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两次错过就任牛津教授之谜

鲁先圣

在陈寅恪的一生之中，最为人熟知的事迹之一，是他被世界一流的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

1939年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称号，特聘他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这是300年来第一次由一个中国人任此教授。陈寅恪准备赴任，护照都已制作好，但因欧洲战事，地中海无法通航，陈寅恪及家人只好暂居香港。 1941年12月8日，香港沦陷，陈寅恪全家被困香港。

正在陈寅恪一家几乎走投无路弹尽粮绝的时刻，陈寅恪滞留香港的消息传到了日本。有一名日本著名学者写信给日本军部，要求日军不能为难陈寅恪。鉴于陈的巨大声望，日本宪兵不仅没有为难他，还不时送来面粉接济陈的生活，但均为陈所拒绝。

著名的牛津大学聘任陈寅恪为教授这件事，中国“中英文化协会”和英国利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大学中国委员会”在聘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时，牛津大学之所以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虽然主要的目的是请他教授汉学，但是，从英国汉学家修中诚与陈寅恪商定在牛津大学开展中国历史研究的信件，也可以看出，牛津也是想借重陈寅恪的汉学成就，开展中国历史的研究课题。

陈寅恪赴英受阻，一般来说，是由于战争令交通中断。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有人认为，令陈寅恪滞留香港，很可能是当时一些中国外交官掺杂了政治和外交因素。也就是说，当时的政府，并不乐见陈寅恪被外国人挖走。

牛津大学遴选各个学科的教授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苛刻的任职资格。他们之所以能够决定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自然也是经过严格的考核与认定的。后来，有研究专家从牛津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当时他们对陈寅恪的评价：
　　1.候选人之履历：陈寅恪先生，江西义宁人，清末民初留学日本、英国、德国，1917年后 ，他继续在哈佛大学、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进修，1925年，他被聘任为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 和国立北京大学讲师，现任清华大学教授，自1929年以来，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主任。
　　2.研究领域及方法：陈先生的研究领域极为广泛，并在中国比较语言学研究各个方面都深有造诣。近年来，他致力于汉、中国和六朝的历史，而他的著述表面上以微不足道的枝节为基础，但成果却相当深远，堪称真正的贡献。他在西方比较语言学方面受过的训练是一流的。他曾经学过梵文 、藏文及蒙古文，并尤其精于藏文。他不但能够同时使用中国和西方历史学家的方法和文献，并且善于利用。
　　3.其贡献之重点：由于历史研究的领域甚为广泛，要达致最好的成果，必须具备深厚的知识和批判的态度。在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真正的进展，是透过运用批判性的方法达致的，惟应用范围一般仍十分狭窄。近来，研究领域已有所扩展，但方法一般仍欠严密。欧洲正统比较语言学的影响，只是在最近的历史著述中才开始感觉得到。陈先生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先行者。以下是一些能够突显其贡献的重点：
　　a.陈先生能够掌握其他人忽略的某些事实的真正意义，利用一些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论证意义极为重大的事件。以前的中国历史学家，要么就是对细微的事实感兴趣，故他们的成绩不免支离破碎，要么就是对通史有兴趣，因此过于理论化和太具想像力。陈先生以令人钦佩的方式，展示出各种细微事实的联系，以解决大的历史问题。他的著作诸如《唐太宗的祖先》第一至第四，《约公元126— 536年间道教与沿海省份》是目前历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他的方法和他的观点，都可以作为其他研究者的楷模。
　　b.陈先生是目前中国惟一可以利用藏、蒙、满文的原始文献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学者，他的成就，正如在他的《蒙古源流研究》等著作中展现出来的那样，是西方汉学家难以超越的 。
　　c.陈先生比较梵文、藏文和汉文的佛教文本，例如他对不同的佛教文本所做的笔记，于准确性方面在中国无人能超越(虽然这在严格意义上不是历史研究，但这在历史研究中是非常根本的基础)。
　　毫无疑问，中国的历史研究必须以文本批判开始，如此，所引用的材料才属可信，并能得到合理的诠释。陈先生是中国可以这样做的最前沿的学者。他的见识，他对于细节的关注及其严谨的态度为将来的历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他的成就也结合了西方和中国学者的优点。
　　4.学者的评价：中国学者和外国的汉学家对于陈先生的著述评价甚高。伟大的汉学家伯希和认为，陈先生能以批判性的方法并利用各种不同文字的史料从事他的研究，是一位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次年夏天，陈再次赴港，待赴英时机。由于难以成行，就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

到1942年5月5日，通过他的友人傅斯年、杭立武和学生吴晗等人的帮助，陈寅恪才脱离险境，由香港取道广州湾返回内地，6月末抵桂林后，便在桂林留居年余，任教广西大学。

二战结束之后，牛津再次发出邀请，他又准备赴英，但那时他的视力已坏，最后只能半道放弃，成为陈寅恪学术生涯的遗憾。

陈寅恪受聘英国牛津教授，尽管因为种种原因，最后受聘未果，陈寅恪最终没有到达牛津的讲坛，但是，作为一宗历史事件，其意义不仅仅是陈寅恪个人的际遇。身为学者的陈寅恪，一开始就是从推动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的，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在外国的环境里，对发展国际汉学和推动中国文史研究有所作为。1942年至1943年间，牛津教授修中诚访问中国，其间专程到桂林和当时任教于广西大学的陈寅恪相处了一个月，两人就牛津大学的汉学发展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讨论，这正也折射出他执着于学术追求的独立人格精神。

其实，从陈寅恪两次被牛津聘任为教授，以及他在1920年代中期还在欧洲留学期间，就由吴宓和梁启超推荐去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这两件事告诉我们的是：虽然陈寅恪没有国内、国外的博士、博士后等学位头衔，但是他早以其渊博超人的学识，饮誉世界。

当时的民国学界，对于世界一流的牛津大学礼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这件事，十分振奋。胡适留美时的文学知音、现代中国第一位女史学家陈衡哲(莎菲)曾这样评论：牛津聘请陈寅恪，证明中国的学术，已经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但她又颇带自豪地加上一句：以陈寅恪的学问，他在牛津讲学，能听懂的恐怕寥寥无几。

也就是在关于去牛津大学做汉学教授的同一个时期，也就是1944年，陈寅恪还当选了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1944年7月12日，在伦敦伯林顿花园六号召开的院士大会，通过了陈寅恪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提案。此后陈寅恪作为通讯院士的记录一直出现在《英国学术院院刊》，一直到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