿手戏是把脚丫子拿到脸上“洗脸”,每当有路人说:“洗个脸!”,他就表演式地用双手搬起黑乎乎的脚,架到自己的脸上左右揉搓。
在我上到高中的时候,赖老师为二儿子办了婚事,再过一年,他也找了个县城的女人。但几个月后,人们才想起来他的傻儿子好久没出来了。他说,在马路上走丢了。大家议论说,是被他埋了。
人们对赖老师二儿子去向的事儿没多加追究,即便是埋了,乡民们也都可以理解接受,毕竟这个男人日子过得太不容易了。现在自己续弦了,二儿子结婚了,他也算熬出头了,可以踏踏实实地养老了。
但天不遂人愿。
■叁
吴杏花一家子人丁兴旺。同门弟兄三个,她家为老大,有两个儿子,另外两个兄弟每家一个儿子,父母健全,全家和睦。
无声息到来的癌症,让这一切支离破碎。
2007年查出癌症的时候,已到了中期。拿出所有的钱做了手术,支撑了一段时间,后又复发,却再也无力去医院治疗。凤镇就是这样,表面上红墙绿瓦庭院整齐,但一旦出了事儿,比如得个严重些的病,基本上就把家庭搞垮了。尤其是面对癌症,家庭的脆弱薄如蝉翼。他们只能了了草草地治疗,然后等待生命的结束。多活十年八年的奇迹?那是从不敢想的。他们接受了癌症下的生活规则。痛苦或者无奈,都在这个圈子里按部就班地进行。
2007年的夏天,我因工作关系和一家专门生产抗癌药物的公司打上了交道。我曾设想让这家公司为吴杏花(按辈分,我应该叫她婶子)提供一些药物,如果能有所改观,我们会把这事情当成一个典型进行宣传。当我打电话告诉吴杏花和他丈夫的时候----那只是一个很简单、潦草的想法,没想到被他们当成了救命稻草,随后的两天,他们的电话接连不断地打来,电话里的语气是那么的庄重,甚至带着恳求。但事情最终没有做成。我至今为此愧对他们家人。
2008年的春节,我去拜年。吴杏花的公公婆婆在厨房里哭泣。因为,他们老两口知道,这是儿媳妇的最后一个春节了。
2008年的春天,吴杏花走了。
2009年,她的大儿子找了个家境不错的女孩,在县城买了房子,农历五月初六(5月29号)结婚,他的未婚妻已经怀孕4个月----一个新的生命即将诞生。如果一切如常,她也是应了奶奶的人了。
■肆
赖青强还很年轻,不到40岁,有一个女儿,12岁,上五年级。在他没被检查后癌症之前,一直在外面打工。丈夫在外面打工,妻子在家照顾孩子和田地,凤镇的家庭模式大致都是如此,简单着,幸福着。
癌症让这个一次能扛一百多斤粮食的汉子倒下了。他原来是有点啤酒肚的,病魔的折磨下,他瘦成了木柴。在治疗期间,他经常的苦,哭孩子,哭妻子,哭老人,也哭自己。哭能让命运改变方向吗?不能。这些在院子里垒着香台、敬奉着玉皇大帝灶爷门神、过年过节都要烧香拜佛的人,困境来袭时,却只能像一只只被装上车的鸡,扑啦着等待既定的最后。
乡邻们一遍同情着赖青强,一边夸赞着他的媳妇。“那是个好媳妇!”大家都说。这个女人在丈夫患病后,一直没日没夜地在床前端屎端尿,送水喂饭,并且把孩子和田地照顾得井井有条,一句怨言也没说过。丈夫去世时,她瘫倒在了地上,一声也哭不出来,“她累坏了,这下可以歇歇了。”“这媳妇要强,泪在半夜里哭都哭光了,现在哪还掉得下来。”
赖青强去世当天就下葬了,下葬的当晚她和女儿就被娘家人接走了。
“家没了。可怜了这娘俩了。”有围观者抹泪。
■伍
教过我小学语文,所以应该叫岳老师。得知岳老师去世的消息,晚了一年。当时是愣怔了一下,随之叹息:还是去了。
记忆中,岳老师一直身体不好。他会在讲课时撕心裂肺地咳嗽,脸色青紫,眼如铜铃。这场景刚开始让我们看得口瞪目呆,但后来就习惯了。
岳老师很严肃。但心情好的时候,会给我们哼上两句,那时候即使犯点错误,他也只是简单说句“老实点~”。
上了中学后,还不断地听其他晚几级的孩子嘻嘻哈哈地说起他。学生谈论老师是很正常的事儿,有的还喜欢给老师起外号。岳老师也有外号。
岳老师有个女儿,和我中学同年级不同班,学习成绩很棒。但没和她说过话,所以她不知道我是她老爸的学生。但每次看见她,都是带着点敬意的。
老师在凤镇上算是有身份的文化人,也是名人,说起哪位哪位老师,一般人都能添上几句话。而年龄大点的老师,教过一家两三代人也不稀罕。岳老师的癌症去世的消息就是在听路边的人聊天时得知的。
■陆
乡邻们一直叫他三胜,大名倒被很多人给忘了。凤镇上的不少人被人记住的是外号,名字只有正事时才用,也就是说基本上用不了几回,因为没多少正事。
三胜有近60岁了吧,比我年龄大多了,但他在镇子上辈分低,所以还应该叫我叔叔的。
镇子上像我这个年龄的年轻人都对他再熟悉不过了----他家开着商店,我们上学的时候都买过他的东西。印象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给族里的一个太爷买糖块,一元钱能买一百块,纸包的那种,我们把糖块买回来交给太爷,以后他需要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比如挠个痒痒了什么的,就发给我们一块;还有一次是买画,他家的画很便宜,一毛钱一张,教师节的时候,我们几个小同学每人买了一张,在旁边歪歪扭扭地写上字,送给了老师。
离开镇子后,就再也没去他那儿买过东西。也没有再见过他,不知道他的商店还开着没有。
一年过年回家,在街上意外遇到他,他比以前老多了,头发花白,和其他老头儿差不多了;按照礼节说,应该叫他点什么的,比如“大哥、叔叔”了什么的,但因为辈分的问题,我只能什么都不叫,让了一支烟后,想不到他竟然叫了我“叔”:“叔,你在哪儿上班呢。”我忽然想起了鲁迅笔下的闰土。
在查出癌症后,他儿子带着他去市里医院做了手术,养了一个多月,就又回到了镇子上。听人说效果不大,现在只能等死了。
多么像一场电影。
■柒
孟善奶奶经常来我家窜门,也经常在口袋里装一些糖果之类的东西给我们吃。她和我母亲很谈得来,家长里短的,唠起来没完没了的。早些年家里是非多,她让我母亲宽心不少。
孟善奶奶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落户在了东北,太远,一年也不见回来一次。我只见过他们一次,一口地道的东北话,让我们听着都费劲,更别说是孟善奶奶了。有人给她开玩笑说:你养这两个儿子还不如要两个闺女,闺女出嫁了还能常来看看你的。她说,不管在哪,有儿子踏实。
2002年,孟善奶奶不知怎么的就摔了一跤,自此拄上了拐杖。我妈说,原来在屋里得听你脚步声,现在得听你拐棍声了。她说,拄上拐棍也不会少来你家。我妈说,每天多来几趟,还就怕你不来。
仅仅过了三年,孟善奶奶就来不了了-----她偏瘫了,每天只能躺在床上,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吃喝拉撒都得让孟善爷爷伺候着。我妈说,这么爱走动的一个人,这整天在床上是活受罪。
2006年的春节去拜年,我们在她床边坐了一会儿,她拉着我们的手,我们说着一些祝好的话,她嗯嗯啊啊着,泪水从眼睛里流了出来。我从她眼里读出的意思是:看这孩儿,都是大人了,你们妈可终于熬出来了。
2007年,孟善奶奶被癌症带走了。
■捌
赖钱芳是一个好木匠,每年找他做家具的人络绎不绝。但他为人却很严肃,整天板着脸。他儿子和我们同岁,我们却几乎不敢往他家去。我们这些孩子曾经“总结”过镇子上的一些人,有“六酒”(六个爱喝酒的人)、五骂(五个爱骂街的人)、“三板”(三个爱板着脸的人),其中的“三板”之一就包括赖钱芳。
镇子上有次修路铺路基,每家都要出工,我作为家里的“劳力”去了。那时我还只不过十五六岁,分到的路段和他挨着,他闷着头忽忽地干了一个上午,把自己的那段给弄好了,监工的过来一看,大赞:看人家老钱修的路基!横平竖直的!其他人按照这个标准干,干不好不准回家!他二话不说,骑上自行车收工回家了。剩下的一群人大骂:这龟孙子是干木匠活的,按他的标准干都得难死!
别人难死难不死的,反正我是难死了。我虽有力气,但没经验啊,好不容易把土方弄够了,但不够瓷实平整,于是光外观就修了二个小时,直到天黑才被放回家去。
赖钱芳干过一件很折阳寿的事情,这事情到现在都还会被人议论起:很早年前,他和老母亲发生了矛盾,把母亲追出了几百米,摁倒在地上往嘴上抹了马粪。
赖钱芳弟兄三个,三弟死在了煤窑下面,二弟在东北。2004年,二弟处理掉了东北的家业回到了凤镇,兄弟团聚本应是好事,但因为分田地而大打出手,从此没有了往来。
也许真的是报应,2005年赖钱芳得了偏瘫,随后得了癌症,不消一年就离世了。
■玖
我承认,这组文章写到一半的时,我就有些想放弃了。脑子里冲进了太多的东西,犀利地追击着眼睛,这么多的冷酷的东西让内心一阵阵的发凉。怀念的情绪被茫然的诘问所打压,随之而来的发慌让双手交错不安。
这是我选择的最后一个人。
其实苏本祥和前面的赖钱芳和我父亲的关系都挺好的,夏日的午后或者冬天的墙根下,他们会经常在一起聊天。
“苏”姓在凤镇很少,只有四家。这让他们显得处处小心,待人为善。苏本祥有四个女儿,却只有一个儿子。这让苏家的香火更为的孱弱。
苏本祥体弱多病,农活基本干不了,所以即使是最忙的时候,他也是守着一群绵羊在树林里听收音机。所以在我的印象里,他是和那群绵羊联系在一起的。
苏本祥得癌症,所有人都不感到奇怪。只是,人们有些惋惜,“一个老好人。”
这次五一回家,他的妻子----也是一个老太太了,和我妈聊天,说了两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