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背影[二题]

 

文/邱晓鸣

 

名字

 

 

就要退休了，想想，挺可怕的。

退休，意味着老了，不想承认，也不行。

人社局通知我说，我的档案里有两个名字，如今，他们要我证明“我是我”，两个名字为同一个人，否则，不能顺利退休，至少，也会损失若干年的工龄工资。

我是知道自己有两个名字的。

娘的一生，生养了七个子女，在兄弟姐妹里我是老五，兄弟中，我行三。与众多乡下孩子一样，我是泥里水里泡大的，身上带着浓烈的草木的气息。

我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夜出生的，是双胞胎，另一个是弟弟。弟弟在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双胞胎，又逢中秋节，这些特点，易记得。但具体是哪一年出生的，我一直也没能弄清楚。没办法，那年月，日子苦寒，活人不易，出生年月什么的没人重视。后来，登记身份证，大多是随便一填。说来可笑，父亲与我，还弟弟老七，身份证上登记的出生日期，同为八月十五日。其实，父亲的生日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老七是农历冬月二十二日。

父亲给我起名宝玉。啧啧，听听，这名字，多金贵。

那时候，恰逢越剧电影《红楼梦》在乡间流行，人们见了我，唤贾宝王，村里的孩子们见了我也会起哄：贾宝玉，放响屁，顶风臭上三千里……。我讨厌越剧电影里的贾宝玉，心想，什么鬼东西，讲话女里女气的，一点也不男人。我也不喜欢自已的名字，总觉得身边小伙伴名字起得好，比如：红旗，卫东，志军，正友，全德……瞧瞧，这一个个的，叫起来多响亮。

年少的我，生性泼皮，玩劣，不羁。

家里的墙上，总挂着三个鞭子。麻绳搓就，打了结的。家里孩子多，鞭子是父亲的家法。小错用粗的，大错用细的，鞭子越细打起来越痛。

对于我来说，挨打是家常便饭。

犯了错，回家见了冷着脸的父亲，不用说话，自己主动从墙上取下鞭子，双手递给父亲，将裤子褪了，跪下，让父亲抽打。

我特犟。挨打，从不哭。这样一来，父亲便气，下手就重了许多。小小年纪，我就理解了“皮开肉绽”这个成语的真正含义，并坚信我的理解是通透的，完全彻底的。

打得狠了，娘便拉开父亲，对我说，憨货，还不快跑。我不动，撅着屁股原地趴着，心想，反正，不能打死我。父亲见状更气，打的更凶了。娘好不容易才将父亲劝走，扶起我，看见伤痕，心疼地骂，真是个犟种。骂着骂着，娘便流泪了。我见不得娘的眼泪，慌乱中，嬉皮笑脸地哄着娘说，娘，江姐连老虎凳都不怕，打烂屁股算什么，不碍事的。

宝玉这个名字随着我从小学一直到参加工作以后。

那时候，六岁读书，小学五年，中学三年，加上我初三留级又上了半年。这么算起来，1979年参加工作时，我才十五岁。

我清楚地记着1979年的那个早春，天很凉，雾气很重，太阳还没出来，路边的野草刚刚冒出星点绿色，嫩叶尖上顶着晶莹剔透的露珠，一碰，跌落下去，不见了。

我和父亲一前一后走在乡路上。

这一天，父亲带我进城去办理他提前退休，让我顶替工作的事情。那时候，我还搞不明白“顶替”的政策是怎么回事，只知道顶替以后自己就有了城市户口和工作，从此变成了拿工资吃公家饭的城里人。家里人都在为我感到高兴，母亲和大姐连夜为我赶做了新衣新鞋：黄卡叽外套，蓝卡叽裤子，黑色灯芯绒面料的布鞋。新装上了身，我兴奋地连路都走不好了。

那天，我担心露水打湿了新鞋，脱了，提着，赤脚踩在乡路上，哎哟，脚底冰凉，龇牙咧嘴地走上一会儿，脚底就热乎了起来。

父亲回头望了我一眼，边走边说，到了地方，别人问你多大，你要说十八。

我说，嗯。

他说，到了地方，提前把鞋穿上。

我说，嗯。

突然，父亲停了下来，望着我励声道，你今年多大，大声说。

我望着父亲，迟疑了一下，然后大声说，十……十八岁。

父亲说，这就对了，说着，他笑了笑，说，若别人问你，就这样回答。

我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可是，我身高才一米五三，又长着一张胖乎乎的娃娃脸，怎么看也不像十八岁的人。

那时候，我算是弄懂了忧心忡忡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太阳出来了。

乡路弯弯，我和父亲一前一后走在乡路上，阳光把一高一矮的身影涂上了一层金色，看上去，像画，于是，就存在心里了。

这一存，就是一辈子。

如今，稍微一想，那幅画就出现了。

来到人社局，看见了自己的档案。我知道，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翻着档案，看见了自己熟悉又陌生的曾今，路过的青春，逝去的盛年。忽然间觉得我的上半生正在慢慢溃散，那些曾经支撑人生的东西，比如：爱情，事业，梦想……都一一飘散了，只剩一个自己，孤立于人世间。瞬间，把自己弄得五味杂陈。

有些东西失去了，来不及感叹。

有些人永远走了，来不及悲伤。

档案里显示，我是1986年改的名字，但是，所有表格里都没有填写过曾用名邱宝玉，这就是说，档案里从1986年开始，前后出现了两个名字，如今，我得证明两个名字为同一人。我知道，1986年办第一代身份证时，负责登记的是我的中学老师。我随口一说，徐老师，把我的名子改了吧，随即说出现在的名子，老师记下了。不久，我领到了第一代手写版叫邱晓鸣的身份证。

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得让公安局证明“我是我”，邱晓鸣的曾用名叫邱宝玉。否则，从1979年到1986年叫邱宝玉的人，不能以邱晓鸣的名义退休。这样一来，退休少算7年工龄。我辩解说，两个名字在同一个档案里，时间节点都能对得上的，明显是同一个人。他们说，没办法，有规定。

于是，我去了淮北市公安局。

在公安局的派出所，查到了1991年12月18日从滁州迁入淮北的户口迁移证，姓名栏上写着邱晓鸣，除此之外，并无曾用名。派出所民警明确地告诉我，从滁州迁入时就是邱晓鸣，所以，他们不能出证明。想办，得回原籍滁州去。

打电话给滁州的家人，让他们去当地派出所查询我的户籍档案，开好了证明用快递寄过来。然而，滁州方面反馈过来一个坏消息，派出所里查不到我的档案。说起来也是，时间都过去三十多年了，原先的工作单位滁州市担子供销社撤销了，属地从公社变成乡政府又变成腰铺镇的一个社区，如今，连名字都改了。属地的派出所也随之变动了好几回，过去都是纸质的档案，我的档案也许在派出所多次搬迁地过程中遗失了。

查不到档案就不能证明“我是我”，这下麻烦了。

我将情况反映给淮北市公安局的相关部门，他们非常重视，当即给以淮北市公安局的名义给滁州市公安局发了协查函。二天后，我接到了滁州市公安局腰铺派出所的电话，他们约定了时间，让我本人回滁州去，协助办理相关事宜。

我回到了故乡滁州。

知道我回来，侄子小勇开车送我去派出所。

社区民警小支见了我，非常热情。他简单地询问了我的情况，让我别着急，马上去社区找几个认识我的人，做个笔录，然后，派出所为我出证明。说着，他叫来了一个协警。

来人见了我，喊了声三叔。我愣了一下，当即认出这是邻居陶家的老四，论辈分，他得叫我叔。至于他大名叫什么，我却说不上来。

我们一起开车去社区。

路上，我对民警小支说，协警小陶也知道我的曾用名，还有，我父母的墓碑上也有我的曾用名，这都能证明，对吧。支警官笑，他说，叔，你的事情，上级领导非常重视，专门做了安排，放心，今天一定能给你办好。

来到社区，见了许多熟人。

他们一个个都操着纯正的乡音，望着他们，我的心里不禁涌过一阵酸楚来：昔日少年今日老，皆为谋生两奔忙。

见了面，人们的话题全是谁发财了，谁混好了，谁离婚了又娶，谁又在城铁站旁买了房……。不知怎的，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充满变了味的实际，失去了最初的纯真。

我知道，社会在发展，可是，所有的发展都是物质的发展，而今，人们却进入了群体性的迷失。不是吗，在这个物质战胜灵魂的年代，几乎所有人都搭上了欲望的列车，却把心和真诚留在了过去的岁月。 

一切非常顺利，最终，派出所出具了证明，证明了“我是我。”

离开滁州前，我独自去了父母的墓地。受疫情影响，我已经有两年时间没来看他们了。

太阳艳艳的，给墓园抹上了一层耀眼的亮色。我独自站在父母的墓碑前，望着碑上父母以及我们兄弟姐妹的名字，一时间，我的心，空空的，什么也没有。

抬眼望去，田野，树木，城市，楼群，山川，世界很大，生活依然辽阔。只是，夕阳之下，再也见不着我的亲娘。

人啊，总是要经历点什么，才会懂得。

总是要付出点什么，才会得到。

 

在故乡

 

对我来说，故乡这个词是滚烫的，既温暖又明亮。

那天，侄子小勇说，三叔，你回来一趟不易，去河边看看吧，大桥建好了，伏家湾拆了，据说，小伏村今年也要拆完。

听他这么说，我便有些迫不及待了。

我说，走，我们现在就过去。

他说，行。说着，我们下楼。开车。大哥住的小区叫万桥新苑，是回迁安置房。这里，离河不远，开车过去，十几分钟就到。

常言道：不忘来处，方知去向。

故乡的河叫清流河。

清流河发源于滁州西北磨盘山仙居涧，过清流关，一路向东向南，经来安县汊河集，南京浦口汇入长江。

我出生在清流河边一个叫小伏的村庄。村子不大，也就二三十户人家。清流河在那里拐了一个弯，河西叫小伏，河东叫伏家湾。以河为界，河东属来安县，河西属滁县(现为南谯区)。

那里是个古渡口。

往上去，二十里是滁州城，向下走，二十里是乌衣镇，往西，过去四里便是津浦铁路的担子火车站。渡口占了地理优势，从早就晚，行人不绝。

摆渡的是个哑巴，整天啊吧啊吧地叫着，把日子吵得响亮。一支竹篙，一条木船，将渡口弄得热闹非凡。哑巴住在伏家湾，靠摆渡过生活。哑巴娶了个哑巴，生了三个女儿，个个口齿伶俐，耳聪目明，全是正常人。

打记事起，我就觉得伏家湾是繁华的，白墙青瓦的老屋老街，有商店，铁匠铺，油坊，碾米坊……就连河边的码头都是用青石板垒砌，糯米灰浆黏结的。看上去，既古朴，又壮观。

伏家湾有二三百户人家。人多，能人也多。比如，刘家就出了一个教授，在北京的大学里教书。杨家老二在省里做官，还是个厅长。王家四爷在台湾，赵家姑父在美国。除此之外，这里还出裁缝，铁匠，屠夫，劁猪匠，木匠，剃头匠……那时候，有事没事的，年少的我都喜欢过河去，比如，帮家里打酱油，买盐，买火柴，打点灯的煤油等等，实在没事，坐船过河去浪一圈，也是乐意的。

在我的记忆里，清流河就是我们的乐园。

春天，我们在河湾里放牛。河水是清亮的，风是柔的。河滩上，草儿，绿得养眼。堤上，杨柳依依，微风拂过，远远地望过去，团雾一般，一簇簇的，青里泛黄。折一枝，做柳笛，咬一节，咂咂嘴，苦涩里含着一股青香。

仲夏的午后，天，死热，空气，火一般流动。蝉，躲在林荫处，不再聒噪。大人们在午休。此时，年少的我们，风一般地溜出家门，聚集在了河湾里。船在，哑巴不在。这下可好，我们上了船，脱了衣裳，一个个赤条条地在水里，船上，可劲地翻腾……艳阳高照，河水清凉，哎呀，爽快死了。突然，岸上传来了哑巴的吼声，凶巴巴的，吓死个人。我们忙不迭地爬上船，拾了衣裳，跳上岸，鸟一般地散开去了。

秋天，河湾里的豆子黄了。玉米也呲牙咧嘴的，挂着红胡子，笑得开心。花生，山芋，这时节，全长成了。田埂上，一藤子的马泡果子，结得鼓鼓囊囊的，哎呀，馋死个人。那些瓜呀果的，勾魂似的，轻而易举地就把我们扯进秋熟的田野中去。烧豆子呀，掰玉米，扒花生……那时候，日子苦寒，填饱肚子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冬天，河岸。我们靠着东墙站成一排，一边晒太阳，一边瞧热闹。冬闲，正是乡里娶亲送嫁的好时节。遇上好日子，一早上，过渡的迎亲队伍就有好几拨。摆渡的哑巴啊吧啊吧地叫得兴奋，要喜糖，讨喜钱，哎呀，这下哑巴发财了。

有货船来了，一溜三条，逆流而上。纤夫过来了，河湾里的纤道上，有妇人，汉子，也有半大的少年。他们胸前斜挂着竹制的纤板，背着纤绳，躬身迈步，齐心协力，一路前行。

货船近了，纤夫的身影渐渐远了。

看过去，画儿似的，清亮的河水、乌乌的船、高高的桅杆、纤道、纤夫远去的身影，像墨汁，滴落在弯弯的纤道上，浅黄色的河湾，上面，天空升得很高，蓝的深邃。

许多时候，望着远去的船儿，我总会想，远方有什么呢，那时候，真想随着船儿，去远方。

如今，一切都变了。

一条大桥横跨清流河，这里有了一个新名称：滁州大道清流河大桥。

渡口没了，渡船和哑巴也没了，河东伏家湾古老的村舍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新修的圩堤和河滨公园……河西小伏村拆了一半，留下几户人家的房舍，静卧在河畔，看上去，显得破败而又萧索。

站在雄伟的清流河大桥上，不知怎的，我的心里涌过了一阵莫名的忧伤。

船走了，岸还在。

面对不变的清流河，我再也不是那个十五岁的少年郎。

很多事情，只有失去了，回不去了，成为回忆的碎片时，我们的心才会有所触动。算起来，从出生到离开，我只在这里生活了十五年，可是，多年来，无论身在何处，我一直把故乡揣在心窝窝的最里面，但凡有空闲，总想回来看看。

起初，我是回来看父母的。父母不在了，就来看大哥、二哥。后来，二哥去了上海，村里只剩下大哥一家，我便来看大哥。再后来，建设清流河大桥拆迁，大哥家也搬走了，村里没有了亲人。既便如此，每次回来，我都要去村里转一转，若不去，心里便空落落的，像丢了什么东西，去了，心里就好像踏实了许多。

今天，应该是我最后一次来这里了。想到这，心里酸酸的。

我想起了一句话，人，不一定要拥有，也许，失去才是圆满。

许多时候，遗憾，才是最完美的落幕。

来到我家的旧宅处，四下里看了看，除了一堆残砖断瓦，过去的，关于家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我在旧宅后面挖了些泥土，装进了袋子。泥土是新鲜的，低头嗅了嗅，那味道，甜丝丝的，既熟悉又亲切。

我把那袋土放进了汽车的后备厢。

小勇望着我，眼睛里满是疑惑。我笑，我说，带回去，养花。

他笑，他说，土，那里都有的。

我说，你不懂，这土，能安神。

我告诉他，过去，在乡下，婴儿闹夜或者受了惊吓，就在自家的屋后取土，凉干，装进小布包，放在婴儿枕头下，效果非常好。乡下出生的孩子，脐带都埋在自家的屋后，孩子的魂魄便留在那儿了。将来，无论多大年岁，或者远离故土，梦里的人，总会回到故乡。

听了我的话，他笑，他说，现在的孩子都在医院里生产，脐带也不知扔那去了，照你这么说，就是找不到魂了。

我说，所以，现在孩子娇气，难养，易生病。

这时候，大哥来电话喊我们回家吃饭。

小勇开车，路上，我们没再说话。

窗外的景象，既熟悉又陌生。在我的印象里，这一带原先有好几个村庄的，如今，被宽阔的滁州大道，还有两侧的工厂取而代之了。

失望，我闭上了眼睛。

进了万桥新苑小区，忽见一个中年妇人在嚎啕大哭，旁边，围了一群人。妇人盘腿坐在地上，像唱戏文一般，哭一声，拍两下手，鼻子眼泪一大把地向人哭诉着自己的遭遇。

原来，妇人也是拆迁安置户，入住小区不久。早上，她出门办事，回来后，望着一幢幢黄色的，外表长得一模一样的楼盘，一时间，她竟然找不到自己的家了。小区共有50幢楼，3000多户人家，人口过万，他们大多来自南谯区下面的各个乡镇，是拆迁安置的农民，彼此间认识的人并不多。

妇人只记得自己家住33层3308窒，门口放着一只红色垃圾桶，但具体是那一幢楼，她忘记了。她本想打电话问上班的孩子，可手机落在了家里，自己也记不清孩子的电话号码。整个上午，她都在坐电梯，一幢楼一幢楼的找家。然而，小区里有几十个33层3308室，上上下下地坐电梯，弄得她晕头转向，反胃，吐了好几回，即便如此，最终还是没能找到自己的家，于是，她整个人就崩溃了。

小区的物业来了，询问了房主的姓名，查了房屋登记表，分分钟就帮妇人找到了家。

所有的道理都不如自己摔一跤。我相信，从此以后，妇人再也不会找不着家了。

中午，大哥家的饭菜非常丰盛。知道我回来，侄媳妇下班时顺便从饭店要了一桌菜。想想也是，眼下，他们的吃穿用度全靠采买。家里的十五亩土地，全部留转给了别人耕种，每亩年收租金600元。大哥乡下小伏村的房子拆迁后，在万桥新苑小区分了两套100平方的安置房，侄子在镇上的住房拆迁后又分了两套房，位置都不错，一处紧挨着大明湖体育中心，另一处在城铁旁边，去南京只要25分钟。如今，小勇夫妻俩在附近的工厂上班，他们唯一的儿子农大毕业后，如今在省城读研究生。大哥一家虽然还是农村户口，但己经不再是农民了。

席间，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听大哥数落离开乡村以后的种种弊端。比如，楼房像笼子，不敞亮，住得憋屈。不习惯用抽水马桶。邻居不认识，没来往，人与人之间没有了人情味。没了院子，没了菜地，没了家禽家畜，听不到鸡飞狗跳，虫声鸟鸣……庄稼人，离开了土地，就像种在青石板上的庄稼，没了根基。

他告诉我，刚开始进城时，闲不住，找了份扫地的活，每个月挣点香烟钱，后来，年龄大了，人家不让干了。于是，他就在对面的烂尾楼前的空地上种了菜，没曾想，菜还没长好，就被人偷走了。说到这里，他叹了口气，说，想当年，你顶替父亲参加工作，离开了农村，端上铁饭碗，吃上了商品粮，引起多少人的羡慕。如今，这世道真是变了。

他告诉我说，小区里，有人分了三套房，孩子小，房子是留给孩子长大结婚用的。毛坯房，没有装修，也租不掉，觉得空着可惜，于是，就在里面养了猪。没曾想，被人举报了，又是罚款又是拘留的，老三，你说，人家在自家的房子里养牲口，犯了什么法。

望着大哥义愤填膺的样子，我的心里涌过了一阵悲凉。

他说，我看过一个数据，近30年，我们国家消失了一百万个乡村。随着乡村慢慢地消失，一同消失的还有族谱，祠堂，甚至连祖坟也平了。城里的房子越盖越多，乡里人拼命地往城里挤，城乡人口的生育率逐年下降。也许，过不了多久，小姨，大姑，二伯，三表叔之类的称呼，也要慢慢的消失了。

 

 

面对忧心忡忡地大哥，我只能劝慰他，我说，人，这一辈子，许多事情都是说不清楚的。生活的本质就是一地鸡毛，什么年龄该走什么路，一步都别想逃。生活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总之不是你想的那样，顺其自然就好。如今，有句话说得好，世人能拥有眼中景，碗中餐，身边人，三餐四季，家人闲坐，幸福安康，灯火可亲，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

听了我的话，他笑，他说，你讲得这些，我还都不缺。

望着他，忽然间，我觉得大哥老了。

人啦，一转身就是一生，所以，我们都要学会告别，告别过去。我想，告别的时候，一定要用心一点，用力一点。

在故乡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在乡下，我们兄弟几个给家里盖了一幢前后带院子的大瓦房。房前屋后，绿树成荫，果疏飘香，院子里，鸡鸣犬吠，池塘边，鸭鹅欢唱。

炊烟起了，娘倚在门前，翘首盼望……。

 

作者简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淮北市作协副主席。

电话；1385616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