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尤其他的散文，是公认的文人散文，没有空泛的说教，也没有宏大的题材，字里行间都是一个文人的趣味所在。他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因此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每一篇文字，都自觉吸收着传统文化，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

  他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这期间受到当时担任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所以，我们从他的文字中，很轻易地就读到了沈从文的气息，那些文字，一如沈从文先生的湘西散文，毫无疑问地显示出他与沈从文的师承关系。

  汪曾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极富地方特色。

  他的作品在疏离中中透出凝重，在平淡中显示出奇异，风致清逸灵动，篇篇都是让人拍案叫绝的佳构。汪曾祺同别人的不同之处，正在于他师承沈从文先生时期，他在那里接受了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

  当时，西南联大大师云集，从他们的身上，他耳濡目染学到了他们的精髓。尤其不同的是，他同那些大学者不同，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

  他从《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中，学到了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时期的散文传统，从晚明小品中领略到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当然，他的文化修养，还在于他有一个好父亲。

  贯穿他一生的曲曲折折的沧桑经历，使他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古训，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的美学价值，就像沈从文先生的湘西散文小说。不论是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还是小四合院的京城韵味，他都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的散文随心所欲而不滥情，传达的是一种情调，一种趣味。他的语言很少诗文辞赋典故，偶尔用时随手拈来，不着痕迹。他自己说：“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

  王安忆曾经说：“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我们看下面这段文字，印证王安忆的话，是再贴切不过了：“我家后园有一棵紫薇。这棵紫薇有年头了，主干有茶杯口粗，高过屋檐。一到放暑假，它开起花来，真是‘紫得’不得了，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缺刻，所以根本分不清它是几瓣，只是碎碎叨叨的一球，当中还射出许多花须、花蕊。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囔囔。”是的，汪曾祺的作品，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没有题旨的玄奥深妙，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乍看似乎不讲究章法结构，然而那是苦心经营的随便，是超越章法的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