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公或因私，一个人不能在一个地方呆着，必须到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去，于是行旅活动就开始了。行旅不是在此地，也不是在彼地，是离开此地到彼地去，尚未到达彼地，是漂泊在路上的一种特殊活动，行旅和家居是一对相对应的概念。行旅活动中，行旅者写下的诗歌，或者行旅后，写下反映行旅生活的诗歌，我们称之为行旅诗。

行旅诗作为中国诗歌一个重要的类型，源远流长。《诗经》中已经有大量行旅者的身影。屈原应该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重要的行旅诗人，两次被放，流浪他乡，独特的经历用行旅诗展示出来，让行旅诗有了更多个性化的色彩。汉代、魏晋南北朝时，诗人创作了成批量的行旅诗。唐代文人的行旅活动更加频繁，行旅诗的创作也更为自觉，行旅诗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涌现出不少知名行旅诗人。白居易就是一个行旅活动数量多、且创作大量行旅诗的作家。

一、白居易的行旅活动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县，建中三年（782），白居易十一岁，离开新郑，随父亲白季庚至徐州别驾任所，寄家符離。从新郑到徐州，是白居易第一次行旅活动。大和八年（834），白居易六十三岁，二月中旬，为了参加叔叔白季康和婶母敬氏的合葬之礼，离开洛阳，前往下邽，三月末返回洛阳。洛阳到下邽是白居易最后一次行旅。白居易的行旅活动从十一岁开始到六十三岁结束；从新郑赴徐州之行开始，到洛阳赴下邽之行结束，持续达半个世纪之久，在五十多年的时间里，行旅活动连绵不断。

白居易的行旅活动，以贞元二十年（804）白居易徙家下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前期行旅活动

1．建中三年（782），离开新郑，移家符離。

2．贞元元年（785），从符離往游吴越。

3．贞元四年（788），从父至衢州任所。

4．贞元十年（794），到襄阳葬父。

5．贞元十四年（798），从符離赴浮梁探视兄长。

6．贞元十五年（799）春天，从浮梁返回洛阳省母。秋天，到宣州参加乡试。

7．贞元十六年(800)正月，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及第后回洛阳。暮春到浮梁。九月到符離。

8．贞元十七年（801）七月，到宣州，秋天回洛阳。

9．贞元十八年（802）冬天，到长安参加吏部试

10．贞元十九年（803）秋冬之交，游许昌。

11．贞元二十年（804）春，游洛阳、徐州，从符離搬家，经洛阳，到下邽。是年冬天，白居易游黄河北岸的滑州、洺州、邯郸等地。

白居易从十一岁离开新郑，到三十三岁徙家秦中，共二十余年，是白居易行旅活动的前期。此间，白居易行旅原因有两个，一是为避战乱，随父漂泊；一是为科举，奔走南北。白居易离开中原，随父流转，父亲多地任职，白居易数次行旅。父亲归天后，便无靠山，又因家人分散数处，白居易行旅更为频繁。“计居易三年之行程，南至浮梁一次，至宣州两次，西至长安一次，冬至符離一次，每次行役都需一月或数月，几乎无月不在旅途中。”[1]母有心疾，外祖母去世，家境困窘，战乱与自然灾害接连不断，为了安全，为了衣食所需，白居易奔走各地。前期行旅，白居易特感凄凉。

明月满深浦，愁人卧孤舟。烦冤寝不得，夏夜长于秋。苦乏衣食资，远为江海游。光阴坐迟暮，乡国行阻修。身病向鄱阳，家贫寄徐州。前事与后事，岂堪心并忧。忧来起长望，但见江水流。云树霭苍苍，烟波淡悠悠。故园迷处所，一念堪白头。

--《将之饶州江浦夜泊》[2]

时难年荒世业空， 弟兄羁旅各西东。 田园寥落干戈后， 骨肉流离道路中。 吊影分为千里雁， 辞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应垂泪， 一夜乡心五处同。

--《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離及下邽弟妹》 

这些诗很好反映了白居易当时行旅实况，诗中“愁”、“烦”、“苦”、“病”、“贫”、“忧”、“难”、“荒”、“泪”，“寥落”、“流离”、“辞根”、“吊影”等字眼，有浓重的伤感色彩。研读这些行旅诗，我们可以感知到，行旅活动中，白居易有强烈的飘零感、孤独感、忧伤感、无助感，这种感觉当然源自旅途艰辛、旅况凄凉。其中既有战乱连年、饥馑不断的中唐时代特色，也涉及白居易牵挂家人、思念故乡的情感，还有诗人在乱世中的独特感受。祖业难继、田产荒芜、经济困窘、家人多病等，这一切让白居易的行旅栖栖遑遑、黯淡无光。

在这二十余年里，白居易科场极顺，乡试、进士试、吏部试均一战而捷，但我们阅读行旅诗，看不出白居易踌躇满志、春风得意。数年马不停蹄，行旅各地，白居易来不及品味及第的快乐，及第的快乐被淹没在匆匆行旅中。金榜题名的愉悦，要留待到日后家居时慢慢品味。

贞元二十年（804），移家下邽，白居易有了稳定的居所，标志白居易为避战乱、应科举而进行的长达二十余年的前期行旅活动的结束。

（二）后期行旅活动

白居易长安任职，家在下邽，生活稍安，但行旅活动并未停止。白居易后期行旅活动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

1．以长安为中心的行旅活动

（1）从长安赴各地

①赴周至。周至属京兆府，离长安一百多里，元和元年（806）四月，白居易出任周至尉。

②赴江州。江州“在京师东南两千九百四十八里”，[3]¹⁶⁰⁹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贬官江州，八月初全家到江州。

③赴杭州。杭州在“京师东南三千五百五十六里”，^[3]1588长庆二年（822），七月十四日，诏除白居易杭州刺史，十一月一日到达杭州。

④赴洛阳。洛阳“在西京之东八百五十里”，^[3]1422大和二年（828），二月，白居易出使洛阳。元和三年（829），白居易除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四月初，赴洛阳。

（2）从各地到长安

①周至。元和二年（807），暮秋，白居易调回长安。

②忠州。忠州“在京师南二千二百二十二里”，^[3]1557元和十五年（820），白居易返长安，任司门员外郎。

③洛阳。大和二年（828），白居易三月末回到长安。

2．以洛阳为中心的行旅活动

（1）从洛阳赴各地

①赴苏州。苏州“至东都二千五百里”^[3]1568，宝历元年（825），三月二十九日启程，五月五日到达苏州，任刺史。

②赴下邽。下邽曾属同州，同州“至东都六百二里”，^[3]1400大和八年（834），二月中旬，白居易赴下邽参加叔叔、婶婶的合葬之礼。

（2）从各地到洛阳

①下邽。大和八年（834），三月末白居易从下邽返回洛阳。

②苏州。宝历二年（826），白居易罢苏州刺史，第二年春回到洛阳。

③杭州。杭州“至东都两千九百一十九里”，^[3]1588长庆四年（824），白居易除太子右庶子，秋初回到洛阳。

除了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行旅外，白居易从江州至忠州赴任，也是一次重要行旅。江州至忠州两千余里，元和十三年（818）十二月二十日，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元和十四年（819）三月二十八日，白居易到达忠州。

白居易前期行旅以伤感为主，后期有忧伤行旅，也有愉快行旅。从长安到江州的被贬行旅是忧伤行旅的代表；从长安到杭州出任刺史的行旅是愉快行旅的代表；从江州到忠州出任刺史的行旅，则喜忧参半。

白居易前期的行旅，都是私人行旅活动，或探视兄长、或省视母亲，或随父迁移、或游学都市、或奔走科场、或卜居移家。而后期行旅，除从洛阳到下邽参加叔婶合葬之礼是私事外，其余全部因公事，都是国家公职人员奉命出行。

二、白居易行旅诗创作

行旅是白居易一种特殊的生存形态。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长长短短的行旅有几十次之多，几乎每次行旅，白居易都留下诗歌，一生创作行旅诗总数超过一百六十首。

前期，白居易留下的行旅诗较少，约有二十多首。后期，白居易创作了大量的行旅诗，总数达一百四十余首。特别是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贬官江州，创作行旅诗四十多首，是百居易一生当中创作行旅诗最多的行旅活动。其次是长庆二年（822），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留下行旅诗三十多首。什么原因让白居易创作如此多的行旅诗呢？

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是作家制作文学作品的一种行为过程，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作家，客体是可以作为创作加工对象的所有东西。创作的过程既与创作主体生活经验、学识水平、思想品位、心理状态、情感特点有关，也与创作客体的外部特点与本质特征有关。创作的过程就是创作主体感知、认识、表达创作客体的过程，也是创作客体触发、影响创作主体的过程。我们分析白居易为什么能够创作大量的行旅诗，可以从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两个方面分析。

（一）从创作主体来说

1．白居易悲愤忧伤的精神状态刺激行旅诗创作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¼¼三百篇大抵圣人发愤之所为作也。”[4]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中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音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5]都是说作者经历冤屈、穷苦，饱尝磨难、心酸，才能写出好的作品，艰辛和苦难是优秀创作的推动器。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因上书请求捕拿杀害武元衡的凶手，被当权者污为越职言事，贬江表刺史。接到诏书，白居易仓皇离京，又遭政敌攻击，途中追诏授江州司马。白居易在《与杨虞卿书》中言：“（宰相武元衡被刺后）皆曰：丞郎、给舍、谏官、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反忧国之甚也？仆闻此语，退而思之：赞善大夫诚贱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独进封章，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亦！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且以此获罪，顾何如耳？况又不以此为罪名乎？”又说“足下视仆莅官事、择交友、接宾客何如哉？又视仆扶骨肉、待妻子、御童仆，又何如哉？小者近者尚不敢不尽其心，况大者远者乎？”白居易直而遭谤，忠而被贬，浑身冤枉、满腔忠愤，这种忧愤催生了江州行旅中的诗歌创作。

赴江州的行旅诗，书写忧伤悲愤是其主调。《别李十一后重寄》写别友忧伤，《初出蓝田作》写旅途劳苦，《初贬官过望秦岭》写怀乡恋阙，《题四皓庙》叹进退失据，《红藤杖》言只身漂泊，《途中感秋》伤年老病多，《晏坐闲吟》慕昔日荣华，《红鹦鹉》言才高遭祸，《题王处士郊居》露归隐之念，《强酒》用坐禅醉酒，排遣苦闷妄想。白居易这类行旅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6]不无道理。

2．白居易悠闲的精神状态有助行旅诗创作

刘勰说：“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7]⁶⁹³清代徐增在《而庵诗话》说：“夫作诗必须心闲，顾心闲惟近乎道者有力。”[8]白居易也说过：“闲中得诗景”（《秋池二首》其二）只有心闲才能体会物情，构思佳作，因此悠闲对文学创作也有帮助。白居易在行旅中，特别是惬意的行旅，旅途漫长，心情悠然，陶醉物色，边行边玩，自觉不自觉地便吟咏几句小诗，自然而然进入了诗歌创作状态。

元和三年（829），除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白居易心满意足，离长安赴洛阳途中，作《京路》，“西来为看秦山雪，东去缘寻洛苑春。来去腾腾两京路，闲行除我更无人。”又作《华州西》，“每逢人静慵多歇，不计程行困即眠。”诗中写“闲”，实因为“闲”而赋诗。这次行旅创作的几首诗，大都因闲而作。

（二）从创作客体来说

1．沿途自然美景引发行旅诗创作

刘勰《文心雕龙》：“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7]693是说外物的刺激可以引起作家的创作冲动。一个人最熟悉的风光和景物莫过于家乡的自然风光，但家乡风光往往因为过于熟悉常常被忽视。在行旅中，作者离开故乡，离开熟悉的人和物，走向遥远的地方，不仅要到达的目的地是陌生的、新奇的，途中，作家看到的、接触到的，也都是自己以前可能从未见过的景物，这种新奇感、陌生感，让作者得以聚精会神去感知自然景物，以至于让作者陶醉其中。自然景物美的颜色、形体、声音、气息，无一不被行旅者感知到，一丛野花，一道山泉，道路边依依杨柳，渡河的阵阵棹声，万仞山、千丈水，狭窄江道中的怪石、逆风，都能触发作者特殊的美感，深深打动作者而引发作者创作冲动，写下动人的诗篇。

行旅中，自然美无处不在，但大自然美的表现形态是不同，有的表现为优美，有的表现为壮美。白居易行旅中遇到的自然景物大多是优美的。

泉喷声如玉，潭澄色似空。练垂青嶂上，珠泻绿盆中。（《题喷玉泉》）

孤烟生乍直，远树望多圆。春浪棹声急，夕阳帆影残。（《度淮》）

寿安流水馆，硖石青山郭。官道柳阴阴，行宫花漠漠。（《西行》）

决决涌岩穴，溅溅出洞门。向东应入海，从此不归源。（《题途中山泉》）

沿途中的自然景物，泉水、孤烟、远树、春浪、夕阳、官道柳、行宫花，无不呈现出柔媚、优雅、纤巧、秀丽、飘逸、安宁、淡雅的美，给人轻松、愉快和心旷神怡的审美感受。

白居易从江州到忠州任刺史，走水路，溯长江而上，特别是船穿过西陵峡、巫峡、瞿塘峡时，险峻、奇特、雄浑、壮观、粗糙、怪异的三峡风光，深深震撼白居易：

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狭容一苇。瞿唐呀直泻，滟滪屹中峙。未夜黑岩昏，无风白浪起。大石如刀剑，小石如牙齿。（《初入峡有感》）

瞿塘天下险，夜上信难哉！岸似双屏合，天如匹帛开。（《夜入瞿唐峡》）

美的景物，不管形态如何，都能够让诗人陶醉、震撼，从而引发白居易创作冲动。

2．历史文化启示行旅诗创作

在白居易一生当中，行旅时间很长，几乎一两年就有一次长途行旅。白居易在行旅中，有时走得很快，有时却走的较慢，边行边游，相当轻松，不仅自然风光可以触发诗情，沿途的历史文化往往也能够让白居易浮想联翩、咏古伤怀。

“四皓”为秦代官员，因避焚书坑儒，隐居商山。刘邦称帝后，欲废长立幼，长子刘盈母吕后经张良策划，请“四皓”出山，“四皓”改变了刘邦的想法。刘盈为报答“四皓”，封侯命爵，“四皓”谢绝封赏，重回商山隐居，直到寿终。“四皓”能进能退，能官能民，常为后世所赞。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贬江州，途经四皓庙，感而题诗：“卧逃秦乱起安刘，舒卷如云得自由。若有精灵应笑我，不成一事谪江州。”（《题四皓庙》）

罗敷为美女代称，汉乐府民歌中人物，曾拒太守调戏。敷水在华阴县西，白居易经过敷水，思绪浮荡，悬想美女。大和元年（827），白居易从洛阳返回长安，路过敷水：“垂鞭欲渡罗敷水，处分鸣驺且缓驱。秦氏双蛾久冥漠，苏台五马尚踟蹰。村童店女仰头笑，今日使君真是愚。”（《过敷水》）此次行旅，白居易心情欢畅，把自己与调戏罗敷的太守相比，诙谐幽默。大和九年（835），白居易自洛阳到下邽，又过敷水，写下《罗敷水》：“野店东头花落处，一条流水号罗敷。芳魂艳骨知何在，春草茫茫墓亦无。”感叹空有罗敷水，而美人罗敷杳无踪迹，令人丝丝怅惘。

元和十四年（819），白居易量移忠州，过昭君村。写下《过昭君村》：“灵珠产无种，彩云出无根。亦如彼姝子，生此遐陋村。至丽物难掩，遽选入君门。独美众所嫉，终弃于塞垣。唯此希代色，岂无一顾恩？事排势须去，不得由至尊。白黑既可变，丹青何足论？竟埋岱北骨，不返巴东魂。”吟咏美人，感慨身世，寄寓悲愤。巫山神女也一个古老的传说，白居易赴忠州途中，过神女庙，常触诗思，“巫女庙花红似粉”（《题峡中石上》）“神女台云闲缭绕”（《 十年三月三十日别微之于灃上……为他年会话张本也》）

贞元十年（794），白居易赴襄阳葬父，想起孟浩然，油然成诗：“楚山碧岩岩，汉水碧汤汤。秀气结成象，孟氏之文章。今我讽遗文，思人至其乡。清风无人继，日暮空襄阳。南望鹿门山，蔼若有余芳。旧隐不知处，云深树苍苍。（《游襄阳怀孟浩然》）感先贤已逝、山水依旧，叹岁月无情。

在行旅中，白居易对历史人物的认识，融入了深深的个人感慨，历史遗迹的当下刺激与现实人生感受融为一体，启示白居易写下具有咏史、怀古性质的抒情行旅诗。

3．馆驿题诗鼓励行旅诗创作

馆驿是国家设置在驿路上的旅舍。唐代驿馆林立，特别是京城周边，更是星罗棋布。馆驿有大有小，大驿设在大道处，小驿在乡野僻远处。“大体上三十里设置一驿，但亦视地理环境而有所差异。偏远地区驿馆和驿馆之间也有相距上百里之遥。”[9]古代文职官员，喜欢在驿馆题咏。白居易后期行旅，多是公务，馆驿歇息是其权力。在驿馆里，看到留下的题咏，往往触发白居易诗情。 

元和十年（815），元稹自唐州奉召还京，途经蓝桥驿，在驿亭壁上留下一首《留呈梦得、子厚、致用》诗。八个月后，白居易自长安贬江州，满怀失意，经过蓝桥驿，读到了元稹这首律诗，感慨万千，写下《蓝桥驿见元九诗》：“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循、绕、觅三个字，表现出白居易寸寸搜寻、摩挲拂试，仔细辨认的情景。白居易在驿馆中，“循墙绕柱觅君诗”，既是寻找好友住宿驿馆的痕迹，也是寻找与元稹的友谊，更是白居易在驿馆中寻觅诗情。

白居易在一条道路上，有两次或多次的行旅活动。前次自己在驿馆中题咏，若干年后，再来驿馆，复读原作，亦能够触动思绪，继而再题。元和元年（827），白居易在长安，任秘书监，奉命出使洛阳，行至稠桑驿，所乘马死，白居易感伤不已，写下《有小白马乘驭多时奉使东行至稠桑驿溘然而毙足可惊伤不能忘情题二十韵》，题于稠桑驿馆厅壁。元和九年（835），白居易从洛阳赴下邽，途经稠桑驿，见数年前自己在厅壁题诗，感慨不已，又作诗一首《往年稠桑曾丧白马题诗庁壁今来尚存又复感怀更题绝句》：“路傍埋骨蒿草合，壁上题诗尘藓生。马死七年犹怅望，自知无乃太多情。”元和十五年（820），白居易从忠州赴长安，过商山路驿桐树馆，见与元稹前后题名处，写下《商山路驿桐树昔与微之前后题名处》：“与君前后多迁谪，五度经过此路隅。笑问中庭老桐树，这回归去免来无？”长庆二年（822），白居易自长安赴杭州任刺史，宿桐树馆，写下《桐树馆重题》：“阶前下马时，梁上题诗处。惨澹病使君，萧疏老松树。自嗟还自哂，又向杭州去。”

白居易数次来往驿馆，第一次来的时候，见到别人题诗，便乘兴写诗；后再来驿馆，又见上次别人的题诗，还会触发再次写作冲动。白居易亲戚杨虞卿在棣华驿题《梦兄弟》诗。元和十五年（820），白居易从忠州赴长安，住宿棣华驿，见杨虞卿题诗，遂写下《棣华驿见杨八题梦兄弟诗》：“遥闻旅宿梦兄弟，应为邮亭名棣华。名作棣华来早晚，自题诗后属杨家。”长庆二年（822），白居易从长安出发，赴杭州任刺史，又至棣华驿，又见杨虞卿所题《梦兄弟》诗，白居易复作《赴杭州重宿棣华驿见杨八旧诗感题一绝》：“往恨今愁应不殊，题诗梁下又踟蹰。羡君犹梦见兄弟，我到天明睡亦无。”

驿馆题诗，作者原本目的是抒怀记事，让自己的作品广为人知。作者们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的题诗，别人看到后，会触动诗情，写和作、续作，从这个意义上说，驿馆题诗某种程度促进诗歌的创作与繁荣。

行旅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生存状态，它促进了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创作数量众多行旅诗的白居易，当之无愧地成为唐代典型的行旅诗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