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蠹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鲧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所，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

    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心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薄罚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铣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译文：在远古时代，人口稀少而禽兽众多，人们敌不过禽兽虫蛇。有一位圣人起来，他教人们架起木头搭成像鸟窝一样的住处来避免各种禽兽的伤害，因而民众爱戴他，推举他统治天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民众吃野生的瓜果和河蚌、蛤蜊等水产动物，腥臭难闻而且伤害肠胃，人们经常生病。这时有一位圣人起来，用钻擦木燧的方法取得火种来除去腥臭，因而民众爱戴他，推举他统治天下，称他为燧人氏。在中古时代，天下洪水泛滥，因而鲧、禹疏通河道。在近古时代，夏桀、商纣王残暴昏乱，因而商汤、周武王起兵把他们推翻。假如在夏王朝统治的那个时代还有人在树上筑巢居住、钻木取火，那就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假如在商朝、周朝那个时代还有人整天去疏通河道，那就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耻笑了。因此圣人不遵从古代，不墨守常规，而是考察研究当今社会的情况，顺应形势而制定相应的措施。宋国有一个人正在耕地，田里有一个树桩子，一只兔子奔跑的时候撞在这树桩上，折断了脖子死了。他便放下自己手中的木锹而守在树桩旁边，希望再捡到兔子。兔子当然不可能再得到了，而自己却被宋国人所耻笑。现在假如想用古代帝王的政治措施来治理当代的民众，就都是些守株待兔之类的笑话了。
    古时候成年的男子不耕种，野生的瓜果也就够吃了；妇女不纺织，禽兽的皮也就够穿了。不从事耕种纺织等体力劳动而给养充足，人口稀少而财物有余，所以人们不互相争夺。因此用不着优厚的奖赏和严厉的刑罚，人们自然安定无事。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而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祖父还没有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因为人口众多而财物缺少，从事劳动很辛苦还供不上吃穿，所以人们才互相争夺。即使加倍奖赏、屡次处罚而仍然不能避免祸乱的发生。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茅草盖的屋顶也不加修剪，枥木做的椽子也不加砍削；吃的是粗米、稻饼之类的粗粮和野菜豆叶之类熬煮的菜羹；冬天只穿小鹿皮做的皮衣，夏天只穿葛布做的粗布衣；就是现在看门人的生活水平也不会比这更差的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木锹铜铲走在百姓前头干活，累得大腿上都没有肥肉，小腿上不长汗毛，即使是奴隶们的劳役，也不会比这更苦的了。由此说来古代让掉天子的职位，其实是丢掉了看门人的给养，还摆脱了奴隶般的劳役，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并不值得称赞。现在的县令，一旦自己死了，他的子孙接连几代都享受出门乘车的特殊待遇，所以人们都很看重这个官职。因此人们对于辞让职位这件事，可以轻易地辞去古代的天子，却难以舍弃现在的县令，这是因为待遇上的微薄和优厚的实际情况不一样啊。
    在山上居住而从山谷中取水的人们，每逢祭祀的节日就把水作为礼物互相馈赠；在洼地居住而被水涝害苦的人们，却要雇佣劳力来开沟排水。所以在荒年的春天，就是幼小的弟弟也不给他东西吃；而在丰年的秋天，即使是关系疏远的过客也一定要请他吃饭。这并不是要疏远自己的骨肉之亲而偏爱过路的客人，而是因为粮食或多余或缺少的实际情况不一样啊。因此古人看轻财物，并不是因为心地仁慈，而是因为财物绰绰有余；现在的人争夺财物，并不是因为卑鄙无耻，而是因为财物太少了。古人轻易的辞去天子的高位，并不是因为品德高尚，而是因为当时天子的权势很小；今天的人争着去做官或依附权势，并不是因为志趣低下，而是因为当官的权力很大。所以圣人要研究财富的多少、考虑权势的轻重来制定政令。因此处罚轻微并不是因为仁慈，惩办严厉也不是因为残暴，而都是适应了当时的习惯风俗来办事罢了。所以社会情况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着，措施就应该适应变化着的社会情况。
    古时候周文王住在丰、镐之间，领土才方圆百里，他推行仁义之道而感化了西戎，结果便统治了天下。徐偃王统治着汉水以东的地区，领土有五百里见方，他也推行仁义之道，因此而把土地割让给他并向他朝拜称臣的有三十六个国家。楚文王怕他会危害楚国，起兵攻徐，把它消灭了。所以周文王推行仁义之道而称王天下，徐偃王推行仁义之道却丧失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仁义之道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不同了，政策就要跟着变。
    在舜统治天下的时候，苗族不肯归顺，禹准备去讨伐他们。舜说：“不行。君主的德行不深厚却使用武力，这不是个正义的办法。”于是就用了三年时间修行德教，拿着盾牌、大斧等器跳舞来进行精神感化，表示要停息战争，苗族便归顺了。到打仗的时候，兵器长的就刺到了敌人，铠甲不坚固的就伤了身体。这说明拿着盾牌、大斧等武器跳舞来进行精神感化的办法只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现代。所以说：社会情况不同了，措施就要跟着改变。
    上古时代人们主要是在道德上竞赛高低，中古代人们主要是在智谋上角逐优劣，时到如今人们主要在力量上量强弱。齐国将要攻打鲁国的时候，鲁国派子贡去游说齐国人。齐国人说：“您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我想要的是土地，而不是这些话中所讲的道理啊。”于是就起兵攻打鲁国，占了大片土地，把距离鲁国都门十里的地方作为国界。所以说齐偃王推行仁义之道而徐国被消灭了，子贡富有口才和智谋而鲁国还是丢掉了大片土地。由此看来，推行仁义之道、运用口才智谋，都不是用来保全国家办法。如果当初抛弃徐偃王的仁义，不用子贡的智谋，依靠徐、鲁两国的力量让他们去抵抗拥有万辆兵车的强国，那么齐、楚两国的欲望也就不能够在徐、鲁两国得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