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春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拜年，每到初一，就老早起来，吃了饺子。就和小伙伴们成群结队，热热闹闹去拜年。我家住的吉林路25号大院，四十户人家，我们从楼下开始一直到三楼。每到一家邻居门口，都稚气朗朗的喊：“大叔大婶，给你拜年，”邻居家的大叔大婶总是笑眯眯的开门迎接。又是糖，又是瓜子，花生，把我们小孩的衣兜里塞得满满的。拜年一圈下来，得2个小时，我和弟弟们又在父亲的带领下开始跑亲戚家。
      我爷爷弟兄三人，我只见过二爷爷一人，他和三大爷住在一起。大爷爷早年去世，三爷爷就是我爷爷因为抗日打鬼子死在东北，据父亲说他曾经担任过马占山的参谋长，在江桥战役中牺牲，是被鬼子飞机扔炸弹炸死的。当时我的六大爷于兆麟任东北军30旅旅长，指挥过江桥战役，热河战役，长城抗战，后得肺结核在1947年病死。所以，春节写牌位上供、上香这是每年父亲必须做的事情。初一早上，我们要在香案牌位前磕头，领取父亲分发的一元压岁钱。

到我父亲这一辈，共有弟兄十一人，大大爷早年去世，在青岛有二大爷，三大爷，十一叔，四大爷在四川，五大爷，八大爷，九大爷在武汉。我父亲排行老十。记得我二大爷住在广州路，三大爷住在胶东路菠萝油子那里，十一叔住在湖北路。每年到初一早上吃过饺子，就在我父亲的带领下，开始挨门拜年，等走到十一叔家，一般就是中午了，十一婶总是包许多饺子，摆上过年的好菜。我们十几口人中午在十一叔家再吃团圆饭。
      下午，我们兄弟姐妹就要去母亲的亲戚家去拜年，我母亲在青岛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我们最喜欢到母亲的姐姐家去拜年，因为我大姨在东镇龙门路住，她家开了个买土产杂品的门市部，手头比较宽裕，每年春节都要给我们留好吃的，还给我们每一个孩子分一块钱，那时的一块钱可不是一般，因为当时的工人每月只赚34元钱。
      记得1959年那年我还不满10岁，国家对面粉供应每月每人定量的百分之十，我当时15斤粮食，每月只有1。5斤面粉，全家的面粉也只有10斤左右，临到年三十，母亲把饺子面里掺上了玉米面，包出饺子皮子很厚，个大。一个碗只能装7个，我们也感到很好吃。第二天跟爸爸去拜年，在广州路二大爷家吃的饺子，他家的饺子掺的是豆面，比我母亲掺玉米面好的多，个头也小。那年春节的饺子家家户户都是掺了粗粮，有许多同学家中的饺子掺地瓜面效果还不错。惟独母亲掺的玉米面，个头大，皮厚。是我终生难忘的一顿年夜饭。
      我们那时居住的房屋，虽然八口人拥挤在十几平方的小屋，却很温馨。东邻大娘做的好菜，西屋大姨包的饺子，都互相分享。记得我刚插队去农村的年代，过年回来总是带回许多的年糕，那是村中的老乡纷纷地塞进我的背包的。老母亲总是不舍得自己吃，东家两块，西家两块，从一楼分到三楼，把我带回的几十斤年糕全部分赠给邻居。而邻居们也把他们的许多东西也给母亲和其他邻居分享。
       青岛著名的书法家高小岩老师住在我们的三楼，也是十几个平方的小屋住着七八口人，每到春节他总是给邻居写对联，有求必应，他有许多爱好京剧的朋友，正月里经常听到他家传出很专业的京剧演唱。
      夜幕降临了，大街上，院子里到处是鞭炮声，我们孩子们就利用父亲上班的手电筒去捡拾那些散落未响的鞭炮，有时候能捡拾到许多。而爸爸总是奇怪我们这些鞭炮的来源。
      迎年，送年的摆供，烧纸，上香都是很有讲究的。年三十，父亲总是写好祖先的牌位，摆好香案，供品。然后把烧纸划开，写上逝去亲人的名字，在喝酒以前必须先到十字路口烧掉，还要带一瓶水划一个圈，留出门口，烧纸必须在圈内，外面洒几张给野鬼。看到这些，我总是在想：逝去的亲人能收到吗，现在看来，只是我们活着的人利用这些传统方式寄托我们对亲人的哀思罢了。
      我们的童年时代拜年，长辈亲戚们几块糖果就可以把我们打发，而且得到糖果的我们还欢欣鼓舞，而今带孩子上别人家，最少得给一百到两百元，不然会感到没有面子。
      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年龄都已经到了老年。每到过年前，总是要去银行换部分新钱准备分给前来拜年的孩子们，当然，今年儿子媳妇给俺添了孙子，更得为孙子准备。春节的习俗已经流传了几千年，每年春节都在重复着那些习俗，那些鞭炮、烟火，那顿年夜饭。
    从八十年代有电视以后，我们都开始关注央视春晚，春晚年年更新，百姓的欣赏水平年年提高，许多好歌也在春晚节目中开始流传，今年的春晚将会怎样呢，我们期盼着央视给我们一个惊喜，把欢乐带给我们的千家万户。
      我们的童年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也一年比一年老了，有的一起知青插队的朋友已经撒手绝尘而去，展望明天，保持心态年轻是重要的一环，健康快乐是我们的心愿。朋友们能聚在一起上网，采风，聚会，研究文学，写征文，是我们的前辈想都不能想的新鲜事，祝福朋友们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大成绩，收获，青春永驻，祝福大家新春快乐，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