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广受认同的观点可以用作几乎所有关于中国银行业讨论的开场白和结束语。

第一点是，中国银行业面临着日渐迫近的坏账问题，其规模将使2008年的美国银行业危机相形见绌。

第二点是，坏账问题并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因为中国人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任何坏账都能魔术般地被变得无影无踪。

中国在银行坏账处理上早有一套做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中国通过一轮明显毫无成本的循环融资将四大国有银行的大部分坏账剥离了出来，并将这批坏账按原价值注入四家专门成立的坏账银行，或称“资产管理公司”。经中国财政部之手，这些资产管理公司的资金又几乎完全来自这几家银行。

这些资产管理公司——以信达(Cinda)和华融(Huarong)为代表——目前正在实施转型，以寻求来自外资银行的股权投资以及在公开市场发行上市。此举显然是为了打造私有化的专业机构，使其在处理下一轮坏账的过程中扮演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角色。

但如果坏账可以魔术般地消失，还有什么必要引入市场角色呢？

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负担得起新一轮不良贷款的处理成本。直白地说，即中国是否拥有解决问题的资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当信达以及其他资产管理公司刚创立时，不良贷款约占四大国有银行表内贷款规模的五分之一。四家坏账银行接收了这些不良贷款的约四分之三——价值1.4万亿元人民币。

199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8.9万亿元人民币（合1.45万亿美元），而政府债务与GDP之比为11.4%，总额为1万亿元人民币。

由此可见当时的坏账规模十分庞大。通过借款的方式为银行纾困提供资金，将导致政府债务规模增长一倍以上——不过国民经济的总体资产负债情况看起来依然足够健康。

如今中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信贷规模已经有了大幅增长。多方估测显示，自从2008年以来，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中国政府出台了一项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中国的信贷总量增长超过一倍。

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分析师指出，中国计入银行信贷、影子银行系统融资、债券市场以及政府债务的未清偿信贷总额与GDP之比达到了220%。

按实际值表示，这一比率约等同于115万亿元人民币的债务。根据摩根士丹利提供的数据，在剔除中央政府的直接借款之后，剩余信贷总量仍然达到了105万亿元人民币。按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20%的不良贷款率估算，这意味着坏账规模将达到21万亿元人民币——与GDP之比高达40%。

官方公布的银行不良贷款率略低于1%，相当于5400亿元人民币。但该数据完全忽略了影子银行融资，而银行体系对之存在重大敞口。不良贷款的真实状况或许就埋在这条巨大的暗沟之中。

仅就银行而言，近期的股价水平表明，投资者认为银行的不良贷款占银行表内贷款总额的5%至6%。

分析师和经济学家不太愿意估测中国的不良贷款规模。但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徐然(Richard Xu)就中国金融系统内的高风险信贷规模给出了一个具体的估计值。该数据主要包括了贸易融资、制造业和建筑业贷款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徐然表示，这些高风险信贷的规模达到了10万亿元人民币，在现存信贷总量中所占比重仅为约10%——相当于1999年不良贷款率的二分之一——但与GDP之比仍然达到了20%。

不过当前的政府债务实际规模（包括省级政府债务）远远超过了1999年的水平。多位分析师估计，中国政府的债务规模与GDP之比约为50%，而高盛策略师Kenneth Ho则认为，该比率高达70%。

不管具体数据如何，当前中国政府自身资产负债表上的腾挪空间相对于1999年时大大缩窄。而即便在那时中国政府其实也无力用钱解决问题。在坏账处理方面并没有魔法可言——这笔账不过是由普通储户在很多年中慢慢付清了。

存款利率上限降低了银行的融资成本，进而帮助银行获得高额利润。徐然指出，去年中国银行业利润达到GDP的2.9%，远高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峰值水平。另一位专家指出，通过股东分红、对利润征税等方式，政府拿走了银行业80%的利润。

但这种局面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民众通过可供选择的主要储蓄方式只能获得低得可怜的利息，以至于他们只有储蓄更多、支出更少才能实现自己的理财目标。如果中国想要实现经济再平衡，就不能让储户为更多的坏账买单。

保罗•J•戴维斯(Paul J Davies)是英国《金融时报》的亚洲金融记者

译者/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