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是否可以搬演，一直以来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但不管怎么争吵，搬演却早已成为纪录片创作中一种常用的手法。“搬演”与“扮演”不同，“搬演”是让演员还原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场景也是一定程度上对纪录片所要表现的情景的复原，不允许有夸张和演绎的成分，经常会使用人物虚化、只展现局部等手法来制造一种离间效果，令观众清楚的意识到他们看到的不过是现代人的搬演。而扮演则更突出表演的意味，是故事一种纯虚构的表达方式。

    钟大年曾经说：“真实，是一个关于现实的神话”。绝对的真实，是一个永远无法企及的神话，更何况纪录片本身还要有创作者的观点和态度。我们能做的只是无限制地去接近真实的面貌。也正因为此，纪录片才有了他那永恒的迷人魅力。

    而“搬演”只是纪录片创作的手法，长镜头、跟拍、同期声等手法曾经被人们认为是拍摄纪录片的必然手法，甚至一度把纪实与真实混淆，不过后来人们发现，所谓纪实手法只是“怎么拍”的问题，而“真实”是“拍什么”的问题，完全是两个层面上的东西，纯虚构的故事片可以使用纪实手法，人们不会认为那是纪录片，而纪录片也可以采用非纪实手法去拍摄，诸如电脑特技、搬演等等。

    以前一直觉得搬演就是情景再现，并没有仔细去研究关于搬演的深度问题，昨天从金老师给的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纪录片中的搬演手段》，值得一读，文章把纪录片的搬演手段分为四种，一种是告知搬演，就是在纪录片中使用语言或字幕告诉观众这里的画面是影视资料，是搬演。文中对所谓的“真实再现”这个词提出了质疑，既然无法达到“真实”，何谈“再现”，所以文章说使用“真实再现”不如使用“情景再现”更为谦虚。

    第二种是自明搬演，在一些纪录片中，一看就知道是搬演，比如《故宫》中建造故宫的场景，明代没有影像记录工具，这是常识，今天的纪录片中出现的朱棣，出现的明朝官员，一看就知道是搬演，但是在搬演的过程中，一定要与观众保持距离，充分达到“离间效果” 。

    第三种是无害搬演。这个词听起来很有意思，作者认为所谓的无害搬演是指纪录片中出现的短暂的局部镜头，比如一个纪录片讲的是一位母亲被质疑在火灾中故意害死了自己的孩子，片中多次出现火的特写镜头，这些特写镜头是搬演的镜头，这样的镜头的使用对影片节奏产生了影响，容易误导观众，所以被作者认为是一种“临界”的状态。用过了就有害了。

    对于作者的第三种说法，我深有感触，纪录片为了获取最大程度的收视率，常常采用类似于故事片的叙述方式，就算创作者不承认他们在误导观众，实际上他们镜头的处理手法已经对观众产生了同情、憎恨、喜欢等情感。观众早已经进入到他们预设的情境中，这种临界早已经被打破。比如《故宫》中，朱棣皇帝受到惊吓，给了一个恐惧的双眼的特写，朱棣皇帝当时的情况如何无人知晓，但是这里的编导却在明白无误地告诉观众，朱棣已经到了恐惧的极点。这里就不再是“无害”，而是“误导”。

    文章认为，第四种搬演是非虚构搬演，比如最早的《北方的那努克》，弗拉哈迪让当那努克演自己的生活，就是自己演自己，当今人们熟悉的迈克摩尔经常使用这样的方法。这种“表演”必须是非虚构的，可是如果把握不好则容易产生对观众的“蒙蔽”和“欺骗”。

    因此文章认为，无害搬演与非虚构搬演在纪录片美学上相对边缘，一定要把握好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