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弄清革命与执政的差异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一环
(2023-04-12 10:52:45)
〖弄清革命与执政的差异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一环〗
在思想
在思想
从政治属性或政治底色认识问题，中国共产党既是革命党也是执政党，或者革命党的底色与执政党的责任叠加。尽管问题是清楚的，但要避免因大而化之对科学执政特别是科学行政造成不利影响，必须厘清辨明二者的差异性。
在此基础上明确哪样的革命理论、思维、逻辑和价值观仍可继续沿用，哪些应当结合新时代加以更新。这是理论创新的着重点和突破口，是区别“站起来”与“富起来”、“强起来”历史使命的重心重点之所在，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走稳大国道路的基础条件和要求。
道理不难理解，简单套用革命阶段的理论、思维、观念、价值观及其口号，看起来是不忘初心，然而由于使命任务的差异，国际国内政治生态的差异，很容易发生错位，严重时甚至给人扭曲初心之感。
中国共产党是左翼政党，而左翼政党的最大特点特征是革命性，阶段性上便是采取暴力方式夺取政权，而非走议会斗争获取政权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及其重要特色。
只是这里讨论的重点不是党的政治属性，而是进行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过程中所涉及的众多关系处理。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说明，便是革命党在设计“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推进2035年“基本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目标和范畴。
这里列举革命与执政的若干差异，以期引发思考。
一是革命阶段围绕“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展开，执政着眼并处理的是阶层利益关系。前者矛盾不可调和，故不仅要剥夺地主资本家的财富，必要情况下还要剥夺其生命，而后者是利益可调节，矛盾可调和。
二是革命强调的是纯而又纯，因此而来的是“矫枉过正”，未必不可以说国际共运史上许多马克思主义政党发生严重的肃反扩大化，与此有很大关系。执政则是在革命阶段经验教训基础进行，更因为和平环境与多元价值观并存，故不必也不应采取极端模式。
三是革命不惜代价，执政必须权衡利弊得失。革命坚持的是砸烂重建，一切着眼于夺取政权，这时不仅可以付出巨大的物质代价，还可以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执政则努力减少不科学的做法，在付代价方面能够避免或降低的代价都应努力争取。
四是革命阶段党及其成员都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牺牲奉献极其突出而又鲜明，腐败现象更是少之又少，除了性质宗旨或信仰信念的作用，也与战争年代保护不了私财有关，这才有了“战时共产主义”。执政后能够保护私财，并且和平环境还会弱化人的意志，贪图享乐必定上升，这也是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的原因。权力是最大的腐蚀剂，这对政党和集团内成员皆一致。
五是革命阶段为了吸引更多的追随者，会勾画甚至虚拟美好的图景，并且在作出大量承诺时未必认真考虑实现的可能性与何时实现，只要能够吸引更多人到队伍中来，只要激发出更强烈的革命热情和牺牲精神，就是正确的做法。执政的任何承诺都要充分考虑履诺，并且不能太过遥远的履诺。
在此基础上明确哪样的革命理论、思维、逻辑和价值观仍可继续沿用，哪些应当结合新时代加以更新。这是理论创新的着重点和突破口，是区别“站起来”与“富起来”、“强起来”历史使命的重心重点之所在，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走稳大国道路的基础条件和要求。
道理不难理解，简单套用革命阶段的理论、思维、观念、价值观及其口号，看起来是不忘初心，然而由于使命任务的差异，国际国内政治生态的差异，很容易发生错位，严重时甚至给人扭曲初心之感。
中国共产党是左翼政党，而左翼政党的最大特点特征是革命性，阶段性上便是采取暴力方式夺取政权，而非走议会斗争获取政权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及其重要特色。
只是这里讨论的重点不是党的政治属性，而是进行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过程中所涉及的众多关系处理。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说明，便是革命党在设计“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推进2035年“基本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目标和范畴。
这里列举革命与执政的若干差异，以期引发思考。
一是革命阶段围绕“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展开，执政着眼并处理的是阶层利益关系。前者矛盾不可调和，故不仅要剥夺地主资本家的财富，必要情况下还要剥夺其生命，而后者是利益可调节，矛盾可调和。
二是革命强调的是纯而又纯，因此而来的是“矫枉过正”，未必不可以说国际共运史上许多马克思主义政党发生严重的肃反扩大化，与此有很大关系。执政则是在革命阶段经验教训基础进行，更因为和平环境与多元价值观并存，故不必也不应采取极端模式。
三是革命不惜代价，执政必须权衡利弊得失。革命坚持的是砸烂重建，一切着眼于夺取政权，这时不仅可以付出巨大的物质代价，还可以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执政则努力减少不科学的做法，在付代价方面能够避免或降低的代价都应努力争取。
四是革命阶段党及其成员都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牺牲奉献极其突出而又鲜明，腐败现象更是少之又少，除了性质宗旨或信仰信念的作用，也与战争年代保护不了私财有关，这才有了“战时共产主义”。执政后能够保护私财，并且和平环境还会弱化人的意志，贪图享乐必定上升，这也是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的原因。权力是最大的腐蚀剂，这对政党和集团内成员皆一致。
五是革命阶段为了吸引更多的追随者，会勾画甚至虚拟美好的图景，并且在作出大量承诺时未必认真考虑实现的可能性与何时实现，只要能够吸引更多人到队伍中来，只要激发出更强烈的革命热情和牺牲精神，就是正确的做法。执政的任何承诺都要充分考虑履诺，并且不能太过遥远的履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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