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黄怀信先生认为：“《月令》虽本在（《逸周书》）七十一篇书中，但既被编于《礼》书，流传自广，后之抄《周书》者无烦再抄，故致于‘佚’。前人或以《周书》之《月令》亡于汉，实为未妥。”（《逸周书校补注释》第59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
[2]《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吕不韦效仿孔子、左丘明等人作《春秋》、《左氏春秋》，“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吕氏春秋》。”《礼记正义》疏：“吕不韦说十月之令谓为春秋，事之伦类，与孔子所修《春秋》相附近焉。《月令》亦载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五行礼义之属，故云相近也。”（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第17页。巴蜀书社2001年。）《淮南子·要略》陈述编纂者的意旨：“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胡适说：“《淮南王书》与《吕氏春秋》性质最相似，取材于吕书之处也最多。”（《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第10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3]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月令》郑玄注：“陆曰：此是《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后人删合为此记。”
[4]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十册《受礼庐日记》下册。引自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序》第18页。今人王利器对此多有考证，王范之《吕氏春秋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则有专门研究。
[5] 《墨子·七患》：“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与《逸周书·文传解》引用《夏箴》语略同。《战国策·秦策·田莘之为陈轸说秦惠王章》：“《周书》有言：‘美女破舌（后），美男破老。’”语见《逸周书·武称解》。（见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释》第39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
[6]罗家湘先生还认为：现存《逸周书》中《世俘》、《商誓》、《皇门》、《尝麦》、《祭公》、《芮良夫》是西周作品；《籴匡》、《大匡》第十一、《程典》、《宝典》、《酆谋》、《寤儆》、《和寤》、《大匡》第三十七、《文政》、《武儆》、《五权》、《成开》、《大戒》、《本典》、《官人》、《史记》等训诫书是春秋早期作品；其他多作于春秋时代，《文传》有战国中期的文字编入，《器服》可能是汲冢战国遣册混入其中。《古文尚书》原有《成武》，后亡佚。其中82字为《汉书·律历志》引，得存。此文与《逸周书·世俘》几乎全同。学界很多人认为《世俘》就是《武成》。郭沫若认为《世俘》最为可信。（见罗家湘：《逸周书研究》第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按：汲冢竹书发现于晋太康二年（281年）或咸宁五年（279年）或太康元年。荀勗﹑和峤认为墓葬主人是魏襄王（前318－295年在位），卫恒﹑束皙认为是魏安釐王（前276－254年在位）。
[7] 转引自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释》第25页。
[8]蔡邕：《月令章句》，见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第一册，第9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
[9] 《困学纪闻》卷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关于《月令》是周公所作之说，亦属臆断。陆德明《礼记释文》孔颖达疏：“按郑目录云：‘名曰《月令》者，以其纪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抄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之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此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孔颖达：《月令》有“大尉”之官，周无而秦有之，《月令》以十月建亥为岁首，此合秦历而不合周历，证明《月令》本不属于周法。（见[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399页。中华书局1989年。）
[10]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第48页。中华书局1988年。按：钱穆认为邹衍年代约为公元前305－前240年。（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697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也有人认为《月令》属于战国时期的占星家甘德的星名体系。（见武家璧：《观象授时——楚国的天文历法》第96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1] 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第15页。后来徐复观先生也认为《月令》与《吕氏春秋·十二紀》、《逸周书》以及邹衍的阴阳五行思想之间具有内在的关系。详见徐复观：《汉代思想史》第二卷“《吕氏春秋》及其对于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12] 据沈文倬先生研究，自汉至宋，《夏小正》只有卢辩的注。宋代有傅崧卿和金履祥的注释，清代形成整理《夏小正》为研究天文学动植物的专门科学，先后有二十多家。校勘以卢文（弓召）黄丕烈、孙衍星、叶大壮最著名，注释有诸锦的《夏小正诂》、孔广森的《夏小正补注》、毕沅的《夏小正考注》、王聘珍的《夏小正解诂》、朱俊声的《夏小正补传》、王筠的《夏小正正义》等。（见沈文倬：《菿闇文存》1001－1002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
[13] 沈文倬：《菿闇文存》1002页。
[14] 沈文倬：《菿闇文存》1001－1002页。因此，《礼记》后来又有“月令”“明堂”学问之说。《月令》除历法之外还包括明堂制度。刘向《别录》：“《月令》属《明堂阴阳记》。”《路史·余论》卷二《唐书月令》：“顷见郭京《易举正序》言：‘我唐御注《孝经》，删定《月令》。’以知唐室尝改古之《月令》矣。中见斗南于世家获唐版五经首帙为贶，其本既《礼记》以为先，而以《月令》冠篇，《曲礼》次之。……此即《唐志》御定《礼记月令》一卷者，……”（见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第23页。）“明堂”学内容后来亡佚，“月令”古学也在魏晋时亡佚。
[15] 许倬云：《西周史》第283页，三联书店2001年。
[16]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一册，第2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17]李学勤：《夏小正新证》，《古文献丛论》第212、22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詹子庆先生说：《夏小正》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古老的月令。它是按十二月顺序，详细地记载了大自然包括天上星宿、大地生物和与之相应发生的变化，形象地反映了上古先民对时令气候的认识。”（见詹子庆：《夏史与夏代文明》第32－33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
[18]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七卷，第43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19] [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夏小正》第四十七。中华书局1983年。张汝舟：《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无“执养宫事”。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
[20]见沈文倬：《菿闇文存》1001－1002页。
[21] 参见《汉书·地理志》：“公刘处豳，……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颜师古注：“谓《七月》之诗。”
[22] 引文出自孙希旦：《礼记集解》。
[23] 参见王锦民：《古学经子——十一朝学术史新证》第149页。华夏出版社1996年。
[24]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七卷，第43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25] 《夏小正》虽然有夏代历法材料，但混杂了春秋时期的一些思想，成书可能较晚。《七月》可以基本确定为西周作品。
[26] 可参见徐复观：《汉代思想史》第二卷“《吕氏春秋》及其对于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
[27] 张汝舟先生发现中国上古天文学中的几个概念“中”、“流”、“伏”、“内（入、纳）”，表明不同月份中星宿在天际显示的不同位置和状态。例如：“昏火中”（《月令》六月记），“流火”（《诗经·七月》），“辰则伏”（《夏小正》八月记），“内火”（《夏小正》九月记）。（见《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第16页。）
[28] 后人考察《夏小正》的说法符合农事规律。宋黍升《笺疏》曰：“五月中气黄道日躔柳十六度九分，昏之中星，当距日一百七度，日距心前一百一度二十分，故大火中。心中，种黍菽糜时也。……《尚书·考灵曜》云：‘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种黍’是也。又言菽者，《尚书·大传》云：‘主夏者，火星中，可以种黍菽。’又言糜者，《开元占经》引《神农书》云：‘大岁在四仲夏至，可以种糜。’此正夏至种糜之据也。”（转引自沈文倬：《菿闇文存》1001－1002页。）
[29] 详见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第31－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30] 古代人们传说关于“观象授时”的历史是从三皇五帝开始的。《史记·历书》云：“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祗物类之官”。《尚书·尧典》云：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31] 张汝舟：《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第13页。
[32] 《国语·楚语》：“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史记·历书》有同样记述。《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陶唐氏即帝尧，“火正”就是观测大火星的官员，说明帝尧时已有历象天文“观象授时”的官员。比较可靠的是夏商周三代都设有天文官员。西周称冯相氏、保章氏，还有执掌漏壶的挈壶氏。
[33]中国天文学史整理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第10页。科学出版社，1981年。
[34] 见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第403页。
[35] 见殷玮璋 曹淑琴：《中国远古暨三代科技史》第9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36]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第3页。科学出版社，1981年。
[37] 可能盘庚迁殷（约前1300年）之前已经采用干支纪日。《春秋》记载的第一次日食发生在鲁隐公三年（前720年）二月己巳日，这次日食已被证实，日期准确。由此证明从春秋一直到清宣统三年，干支纪日2600余年，没有一日差错。天干地支的起源，有学者认为天干与羲和生十个太阳有关，地支与常羲生了十二个月亮有关神话。（见黄金贵主编：《中国古代文化会要》第65页。西冷印社出版社2007年。）
[38] 见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第386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
[39]例如：“贞：帝不降大旱。九月。”（《合集》10167）“月一正曰食麦。”（《合集》24440）（见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第409－422页。）
[40] 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第425－426页。她的结论也完全证明了关于夏代建寅、商代建丑、周代建子的“三正说”只是汉儒的臆造，纯属子虚乌有。杨向奎先生的研究也表明，商代历法的岁首实际上是不固定的。他说：“我国早期历法中，虽然季节月名有基本固定的关系，但岁首有一定的摆动。因此认为：商代历法的岁首很可能在主要农作物收获前后的秋季，即建申、建酉，含今立秋至寒露、霜降三个月中，这不仅符合武丁纪月的月食考订，也能解释许多纪月与季节有密切关系的农事、气象卜辞。”（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244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张汝舟先生经过对比，发现《夏小正》、《诗经·七月》、和《月令》皆用殷正，《尚书·尧典》用的是夏正。（见《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第597-598页。）
[41]中国天文学史整理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第11页。也有人认为“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指二分二至。（见徐传武：《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第5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有学者认为：“战国秦汉间的四季仲月初昏中星，据《礼记·月令》与《吕氏春秋》记载，是孤矢、亢宿、牛宿、壁宿。这是战国秦汉间的天文历法现象，当时人抬头即见，容不得任何人作伪。而《尧典》四中星却是星宿、大火、虚宿、昴宿，它与战国秦汉四中星相比，各星向西后退了大约三十度。……中间就要经过2152.5年，这正是帝尧到战国秦汉之间的年数。由此可知，《尧典》中的历法材料，一定就是当时的历法天文材料，而不是战国秦汉人的作伪。”（郑慧生：《星学宝典——天官历书与中国文化》第24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竺可桢曾认为《尧典》四仲中星是殷末周初时候的天象。还有人认为四仲中星是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天象。（见江晓原《占星学与传统文化》第58-59页。）据《左传》记载，我国最早的冬至时刻的测定，是在春秋时代鲁僖公五年（前655年）正月辛亥，和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二月己丑两次。是用圭表测定的。（申先甲：《中国春秋战国科技史》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42] 二十八宿的说法西周时期还没有完善。现已证明这个体系至迟是在战国早期完善起来的。（参见《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第16页。）其中部分星宿名称在《诗经》和《夏小正》中有记载。《周礼》中的《春官》、《秋官》中都有二十八宿之说。到《吕氏春秋·有始》才最早给出了自角至轸的全部名称。竺可桢、钱宝琮、夏鼐认为，建立二十八宿的目的是为观测月亮运动。正如《吕氏春秋·圜道》所言：“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圆道也。月行于天，约二十七日又三分之一天而一周，约日旅一星，经二十七日余而复抵原星，故二十八为宿舍之数，以记月亮所在位置。”中国、印度、阿拉伯、巴比伦古代都有二十八宿之说。陈遵妫和日本学者新城新藏认为中国起源最早，与四季相关。新城新藏说：“二十八宿是在中国周初或更早的时代所设定，而在春秋中期以后自中国传出，经由中亚细亚传于印度，更传入波斯、阿拉伯等地方。”印度古代分冬春夏雨秋露六季，现在还分寒暑雨三季，与二十八宿不配合。根据岁差的计算表明，距今3500年之前，冬至在虚，夏至在星（七星），春分在昴，秋分在房，天球赤道正好与二十八宿中大部分星宿的位置相符合，即二十八宿大部分处于赤道附近。后汉时代，我国黄道坐标概念才得以形成。（见申先甲：《中国春秋战国科技史》第7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43] 金木水火土五星中最先被人们认识的是木星。可能与它在一年中被人们看到的时间很长而且明亮有关。有人认为：大约在公元前20世纪以前，人们就知道木星是颗行星，12年绕天一周。周初已经用推算木星的位置来占卜。（见申先甲：《中国春秋战国科技史》第74页。）用木星进行占卜是巫术，与后来的占星学具有本质的不同。占星术也不同于古代的天地日月之神的崇拜，与这些祭祀活动有根本区别。
[44] 东汉建武三十年（54年）以后用干支纪年。（见黄金贵主编：《中国古代文化会要》第65页。西冷印社出版社2007年。）
[45]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第23页。。
[46] 参见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册，第5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47] 上古重农思想与皇权意识在历法中似乎是一体的。许倬云先生认为：“古代文献资料中，‘藉’是与农业有关的行事，其来源可能甚早。《夏小正》中的藉，列在正月，可算是农事之始。”“藉”也见于金文铭辞中。 《国语·周语》有王室藉礼的详细说明：“在立春前九日，太史即当将时令报告农稷官，庶几周王及有关臣工，都及时筹备藉礼。立春前五日，‘瞽’（……）感觉春风微动了，周王必须住入斋宫，君臣都斋戒三日。到了立春那天，先举行祭礼，然后在稷、膳夫及农正的赞襄，太史引导周王在‘千亩’行藉礼。‘王耕一（土发），班三之，庶民终于千亩’，象征周王与公卿都亲自参与耕作。藉的收获，存储在专用的神仓，作为祭祀之用。藉礼之日，也举行飨礼，上下都共享酒食。‘毕，宰夫陈飨，膳宰监之，膳夫赞王，王歆大牢，班尝之，庶人终食’。”另，《诗经·七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可能不仅记载单纯下田工作，也可能指涉初耕的仪礼。最后的“跻彼公堂”就是祭祀和飨礼。（参见许倬云：《西周史》第284、283页，三联书店2001年。）《诗经》中《小雅·甫田》、《小雅·大田》、《周颂·载芟》、《周颂·良耜》、《周颂·臣工》、《周颂·噫嘻》都描写田间生活，包括王公大臣。统治者不仅认识到不韦农时，而且在农忙时候采取措施保护耕作，不兴土工，不作师旅，庶民“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等。（参见《吕氏春秋·上农》，白寿彝：《中国通史》第594页。）占星学出现以后这种思想有了改变，比较一下可以看出其中的变化。
[48] 陈遵妫先生说：“我国大概在商代以前，占星术就已经萌芽了。由于奴隶主阶级的提倡，占星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商代的许多甲骨片就是占卜用的，其中有不少天象纪事，正是占星术发达的证明。古代史籍中常见的巫咸就是商代著名的占星家。到了周代，占星术不仅为统治阶级所把持，而且明显地在为其服务了。春秋时代占星术更为盛行，从《左传》及《国语》的记载，可以看到占星术在公元前七世纪及公元前六世纪的兴旺景象。占星术的基本内容是，凭着那时看来是反常或变异的天象，预言帝王或整个国家的休咎以及地面上灾祸的出现，从而尽了提出警告的责任，使之预先有所警戒或准备。”（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一册，第194页。）其实，甲骨文中的占卜与占星学是两回事。另一部权威的《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天文学史整理小组编著，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则笼统地认为中国占星学出现于阶级社会：“到了阶级社会，原始迷信和神话传说的成份却变成相当细致的占星学。”（该书第3页。）冯时先生说：“东西方的天文学在尚未摆脱神学影响的时代，都或多或少地染上了占星术的色彩。西方的占星术……认为，日月众星对人体具有的某种作用，如同铁在磁场中受到磁力作用一样，而中国人则更相信天人感应和天人相通，……因此，中国的占星术并不像西方那样完全根据人出生时日月五星在星空中的位置来预卜人的一生命运，而是把各种奇异天象看做是天对人间祸福吉凶发出的吉兆和警告。显然，中国的占星术更多地为统治阶级所利用，这与中国天文学官营特点是密切相关的。”（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6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49] 江晓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实质就是占星学，主要不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他用《汉书·艺文志》关于“天文”一词的解释来说明古代天文学的性质，即“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岁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因此，他认为“历代官史中的《天文志》，皆为典型的占星学文献，这类文献最早的，在《史记》中名为《天官书》，天官者，天上星官所呈之象，即天象，尤见‘天文’一词之原初遗意。今人用‘天文’去对译西方astronomy一词，其实是大违‘天文’的中文本意的。”（见江晓原：《占星学与传统文化》第193-19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50] 今人考证得出这次日食可能发生在洛阳地区4种时间：公元前2043年10月3日，公元前2019年12月6日，公元前1970年11月5日，或公元前1961年10月26日。（见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80－81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史记·夏本纪》与古文《尚书·胤征》也记录关于夏代日食的事情，但《尚书·胤征》语前多出“乃季秋月朔”一语。“辰”为日月会次之名，“房”是星宿名，“集”通“辑”，意为：日月会次，不相和辑，而掩蚀于房。“瞽”是乐官，奏，进也。古人伐鼓用币救之。啬夫是小臣，汉代有上林啬夫。庶人即百役。（参见《书经集传》蔡沈注本，第64页。中国书店1994年。）这与下文所述《春秋》鲁庄公二十五年、鲁庄公三十年、鲁文公十五年记有“鼓，用牲于社”一样，是古代对待日食的办法，就像大旱求雨的仪式一样，与占星学有本质区别。
[51] 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第9－20页。
[52] 参见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232-250页
[53] 据徐振韬、蒋窈窕先生研究：“1974——1977年，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的有关部门和学校，以及各省市的有关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大约一百多个单位和三百多人按计划对古代天象记录进行普查。查阅古籍总数高达15万卷，收集道的天象记录1万多条。其中包括太阳黑子、极光、陨石、日食、月食、流星、流星雨、彗星、新星和超新星、月掩行星、日月变色、异常曙暮光和雨灰等。1988年，以《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为名，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见徐振韬 蒋窈窕：《五星聚合与夏商周年代研究》第57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
[54]张培瑜：《、日食和有关问题》，《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三集，科学出版社，1984年。
[55]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
[56] 《左传》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为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故参为晋星。”
[57] 现在某些地区还有“犁星”、“水车星”、“轱辘把星”，沿海地区有“南挂星”、“三枝浆星”等。（见中国天文学史整理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第42页。）
[58] 《诗经》中描绘天象的诗有不少，如前所述，内容都是描述农耕生活与星辰的一般关系，唯《小雅·十月之交》不仅描绘了日食和月食，还有“日月告凶，不用其政”之说。我认为，不管这首诗写于何时，仅此一首诗决不能说明在那个时期系统的占星学理论已经建立。
[59] 申先甲：《中国春秋战国科技史》第6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60] 见陈尊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二册，第3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礼记·礼运》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十三经注疏》云：“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后来把麒麟换为白虎，有人称与孔子作《春秋》到获麟为止相关。“麟为周亡天下之异。”所以后人以山兽之君虎代替。《礼运》孔疏引：“龙东方也，虎西方也，凤南方也，龟北方也，麟中央也。”西方为白虎，麟在中央。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前433年左右）中有一漆器箱盖，会有二十八宿图案，东方绘有青龙，西方绘有麟。可见在汉代麟才换成白虎，而二十八宿在当时已是很普遍的知识，“四象”的知识可能还会更早。
[61]徐振韬、蒋窈窕先生认为：十二次分野大概是在战国时代形成的。（见徐振韬、蒋窈窕：《五星聚合于夏商周年代研究》第20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
[62] 参见郑慧生：《认星识历——古代天文历法初步》第三编第五章：“唐·无名氏《玄象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
[63] 西周巫咸学派为宋国司星继承，子韦是代表，《庄子·天运》中有“巫咸祒”，子韦名祒。石申把全天恒星分为二十八宿及中外官星座，应用“度数”给出这些星的坐标。包括“去极度”（该星与北极星的角距离），二十八宿的“距星”（各宿中选定的作为测星标志的星）的“距度”（相邻二宿的距星的赤经差）和黄道内外度；还有中外官的“入宿度”（该星与其西邻一宿距星的赤经差）和黄道内外度；“度”以下的小数还用“太、半、少、强、弱”等表示。《石氏星经》所载共包含二十八宿和中外官星120座，含星121颗。这些内容可能有汉人修改和加入。至西晋武帝时，吴国太史令陈卓将石氏、甘氏、巫咸氏三家所著星经综合一起，编写了包含283各星座1465颗恒星的星表，绘成星图，成为中国古代的一个标准星图。（见申先甲：《中国春秋战国科技史》58－5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唐时瞿昙悉达《开元占经》中有大量巫咸、石申和甘德的占星理论，真伪难辩。
[64] 有些学者也持这种看法。陈遵妫先生说：“宗教在中国殷代，还是相当的原始，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思想体系；到了殷末周初（公元前十二世纪前后），形成了所谓阴阳五行说，它一方面对当时天文学的发展有所促进，但另一方面，它的迷信唯心的伪科学，长期地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使我国的天文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进展比较缓慢。”（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一册，第83页。）他所推断的时间与本文不同。
[65] 刘韶军编著：《古代占星术注评·开元占经》第13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
[66]《开元占经》卷十八。见刘韶军编著：《古代占星术注评·开元占经》第142、144、145页。另：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书《五星占》和《云气星象杂占》表明，当时对于五星会合周期的了解已经相当准确。其中《五星占》，包括占文和表格共6千多字。（详见《中华文明史》第一卷，第350页。）
[67] 《史记·天官书》把整个天空分为五个区域，北极附近的中宫为“太一常居”的宫阙组织，中央为帝星（小熊座b），在它周围有太子（小熊座g）、正妃（勾陈一，小熊座a）等，外面还有相当于帝车的北斗七星，以及表示上将、次将、贵相、司命、司中和司禄的六星组成的作为天府的文昌宫等。其他四个区域即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与“三垣”不同，与“四象”也不同。这都是后来天文家所起的星名，春秋以前没有这种现象。
[68]由此再看看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天”，其占星学的含义在所难免。
[69]三正之说始见于《左传》昭公十七年。谓夏以建寅为正，殷以建丑为正，周以建子为正。王朝正朔，成为头等大事。（参见张汝舟：《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第103页。）《史记·历书》、《汉书·律历志》有相同记述。根据的最新研究，关于夏代建寅、商代建丑、周代建子的“三正说”只是汉儒的臆造，纯属子虚乌有。（见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第425－426页。）汉武帝元封七年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制定了三统历颁行全国。第一部完整留下文字记载的历法是西汉末年的《三统历》，是刘歆根据《太初历》改造而成的。全部文字见于《汉书·律历志下》。
[70]应该说，江晓原先生所说的都是战国以后的中国天文学，春秋以前的中国天文学与此完全不同。他所用的材料也都是战国以后的。确切地说，在邹衍的阴阳五行说出现之前，中国天文学主要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不了解这一点，大概不能把握中国古老文明一种本质。
[71]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第399－400页。
[72] 例如：星纪：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牵牛初，冬至；终于婺女七度。《旧唐书·历志三》载《大衍历·步发敛术第二》中有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物候对照表，与《月令》基本相同。（见江晓原：《占星学与传统文化》第168页）
[73]陈遵妫先生说：“从我国历史来讲，天文学实际是研究星象和气象两门知识。”这与西方古代的天文学不同，他们主要是星象学。（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一册，第2页。）我认为星象方面可以分为占星和历法，气象属于农政。
[74]作者大约是唐末到五代初人，该书北宋后失传，1960年在日本发现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朝鲜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