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星星结缘

这是1965年第7期天文爱好者杂志的封面，1965年5月，在北京北海公园五龙亭，北京北海少年科技馆天文组活动的照片。封面的中心人物就是我。中学时我曾经在天文组中学习了3年，辅导员是张国娣老师。

  文革前北京市，培养的中学生业余兴趣爱好的有两个单位，一个是偏重文体的景山公园的北京少年宫，一个是偏重理工的北海公园北京少年科技馆。此外，各区也有少年宫或者少年科技活动站。

    北海少年科技馆除了设立了理科的数学、物理、天文、气象，还有无线电、化工、电信、生物等17个小组。

天文组的3年课余活动，是分别为三个级别来进行的。

第一年是初级组，辅导员给我们介绍一些基础天文知识，用天文望远镜看月球的环形山，土星的光环，木星的四颗明亮的卫星；讲解天球仪的原理及使用，辨认星座......。还鼓励我们阅读有关天文的书籍，记得在1964年的暑假，我从科技馆的资料室借了南京大学天文系戴文赛教授的“天文学教程”，通读一遍并作了一万多字的读书笔记。

第二年中级组，是一些基本天文观测的训练，当时是以织女星近旁的天琴座β作为样本，观测其亮度变化，变换成儒略日后绘制曲线。除了要每天观测记录以外，变换成儒略日需要计算，虽然不是很复杂的算式，当时没有计算机计算器，完全依靠笔算一些简单但是大量的加减乘除，也是一种锻炼。

第三年是高级组，一般应该是进行一些科研性质的课题。我们的上一组有的同学就是观测长周期不规则变星。而我们进入高级组时，因形势变化，科普任务加重。科技馆内设置了一个小的半球形天象厅，里面有一台58-型天象仪。在辅导员的指导下，给来科技馆的北京市中小学生编写、录制、表演天象节目成为我们的任务。为了天象表演的需要，我们组的唐光建同学（北京八中学生），用手电筒和硬纸板，自制了一个表演流星雨的装置，效果相当好。

    在这里还有很多值得令人回顾的往事。

    首先我们在北海少年科技馆接待外宾，如我们在初级组活动中不久，曾经有某国总统夫人来参观，当时她微笑的说“Yes”，还是让我们这样刚上的初一初学英语的学生听懂了。我们还触过很多专家。作为从小就看过一些科普读物的天文爱好者，与那些外表朴实无华，实则国内外天文界久负盛名的老先生会面，看着他们慈祥的目光，聆听他们的谆谆教诲，使人终生难忘，也使我在初中时就萌生了长大要当天文学家的想法：要争取上北师大、南京大学天文系，或是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天体物理专业。因此天文小组的课外活动并没有影响我的学校中的课程，数理化成绩在年级里名列前茅，又因经常参与编写小天象厅的科普节目，文科也没有荒废。如今这些这些老先生都已经相继离世，而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小行星，仍然熠熠闪光，也将永远在太空中翱翔。

    其次所有的科技活动都可以免费参加，与现在的“爱好班”还要家长交培训费是完全不同的。那时我们每个学生还可以领到一个“活动证”，进入北海公园都不用花2分钱（当时可买一根最便宜的冰棍儿）门票。这对一个十几岁初中生来说，在门口向那些公园的工作人员拿出卡片就能进北海公园，真是感到自豪、开心。尤其是夏天的周末北海公园有消夏晚会，我们往往在科技小组活动后，还可以蹭着看一场相声，或者其他的文艺节目。当时我们身上很少有零花钱，饿着肚子看那些后来成了名家大腕的马季、唐杰忠、李文华等人的演出也是很惬意的事情。

北京的景山少年宫后来出了很多名人，如世界乒乓球冠军的庄则栋、煤炭文工团的团长瞿弦和、著名相声演员姜昆、著名主持人卢勤等等。北海少年科技馆倒是没有听说过出了什么名人，但从自己以后的亲身经历也感觉还是受益匪浅。

    1966年6月，文革开始高考废除了。校园里除了大字报揭发批判黑**帮校长封资修老师，还在贴出大字报，批判学生中“成名成家走白专道路”的思想，使得我的天文学家的理想破灭了。

    1967年底，青海地质队到北京招工，我报了名，成为一名青海地质局地质七队的勘探队员。在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一个在牧区的铜矿（现在是金矿）地质一分队钻机工作。在风雪高原莽莽群山，和地质队的老师傅们打眼放炮修路，抬机器，立钻塔，建场房，上三班倒钻井探矿。这里我见过夏至中午雪花飘飘，立秋夜晚滴水成冰，伏天清晨草上白霜。1971年8月省地质局给我们大队2个名额，去参观地质部的技术革新展览，到北京才想起来，我有3年多没见过绿树叶了。

   忍受着高原反应，在野外种种艰苦的工作环境中，我表现出一个特长，方向感强，很少迷失方向。无论在山上还是沟里，大致判断一下，很快就能找到大路。当时分队没有专车，没有电台，更不可能有手机。因此我就多了一个任务，当矿区出现一些紧急情况时，去离矿区30多里外的乡政府瓜什则，利用当地可以打电话的广播线，向百里外山下隆务镇的大队部求援。这里有一条从矿区翻山而去的羊肠小道，但是中途必须通过一个小山脊后，再下到一片美丽的原始森林，就到了瓜什则，一个能够生长青稞二十几户人口的山村，否则就要绕远了。这个并不起眼小山脊两边的溪流一边流向甘肃夏河，一边流入青海同仁。这两个地方，都有名寺，青海同仁是隆务寺，甘肃夏河是拉扑楞寺。真让我感到，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若遇到更紧急时事情，就要走更远的路，直接走到“大”的公路上，截汽车或者到维修公路的站点，打电话让队部直接派车来接。

在工作之余，仰望雪域高原的满天星斗，也不失为是一种享受。金星更加明亮，最亮时甚至可以在冰川上映照出群山背影，也看到过一个在夜空出现的少见的淡淡的彗星。在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发射后，通过报纸与广播电台预报的经过各地主要城市的时间，我根据矿区附近的省会城市兰州、西宁的时间估算了一下通过我们双朋西矿区的时间，届时看到了“东方红”穿越群星疾驰而过，只是不明白为什么紧随其后还有一个小亮点。后来才知道，那是运载火箭。            

       1972年5月，由青海地质队工友们推荐，领导批准，并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北大老师文化考核，我幸运进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学习。所学的专业是国内第一次开办的，我国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翻开 “地质力学概论”，开篇就有一张熟悉的木星照片，文字说明也是我十年前就知道的，因木星高速自转在其表面形成条带并木星成为椭球形，也就是说自转变化同样是影响地球表面形态重要原因。

       1976年1月大学毕业后，在矿山机械厂“接受再教育”一段时间，因唐山大地震，被分配到了邢台市地震台。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于1966年3月邢台大地震的研究已经历了十年。老同志们也发现，地震的发生也明显会受到天文因素影响。邢台1966年3月8日、22日相继发生的那两个6.8、7.2级大地震，就是一个发生阴历十七，一个发生在阴历初一。住在海边的人都知道，因为在初一和十五前后，潮水就比其它时间大些，这是因为太阳、月亮和地球的相对位置有关。后来我搜集了一些资料，写了一篇文章“天文现象与地震”，1986年9月初寄给了天文爱好者杂志，到11月那期就刊发了，该文在省局和地区均获奖。此外，在邢台除了考察大地裂缝、山体滑坡，泥石流，研究地震发生的规律；还与朋友观测哈雷彗星、日食月食、海尔-波普彗星，狮子座流星雨.......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现在退休在家，和亲友一起夜晚在楼顶歇息品茶聊天，即便天气晴好只也只能看到明亮的金星、木星、织女星、牛郎星，有时也能看到“国际空间站”和我国发射的“天宫”从星空中疾驰而过。而最使我难忘的还是雪域高原的璀璨星空，还有那散布在高原群山中钻塔上的点点灯光。

　　                                作者 袁小沼 邢台地震局退休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