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刷手机微信，看到一条“请求添加朋友”，微信名是“寂寞驼铃”，地址是“四川德阳”。“寂寞驼铃”似乎与塞外有关，微信地址常不真实，扫过时瞬间一闪念。陌生人要求加微信我基本不理，大多随手删掉。这个人看了“头像”，觉得多少有点“面熟”，就点了加入。不一会对方说他是初中八班同学赵克俭，哦！一个40多年没见的同班老同学，自初中毕业后再未谋面，突然从天上掉下来。

聊天中问了他这么多年的生活轨迹，1977年恢复高考考上了中专，上的却是大专的课程，2年后又转入内蒙古师范学院汉语言系本科继续学习，不过上课仅有半年时间在本院，其余全在其它地方。这也是我们同在一所大学读书，但从未见过面的原因。我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档事，今天才明白我们居然还是同一所大学的同学。毕业后这个人回家乡教书，几年后调到四川德阳继续当高中老师。现己退休了，这些日子回乌海看望兄弟姐妹，微聊中说是一个人生活……

我上初中的学校当时还叫海勃湾一中，1976年随着乌达与海勃湾合并成立乌海市，改称乌海一中。当时我们这个初中年级被称为“三连”，高中年级为“二连”，那是个特殊年代，学校还有军代表。上了半年后，我们这个年级原有七个班，被调整为十个班。这么鼓捣一下是因为转来2个“戴帽班”，也是那时局势混乱，小学不能全部正常升初中，仍留在小学代教初中课程一学期。这两个班转来编为九、十班，原有的七个班每班抽出大概七、八个人，新组成了八班。我原在一班，不知为什么给踢了出来，可能我数理化学习太差，眼晴有些近视，没有配眼镜，我又坐在最后排，一点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听不懂老师讲的课，从头就开始拉下了，数理化考试次次是零分。这是表面上的原因，实际上是我没心思学，文革时期“读书无用论”盛行，学习不好并不是个事。奇怪的是居然让我当这个班的班长，也可能我语文、政治、历史之类成绩不错，作文常被老师拿去当范文讲。学校美术组我是组长，校外练习素描、速写和水彩、水粉也有几年了，全校同学中我的绘画基本功靠前。恢复高考后，我以乌海专业成绩第一考上内蒙古师范学院美术专业并非偶然。我小学三年级就开始看小说，上中学前《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之类都啃过，欧美小说也偷偷找来翻了不少。文学上算是有些浅薄基础，从这些方面来说，在当年那个扭曲的时代，我这样还算是个“好学生”。

我感觉这个八班划拉来的同学，都是原班级不想要的主，趁机会打发了过来。所以这个班算是全年级最乱的班，有名的难以管理，这个我就不多说了。1974年9月初中毕业，我学习不好没心思上高中，又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需要带头上山下乡，当然还是我真不想上高中。就报名到一个国营农场插队，也许是因为“根红苗正”，我被任命为知青大队长、农场团委副书记，实际上还是在生产二队干活，受了不少罪。担粪担一天，晚上睡觉肩膀始终象压个担子沉重的要命。两人多高的大坝，两个人才抬的起的一块石头放到我背上，一口气要背到坝顶，一步一把汗，那真是汗如雨下。冬天早上4点跟拖拉机运石头，冻的满头满脸都挂白霜，手都僵的不会动了。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个月，我就被借调到新成立的市二中当美术老师了，没干几个月，又被招工到海勃湾矿务局露天煤矿……

1978年我考入内蒙古师范学院艺术系美术专业，即现在的内蒙古师范大学。我很幸运，一个初中毕业生能考上大学，关键是这时候考美术专业文化课只考政治、语文两门，前边说过这是我的强项，这才给了我机会，大学终于向我敞开大门。一开始我只知道，我们初中十个班600多学生，恢复高考后的77-78届只有3个人考上大学，七班的贾万平上了内蒙古农牧学院，八班的我和陈凤龙分别上了内蒙古师范学院和内蒙古工学院。一个最乱的班反而考上大学的最多，这多少有些奇怪，也许是种巧合，但还是多少能说明些道理，事物的好坏总是不由表象来决定。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个班一下子就出了两个大学生，全年级最多，最是厉害，这让我小骄傲了很多年。现在的人可能觉得升学率如此之低，还在那得意，简直太可笑了。了解历史的人应该知道，恢复高考的头两届，录入率极低，也就百分之一、二的样子。

可是今天，又知道了赵克俭1977年也“曲线”上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这就是说我们这个八班当年考上了3位大学生，这成就急速澎涨一大截呀，嘿嘿！这个班虽不起眼，但创造了小小“奇迹”。后来一些年同班同学宋永峰、苏治也考上了大学。我为初中八班骄傲！我为初中八班自豪！

在乌海一中读书时与学校美术组同学贾俊、肖晨宇（前排左一、二）、韩健君（后排右二）合影。

初中三年级时去北京与肖晨宇合影

乌海一中学生会宣传组全体合影，前排左起白云萍、张芝芳老师、张英，中排起王永新、肖晨宇、孙寿山，后排左起马军生、龚福宁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