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诗人中，白居易和“闲”最有缘。大和八年（834），白居易在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写下《喜闲》一首诗，明确表达自己对“闲”的态度：“萧洒伊嵩下，优游黄绮间。未曾一日闷，已得六年闲。鱼鸟为徒侣，烟霞是往还。伴僧禅闭目，迎客笑开颜。兴发宵游寺，慵时昼掩关。夜来风月好，悔不宿香山。”（[唐]白居易著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177.）此时白居易已经六十三岁，人生已进入晚期，白居易言说自己来到洛阳六年时间，就是得“闲”的六年，何止是白居易到洛阳这几年是得“闲”的几年，此前此后，白居易都能大得“闲”趣。可以说白居易一生几十年，常和“闲”相伴，“闲”几乎成了白居易一生最重要的人生体验。

《晚秋闲居》被认定是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以前的作品：“地僻门深少送迎，披衣闲坐养幽情。秋庭不扫携藤杖，闲踏梧桐黄叶行。”此时白居易尚未参加进士考试，还是一个未露头角的小伙子，这个阶段，按理说似乎应该有少年轻狂之气，然而诗中为我们展示的却是“庭院不扫。披衣闲坐，闲踏黄叶”的内容，读之颇有老气横秋之感，可以看出白居易喜欢“闲”，并不是人生某个特定时代的专利，这首诗透露，白居易很年轻时，对“闲”就有敏锐、细腻、独特的感受，白居易和“闲”结缘，实在是很早的事情。

会昌二年（842），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致仕，这年白居易七十一岁，《闲乐》：“坐安卧稳舆平肩，倚杖披衫绕四边。空腹三杯卯后酒，曲肱一觉醉中眠。更无忙苦吟闲乐，恐是人间自在天。”充分为我们展示：诗人致仕后，尽情享受“闲”中乐趣。会昌五年（845），白居易七十四岁、虽年事已高，但爱“闲”依然，作《闲眠》：“暖床斜卧日曛腰，一觉闲眠百病销。尽日一餐茶两碗，更无所要到明朝。”暖床斜卧，阳光照耀，一觉闲眠，百病皆销，白居易肆意享受“闲”眠！虽到晚年，因有闲相伴，白居易心稳神安。

《小阁闲坐》：“二疏返故里，四老归旧山。吾亦适所愿，求闲而得闲。”白居易是幸运的，一生求闲得闲，称心如愿。

白居易一生，辗转南北，曾在长安、盩厔、江州、忠州、杭州、苏州、洛阳等地任职。

贞元十八年（802），白居易参加吏部组织的书判拔萃科考试，次年春天，白居易登第，授校书郎，开始仕宦生活，居住在长安。本年或者次年，白居易作《长安闲居》：“风竹松烟昼掩关，意中长似在深山。无人不怪长安住，何独朝朝暮暮闲？”

    元和二年（807），白居易在盩厔，任盩厔尉，作《官舍小亭闲望》：“风竹散清韵，烟槐凝绿姿。日高人吏去，闲坐在茅茨。亭上独吟罢，眼前无事时。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

元和十年（815），在长安，任太子左赞善大夫，作《昭国闲居》：“贫闲日高起，门巷昼寂寂。……独在一床眠，清凉风雨夕。……平生尚恬旷，老大宜安适。何以养吾真，官闲居处僻。”

元和十二年（817），白居易在江州，任江州司马，《闲居》：“肺病不饮酒，眼昏不读书。端然无所作，身意闲有余。鸡栖篱落晚，雪映林木疏。幽独已云极，何必山中居。”

元和十四年（819），在忠州，任忠州刺史，《东亭闲望》：“东亭尽日坐，谁伴寂寥身。绿桂为佳客，红蕉当美人。笑言虽不接，情状似相亲。不作悠悠想，如何度晚春？”

长庆3年（823），在杭州，任杭州刺史，《闲卧》：“尽日前轩卧，神闲境亦空。有山当枕上，无事到心中。”

宝历元年（825），在洛阳，任太子左庶子分司，《闲出觅春戏赠诸郎官》：“年来数出觅风光，亦不全闲亦不忙。放鞚体安骑稳马，隔袍身暖照晴阳。迎春日日添诗思，送老时时放酒狂。”

宝历二年（826），在苏州，任苏州刺史，《正月三日闲行》：“黄鹂巷口莺欲语，乌鹊河头冰欲销。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交加万万条。”

大和元年（827），在长安，任秘书监，《闲行》：“五十年来思虑熟，忙人应未胜闲人。林园傲逸真成贵，衣食单疏不是贫。专掌图书无过地，遍寻山水自由身。倘年七十犹强健，尚得闲行十五春。”

大和二年（828），在长安，任刑部侍郎，《闲出》：“身外无羁束，心中少是非。被花留便住，逢酒醉方归。人事行时少，官曹入日稀。春寒游正好，稳马薄绵衣。”

大和九年（835），在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闲吟》：“贫穷汲汲求衣食，富贵营营役心力。人生不富即贫穷，光阴易过闲难得。我今幸在穷富间，虽在朝廷不入山。看雪寻花玩风月，洛阳城里七年闲。”

开成五年（840），在洛阳、任太子少傅分司，《闲居》：“书卷略寻聊取睡，酒杯浅把粗开颜。眼昏入夜休看月，脚重经春不上山。心静无妨喧处寂，机忘兼觉梦中闲。是非爱恶销停尽，唯寄空身在世间。”

白居易在入仕到致仕的几十年里，不管是在京城任职，还是居官地方，不管是做官北方，还是仕宦江南，“闲”始终和白居易相伴，白居易走到那，那就充满“闲”情。

几十年中，白居易仕途有起有伏。元和二年（807）白居易被召为翰林学士，元和三年（808）四月，白居易被拜授左拾遗，翰林学士和左拾遗都是随侍皇帝，令人羡慕的职务，此前白居易已三登科第，名入众耳，加之白居易呈现的卓越诗文才华，此时白居易已誉满天下。白居易以翰林学士和左拾遗双重身份参与朝政，他深感荣耀，备受激励，其政治和文学创作热情空前迸发。《初授拾遗献书》：“臣所以授官以来，仅经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 即使如此，白居易诗中依然对“闲”念念不忘。

白居易忙于政治活动，忙于讽喻诗的创作活动，开始觉得自己不是“闲”人：“相逢俱叹不闲身，直日常多斋日频。晓鼓一声分散去，明朝风景属何人？”《答元奉礼同宿见赠》

白居易内心深处对这种“忙”人并不喜欢，因此对“闲”表现出深深地羡慕：“人生无几何，如寄天地间。心有千载忧，身无一日闲。何时解尘网，此地来掩关。”《秋山》

临渊羡鱼，与事无补，那怎么解决呢？《秋山》已经表现出对归隐深山的神往，但在白居易看来，这并不是追求“闲”的最好渠道，追求闲的良策是什么呢？白居易的《赠吴丹》一诗，对此有圆满地解决。诗中指明吴丹是“闲”的，交代能“闲悠悠”的原因，然后言说吴丹位居高官，抱负得展，官场进退自如，得心应手，居官、休闲两不误。白居易对吴丹不隐深山隐于市朝表示肯定。最后由人及己，作出决定：今后乞当“闲”官，享受清闲。“顾我愚且昧，劳生殊为休。一入金门直，星霜三四周。主恩信难报，近地徒久留。终当乞闲官，退与夫子游。”

然而受到的儒家教育和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影响，白居易做出乞求“闲’官，常伴悠“闲”的决定并不坚决，施展政治抱负、报答君王恩宠和退居乞闲常相冲突，让白居易难做决断：“长闲羡云鹤，久别愧烟萝。其奈丹墀上，君恩未报何？”《晚秋有怀郑中旧隐》

能不能做官求“闲”兼而得之呢？白居易找到了一种方式:“门严九重静，窗幽一室闲。好是修心处，何必在深山。《禁中》

白居易决定修心，给予两全。既然如此，白居易虽然身处其一生政治热情和讽喻诗创作最高涨的时期，因其修心，故依然忙中有“闲”：“独来独去何人识？厩马朝衣野客心。闲爱无风水边坐，杨花不动树阴阴。”《曲江独行》

甚至禁中夜值、日值也能感受“闲”：“宫漏三声知半夜，好风凉月满松筠。此时闲坐寂无语，药树影中唯两人。”《同钱员外禁中夜直》

“夏日独上直，日长何所为。澹然无他念，虚静是吾师。形委有事牵，心与无事期。中臆一以旷，外累都若遗。地贵身不觉，意闲境来随。”《夏日独值寄萧侍御》

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被贬，这是白居易一生当中遭受的最大一次政治打击，随即离开长安，数月行程，来到江州，出任司马，开始长达三年多的贬谪生涯。这三年多时间，白居易忘怀处顺、不以谴谪介意：“不争荣耀任沉沦，日与时疏共道亲。北省朋僚音信断，东林长老往还频。病停夜食闲如社，慵拥朝裘暖似春。渐老渐谙闲气味，终身不拟作忙人”《闲意》

白居易因其母亲病逝，遵制丁忧，自动离职，率领家人，回到下邽，料理丧事。蛰居渭上，将近四年：“空腹一盏粥，饥食有余味。南檐半床日，暖卧因成睡。绵袍拥两膝，竹几支双臂。从旦直至昏，身心一无事。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闲居》

不管是人生得意的时候，还是人生不得意的时候，不管是在职期间，还是丁忧之际，“闲”和白居易如影随形，不离左右。

从白居易诗歌题目看，有：闲游、闲坐、闲居、闲眠、闲泛、闲行、闲步、闲题、闲放、闲饮、闲吟、闲咏、闲望、闲卧、闲出，闲忙、闲闷、闲适、闲独、闲乐，闲夕、闲园、闲宴、闲事、闲意等等。

白居易在自己编的《白氏长庆集》中，将诗歌分为七类，闲适诗是其中之一。

    晚年在洛阳时，白居易把自己称为“闲叟”：“雨砌长寒芜，风庭落秋果。窗间有闲叟，尽日看书坐。”《闲坐看书贻诸少年》称为“闲人”：“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把自己担任的职务分司称为“闲官”，把自己工作生活的洛阳称为“闲地”：“自遂意如何？闲官在闲地。闲地唯东都，东都少名利。闲官是宾客，宾客无牵累。”《咏怀》白居易自己断言：洛下多闲客，其中我最闲。

“有福气，有官位，有长寿，这是大多数中国人追求的人生理想。………在中国人看来，福禄寿三者中长寿是最根本、最首要的东西，因为只有长寿的人能充分享受世间的幸福和官禄。”（李刚·中国道教文化[Ｍ]·长春：长春出版社， 2011： 70-71.)会昌六年（846），白居易七十五岁，生命走到尽头。几十年宦海沉浮，职场历练，饱经沧桑而又生命将尽的老人应该总结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人生智慧了。“六年春所写的一组闲适之作，结合着自身晚年为防嫌避祸而优游林泉的境遇，抚今追昔，随兴触发，反思大半生对人生、对仕途遭际的体味和感悟-----这似乎是乐天老人分明预感到生命行将终结，因而这种体味和感悟，便不免带有某种总结的性质。”（蹇长春　尹占华·白居易评传[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329. )在《斋居偶作》写到：“止足安生理，悠闲乐性场。是非一以遣，动静百无妨。岂有物相累，兼无情可忘。不须忧老病，心是自医王。”作者把悠闲和知足并提，用“乐性场”来指出“闲”的本质，用“是非一以遣，动静百无妨。岂有物相累，兼无情可忘”指出“悠闲”的作用。对于自己来说，有了“闲”，老和病这两件诗人面临的大事都无足挂怀。诗人最后强调：悠闲也好，知足也罢，都是心理活动，调节好心理，就能够很好地斩除病魔，恢复健康。在白居易看来：“闲”就是一种人生体验（心），白居易用“自医王”三个字指出这种人生体验（心）在祛病防老，健身延年方面的重要作用。白居易因为对“闲”的本质和重要作用有充分的认识，所以在他生命弥留之际，仍不忘谈 “闲”，显然是想把“闲”当成一种生存智慧传于后世。

白居易以“闲”去疾。“一觉闲眠百病销”“药停有喜闲销疾”白居易以“闲”养寿：“虚窗两丛竹，静室一炉香。门外红尘合，城中白日忙。无烦寻道士，不要学仙方。自有延年术，心闲岁月长。”《北窗闲坐》道教相信人们经过修炼，可以得道成仙，长生不老。修炼的方式方法便是仙方，唐代仙方有“炼形、胎息、服食、炼黄白术、方药、符咒、斋醮等，亦有兼行医卜、星相及巫术。服食、丹药、炼形多流行上层社会的人物中，因为他们饱食终日，有着强烈的求长生欲望。” （徐连达·唐朝文化史[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402.)在白居易看来，欲求长寿，不找道士，不学仙方，只要心“闲”，就可益寿延年。

白居易以“闲”保禄，官位长久。被贬江州，白居易痛定思痛，反思自己，调整为官思路。在《白云期》中写道：“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六十身太老，四体不支持。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闲时。”“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便是对过去所作所为的否定，过去激流勇进，奋不顾身，创作讽喻诗批评时政，谴责小人，为此丢官。白居易把贬职的原因归结于自己，归结于自己“气太壮”，“多是非”。认识到错误，怎么纠正呢？“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闲时。”白居易以退“闲”作为调整自已为官从政的一个好办法。

日本学者太田次男指出：“虽然如此，在他的一生中，必须克服种种危机，有时还要逃避诱惑，能在没有大过失下到了辞官年龄，乍看之下很平常，但若无主见和极不平凡的人生态度，很难达到这种地步，看看他一生的生活态度，可知他是一个深得人生奥秘的人”（[日]太田次男著谭继山译·白居易[Ｍ] · 台北市：万盛出版有限公司，1983：5.）“闲”就是白居易得到的人生奥秘，它成就了白居易福禄寿俱全的自在人生。

                           （载于《岁月》2012年4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