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鸣塘

    公元11世纪末的一个黄昏，夕阳中的无为军（今安徽省的无为县）衙暑的庭院里，一方刚从河道里掘出的嶙峋巨石矗立在草丛中，石的孔洞中似乎还在散发着水气。此石，几个男子跨进了院门，那为首的魁伟汉子眼神刚一触及奇石，便闪出异样的光宠，身子似乎一颤，急呼：“快取官袍！”只见他整肃衣冠，手执长笏，对着对方“其状怪且丑”的石头拜伏不已，激动的泪水盈盈：“吾欲见石兄二十年矣……。”这位奇士，就是新上任的无为军知县米芾，也即书画史上鼎鼎有名的米元长。这则故事，即所谓“宋颠拜石”。

    一方奇石，居然能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可见石之“神韵”由来不虚也。

 

据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载，当时青州岱畎（泰山之谷）所产“怪石”即被列为贡品，自此，赏石文化在我国已绵延两三千年了。历史上多少达官显要、文人雅士、平民百姓与石结下了不解之缘，为石魅力所倾倒。然而，就现代意义上的赏石而言，无论是从收藏、鉴赏，还是从赏石理论的角度观照，在南北朝之前，我国的石文化还是处于朦胧时期。

 

    在《禹贡》成书稍晚的《山海经》，多处记载了彩石、文石、美石的产地，但并末明确它们的用途。先秦时期，民间罕有收藏赏石者，癖石者往往被视作“愚人”。大约成书于春秋时代的《阙子》，就记述了一个亦庄亦谐的故事，说：“宋之愚人”精心收藏了一方“燕石”（晋·郭璞云：“所谓燕石者，言石似玉，有符彩婴带”），而人们却讥笑他珍藏的是一件等同于粗陶器的商品。“宋之愚人”大怒，骂他们有小商人的势利眼、工匠般的粗顽心，“藏之愈固，守之弥坚”。由此看来，“宋之愚人”大可作为后世“石痴”们真正的祖师。

 

    秦汉时期，有关赏石的记载，还多局限于皇家公苑和贵族园林。魏晋人诗酒风流，属潇洒一代。这时期，赏石已从园囿构筑假山的局限中脱颖而出，开始成为独立欣赏的对象，但是，毕竟还没有更多的确凿资料表明。其时或梢后的南北朝时期，收藏、鉴赏室内观赏石已形成风气。比如，被后世文人尊奉为赏石之祖的陶渊明，像传，他宅边菊丛中有丘石如砥，纵横丈余，这位田园诗人没醉辄坐卧其上，赏菊之余，便诗兴大发。他见此石有醒脑提神之独特功效，就给它取名为“醉石”。

 

    隋唐时代开始，收藏奇石逐渐形成潮流，其主要标志是，那些具有艺术家气质的文人雅士或官宦，取代了帝王贵族，成为赏石界主流。他们将奇石引向民间，引向书房客厅，闲时面对奇石，由此勃发诗兴。这一时期，可称之为赏石文化的“形成期”。唐代的一些著名诗人，如杜甫、刘禹锡、白居易、张祜、陆龟蒙、皮日修、杜牧等，都是奇石的爱好者。张祜在当时以收藏太湖石著名，他死后，所藏名石风流云散。陆龟蒙还为之哭道：“一林石笋散豪家”，感叹不已。

 

    中唐时期，剧烈的党争，使的双方的首领牛僧孺、李德裕“势若冰炭”，可他们对赏石的挚爱却如出一辙。李德裕，这位唐武宗时的权相在东都洛阳城郊筑有平泉庄，“奇石林立左右”（宋·叶梦得《平泉草木记跋》）。牛僧孺则以收罗太湖石之富为自豪，白居易称他与石为伍，到了“待之如宾友，亲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太湖石记》）的地步。

 

    唐代赏石理论形成的要点有四：其一，开始评品奇石的高下等次；其二，赏石术语开始出现，并作了阐述，如“丑”、“形”、“质”、“气”、“色”、“老”、“势”，等等；其三。提出奇石是一种缩景艺术，认为在赏游七间时可达到一种“适意”的境界；其四，与顽石交流，爱惜敬重，通过养石、赏石，提高自身的修养。白居易就提倡所谓“爱石十德”，养情延爱颜，助眼除睡眠，澄心无秽恶，草木知春秋，不远有眺望，不行入岩窟，不寻见海浦，迎夏有纳凉，延年无朽损，弄之无恶业。作为赏石理论的奠基者，白居易应是当之无愧的。

 

    宋代文艺的重要特征是气势较为收敛，技巧更加细腻。宋诗、宋文如此，其时赏石、藏石的情况也如此。由于赏石艺术是一种内省型、发现型、赏玩型的艺术，所以在宋代发展较快，而且终于造就了宋代赏石艺术的繁荣期。如果说在唐代还比较侧重中型峰石搜藏的话，那么宋代开始，已注重于文房小型雅石的赏玩。而开始“痴迷型”赏石风气之先的，则是这一时代这位多愁善感、极富艺术家气质的南唐后主李煜。他所藏的二方研山（中有墨石的奇石），为稀世之宝。其中的一方后为米元章所得，号称“海岳庵研山”。数十年后，此石被宋徽宗索入内宫，元初流到台州，入清以后，又辗转为浙派词坛盟主朱彝尊所得。一方研石竟然能在天南地北流传七八百年，也算是珍闻了。

 

    宋代的苏轼简直就是一位赏石的集大成者。无论是山石、江石、卵石，一到他手中，便能生发出一个个奇趣无限的故事，他可以用糖饼与江边小儿换取五彩晶莹的水石；可以用巨资购获山石；还会突发奇想，一古铜盂注水供石，进献于好友佛印禅师，首创了以水供养纹理彩石的方式。东坡画真迹遗存至今的仅为一幅，即《古木怪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