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2-14 

《论语》是记录孔子教导弟子及弟子言行的结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汉书·艺文志》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即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此论甚合。由于《论语》言简意赅，自成体系，符合人类生存本性的理论推定使其具有极强地人生与社会的实践意义，所以，《论语》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刻而久远的影响，而且影响国外，形成了地域宏阔的中国文化圈。由孔子的思想与文化地位所决定，《论语》因此成为国学研究的必治之学，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断研究，形成了与《易》学研究相比肩的《论语》学研究学科。《论语》学研究包括对《论语》一书的名称、如何结集、结集年代、篇目和文本的结构及历史变迁，社会地位、影响与传播、注疏及范畴概念考释、文字训诂、《论语》的学术流派及思想形式等方面的研究。《论语》学研究涉及哲学、经学、历史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律学、文化学、中外文化比较、文字学、版本学等多种学科。历二千余年之《论语》学研究，形成了自在的研究方法和治学规范，不但博大精深，而且文献浩如烟海，虽穷经皓首而能有所得者，鲜矣！

《论语》学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随汉代的儒术独尊，《论语》于东汉时成为儒家经典，宋代又编撰于《四书》中，成为宋代之后的官方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学理依据之一。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论语》乃“圣人之言，大中至正之极，而后世之标准也。古之学者，其始即以此为学，其卒非离此以为道。穷理尽性，修身齐家。推己及人，内外一致，盖取诸此而无所不备，亦终吾身而已。”因朱熹的提倡和随着理学成为官学，“盖千年来，自学子束发诵读，至于天下推维奉行，皆以论语为孔教大宗正统，以代六经。”使《论语》成为学子必读之书。

《论语》学形成于西汉，“《论语》学在汉代有《齐》、《鲁》、《古》三家，自张禹合《齐》于《鲁》，郑康成复合《齐》、《鲁》于《古》，师法不可复辨。”这就是说，由郑玄把历史上不同的《齐》、《鲁》、《古》《论语》文献进行最后整合，使《论语郑氏注》成为修学《论语》的文本依据，并为后世所推重。此后，为了阐释《论语》的微言大义，形成了数量众多的《论语》学著作。据朱彝尊《经义考》，两汉时期形成的《论语》学著作为十八部，但已基本亡佚。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八十四部，如何晏《论语集解》、黄侃《论语义疏》等；隋唐时期为十二部，如陆德明《论语音义》、韩愈《论语笔解》等；宋元明时期为二百五十一部，如刑昺《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等；至清代，因考据学大兴，《论语》学的著述更是层出不穷。据日本学者林泰辅《论语年谱》所录，《论语》类著作达三千余种。民国至现代，《论语》学研究亦出现了众多成果，涌现出大量的《论语》学作品，如程树德《论语集释》、杨泊竣的《论语译注》等。时至今日，论语学研究仍在不断发展之中。

然而，尽管《论语》学研究历二千余年之久，形成的著作浩如烟海，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但有关《论语》的许多重要学术问题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历史上的《论语》学研究主要针对成书年代、编撰情况、版本变异、和有关注疏本的解读，显然没有正确解读孔子的思想原理及“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思想体系，没有解决儒学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历史上的《论语》学研究虽然把《论语》作为理解孔子思想的主要文献，但却忽视或者不重视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思想原理，对孔子的“性与天道”之学的诠释无能为力。尤为严重的是没有正确把握《论语》与《易》、《诗》、《书》、《礼》、《春秋》的思想关系，不但没有厘清孔子儒学的思想原理，而且陷入误区，甚至错误地认为《论语》的思想地位超越六经。清李元度认为：“《论语》所言之义理，精且粹矣。即以文论，非诸经所能及也。《易》、《诗》、《书》、《礼》、《春秋》之文，各造其极，亦各不相谋，而简括处终不及《论语》。《论语》之文，能以数语抵人千白言，如太和元气，如化工之肖物，各无遁形。”李元度认为六经“各不相谋”即没有思想和逻辑上的关联，然孔子却谓“吾道一以贯之”。非旦如此，对后世运用六经可能出现的问题，孔子亦作出了正确预见：“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由此表明，孔子的主要思想虽融入《易》，但后世却不得其解。而后世所利用孔子思想则在于政治，致使从汉代开始以《春秋》为本，以《论语》为用。所以，解读《论语》与《易》的“吾道一以贯之”，才能推定孔子的思想体系，从而正确地理解孔子，走出几千年“罪孔”、“疑孔”的历史误区。【摘自鞠曦先生《于丹〈论语〉心得批判》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