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内蒙古乌海一中教书，心情颇为沮丧，甚至绝望。我就是在这个学校初中毕业，然后上山下乡到一个国营农场。不久借到乌海二中教美术课，那时我17岁，初中毕业生，竟然敢来给与我差不了一、二岁的学生上课，这有点荒唐。那个年代极度缺乏美术老师，只好让我这样的来“顶岗”。没教几个月课，海勃湾矿务局招工，矿务局子弟敞开录用。当时普遍看重有个“正式工作”，我就到煤矿工作了。先在露天矿采剥段干体力活，只干了18天就抽到段里搞宣传，不久又调到矿宣传科当干事。有个画点画的专长，加上写点东西也行，上初中时我的作文经常被语文老师当范文讲。让我少受了许多苦，总能干点轻松的营生。文革结束恢复高考，1978年我21岁时，考入内蒙古师范学院艺术系美术专业，为读这四年书，上个自己喜欢的大学，奋斗了一大圈，又跑回原来读书的中学，学校还是那两栋破旧的红砖教学楼，还是高低不平的土坯院墙，感觉生活又回到了原点……

图1、1988年去海南找工作，返程乘船到广州。图2、1988年去海南找工作，乘渡轮过琼州海峡。图3、在内蒙古画报社工作时与吉尔格楞在一个办公室。图4-5、在新华社内蒙古工作时留影。图6、与香港客人在昭河草原。

在中学教书的三年间，有次我到呼和浩特采购美术用品。忘了在什么情况下我去了趟《民族文艺报》杂志社，也不记得我怎么认识了编辑徐英，他刚从南开大学毕业分配过来不久。聊天中我无意翻弄桌上《民族文艺报》新一期的杂志，里边有篇我老师写的论油画民族化的文章，粗粗浏览了几段后，我随口叨咕了几句，大概就是不赞同这种观点之类的话。是我认为油画可以尽可能表现民族题材，发扬民族精神，但油画这种绘画形式永远也无法民族化，也没必要民族化，就是用油画材料画出了中国画的效果，那还是人家的油画，不是你的油画。如果不能体现油画色彩的丰富、厚重的层次，笔触的丰满、光感的充沛，也就是油画质感的美，油画就一点意思也没了。比如美声不用美声唱了，就肯定不是美声了！现在油画民族化早己无人提及，历史证明了这种说法的不切实际。

徐英听了我的“白呼”很兴奋，马上约我写一篇与我老师商榷的文章。立即拒绝了！开玩笑呀！这是我大学老师，我刚毕业没几年，就跟老师干上了，这太大逆不道了。更重要的是人人都知道这位老师是内蒙古美术界的“老大”，泰斗级人物，那容得我这样的无名小卒挑战，这太荒唐可笑了！这事立马就过去了。

回到乌海有段时间后，徐英出差路过乌海，专门来看我。那时我还单身，与老母亲仍住在一起。老式陈旧的砖瓦平房屋里地下摆个矮方桌，老母亲给炒了两菜，我和徐英老白干对饮。这家伙还来见我，还是那篇稿子的事，整个话题就是左动员、右鼓励。徐英年轻气盛，很想把杂志搞活和办好，做出些影响来，抓住这么好的选题怎么能放过。几杯酒下肚，有些热血冲头。最主要是被徐英这家伙的真诚感动，为了一篇破稿这样执着不懈，专门追过来接着鼓动我。整个激情此时全面爆发，为朋友两肋插刀！什么都不在乎了！一时豪气冲天，就把事应了下来。

第2天用了整个下午加晚上，在家里一个小破课桌上，一口气没停笔写了6000多字，连晚饭都没顾上吃。稿子寄给徐英后，一个字没改，杂志很快发表了出来。

如原所料，这位老师看到后特别生气，有人告诉我被大骂，说了许多不好听的话。相当一批人也嘲笑我自不量力，蚂蚁撼大树，太可笑了。我刚毕业时曾给这位老师写信，想考他的研究生，一直没有听到回音。此时有回应了，说我此举是为报复不被搭理。后来这位老师写了篇抨击我的长文，也发在《民族文艺报》上，整篇全是鄙视、嘲笑的字眼，把我说成了一堆狗屎。徐英的目的达到了，杂志有了“学术争鸣”，而且很是轰动。

我写的那篇东西没有保存，早忘了说了些什么了，不用说肯定有些粗糙和幼稚，应该没啥学术精神和艺术价值。当年这件事虽然是冲动而为，可我一点也不后悔，年轻时不来点猛打猛冲，那还要青春干什么。青春与青春的常识从不在一起，我没在乎那些“常识”，也许才有了我有血有肉的青春。同时也不认为这是个什么事，人生有些事不提就当从没发生过一样，也就没有任何得失的印象。那时我这种行为的确有点“张牙舞爪”，现在看就太平淡稀松了，争论无处不在。我记得徐英最后劝我，你别的就不要想了，只当扒拉点字，趁机赚点稿费花。那时候赚钱太少，大学本科毕业工作了月薪也就几十块钱。后来果然收到十几块稿费，真象咬了块大肥肉。

这件事只有一件有趣的后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下海到深圳创业。有次偶尔回呼和浩特，在大学老同学苏力德家里，碰到他原来在蒙专的同事照日格图，知道我是谁后，这人毫不客气“哨哒”我，“你就是那个杨毅臣呀！当年你与×××争论多有勇气呀！我们都特佩服你。可是你看你和苏力德现在，一身的铜臭味”。

后来幸好原来一位中学老师，此时己官至内蒙古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推荐我到内蒙古画报社工作。1985年我回到呼和浩特，有3年多的时间我从事美术编辑的工作。这个期间由于职业关系，我常参加外边的交流活动。那时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兴起，国门对外开启，各种新思潮、新观念涌入。置身其中当然有些兴奋，常常在一些场合“大放厥词”。

那时湖北有两份杂志在全国影响很大，一本是《青年论坛》，另一本是《美术思潮》，后者在停刊的最后一期发了我一篇稿，是讲欣赏油画不能只讲主题、意义，还要欣赏油画艺术美本身。后来看这论点就是废话，这太理所当然了。可在当时任何美术评论绝口不提绘画艺术水平如何，只谈政治意义和革命精神，这是不能触动的禁区，我等于第一个撕开了这个口子。

1986年夏天，我和画报老记者李世文到江西南昌参加全国画报一个活动。买了机票后，见谁都说我要坐飞机了，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那个年代能飞一把是件很稀罕的事，飞过的人超级少，值得大肆炫耀。我们这次又是喷气式飞机，中国当时少有的几架三叉戟。

讨论时大家都讲自己地方有什么特色，有那些名胜、古迹，要突出这些文化特色。我则强调地方特色应体现时代发展，比如广东的改革开放就是鲜明的地方特色。这话现在看太一般了，当时却非同小可。

大学同学张蓬扬毕业分到《草原》杂志当美编，有次杂志社搞个杂志广告的讨论会，他把我也叫去了。主持人先邀我在大学上学时教我们美术理论的某老师发言，他讲文学杂志4封不能刊登商业广告，这样会破坏文学杂志的格调和高雅，商业广告会拉低文学杂志的档次和品味，记不清楚了，大概是这样。点我发言先是客气拒绝了，我不想说，说了就会得罪老师。拗不过还是讲了，商业广告设计也是门艺术，需要创意表达，成功的广告设计就是优秀的艺术作品，放到文学杂志上相得益彰，丰富了艺术表现性，同样可以让读者得到艺术美的享受。我看到某老师的脸色不好看，赶紧把话打住！还是要啰嗦一句，现在完全是常识的事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相当一段时间内都不被人认可，需要有人出来“拨乱反正”。

大概1987年某个季节，我到内蒙古林区参加全自治区摄影工作会议，会上所有人发言全讲要充分表现内蒙古草原风情，突出地方特色，这是内蒙古摄影的主要方向。我又“放了一炮”，说这些年流行的内蒙古风情，不过是小花、小草，风和日丽的草原风光，实际上牧民在空旷、野性和孤寂的草原上生存和生产，需要顽强的生存意识和勇敢的抗争精神，这样的人性力量才值得发掘和表现。另外全国影展的入选、评奖均有地区平衡的考量，相当多的作品并不代表有艺术水平。在当时环境和语境下，我这么说太不合时宜了。

还有内蒙古团委搞了青年书法研讨会，我被邀参加，上台的几个人都是讲书法技法。同去的朋友鼓动我上去讲几句，主持人也点我的名字。这下可好，来了个“捣乱”的。我毫无客气说，当时国内正处在中国画向何处去的热烈讨论中，艺术新潮汹涌澎湃。但这个青年书法研讨会“两耳不闻窗外事”，只叨叨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太不合时宜了，与青年人敢于创新，勇于改变的精神相去太远。大概说的就是这意思，说完我调头就走了。第2天团委的人给我打电话，检讨这个会开的不好，请我把发言内容写篇东西给他们……

以上种种当时都是种“冲撞”和“造次”，算是很勇敢和有新见地，虽不是石破惊天，但也是一声春雷！不再说后来看是不是个事了，时代巨变了，落后与愚味早就被扫荡的七零八落。回到自己，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人，只留下年轻时的一点点莽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