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宋代文学中的爱国主题
(2008-12-27 21: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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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文学.人物. |
作者：蒋莉
爱国情怀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源远流长，每当国家陷入灾难，文人骚客奋笔疾书，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总是会从那些撼人心扉的作品中汲取精神力量。在赵宋王朝不到三百年的历史中，始终处于强敌的威胁下，北宋开国之初，南北两方国土均有落入异族的版图中；到南宋更是偏安于江南的半壁江山。长年动荡，深沉的忧患意识，促使文学领域里的爱国主题弘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是文学正宗的诗歌，还是宋文学之巅峰词，抑或是散文、四六，无不体现出激昂的时代呼声，以爱国为主题的文学创造风貌，这是宋代文学留给后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最值得称扬的历史性贡献。
诗歌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历来处于正统地位，纵观有宋一代诗坛，内忧外患的时代局面以及唐诗无可企及的地位，使文人的生命范式冷静、理性而脚踏实地，超越了青春的躁动而臻于成熟之境，不追求高华绚丽，以平淡为艺术极境。宋初，赵王朝的软弱怯懦、妥协求和，成为士大夫心头的重担，诗歌中的爱国主题已初见端倪。王禹偁继承白居易讽喻诗的特点，写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充满忧国忧民情怀的诗篇。其后的苏舜钦诗风雄豪奔放，痛快淋漓地反映时政，具有批判现实的意义，《庆州败》中“守者沮丧陷者苦，尽由主将只所为。地机不见欲悻胜，羞辱中国堪悲伤。”对北宋和西夏的战争中宋军将昧士怯终致丧师辱国的丑闻进行有力的抨击。作为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天性乐观旷达，却也感时伤怀，创造出了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作，《吴中田妇歌》假江南田妇的语气，写农民受到天灾、虐政的双重灾难，矛头直指朝廷。北宋诗坛，“靖康事变”是诗歌发展的分水岭，极大地激发了文人心中的爱国情怀。金兵的铁马胡笳彻底打碎了诗人们宁静的书斋生活，转而为家国天下奔走呼号，这时期代表诗坛风气的江西诗派引领了这一创造高潮的到来。吕本中《连州阳山归路》：“稍离烟瘴近湘潭，疾病衰颓已不堪。儿女不知来避地，强言风物胜江南。”兵乱民困，疾病衰颓的痛苦与伤时悯乱的忧愤充斥诗人心头，然小儿女却不知避乱之烦忧，纷纷赞美一路风物胜过江南。无独有偶，同时陈与义《细雨》诗云：“避寇烦三老，那知是胜游。”痛于悠闲，诗人内心的酸楚溢于言表。以陆游为代表的一批中兴诗人出生于靖康前后，他们是在烽火连天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山河破碎的动荡时局使他们更具浓烈的爱国情怀。伟大的诗人陆游，爱国之志终生不渝，一生中时刻盼望着杀敌报国、收复中原的机会，而他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即使是在收复中原毫无希望时，仍然坚持夙志，大声疾呼抗敌复国。《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壮志难酬时，陆游在诗歌中书写与前人的共鸣，《书愤》、《楚城》、《龙头寺吊少陵先生寓居》等都是诗人在以其爱国忧世之心寻求异代知音的名篇。即使在梦中也不改报国热情，“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破驿梦回灯欲死，打窗风雨正三更”一生的爱国情怀矢志不渝，直到临终前仍在绝笔诗《示儿》中谆谆嘱咐儿孙：“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爱国主题贯穿了陆游长达60年的创作历程，融入了他的整个生命，高扬到前无古人的高度。南宋末年，国仇家恨到了最后的阶段，宋诗进入了尾声时期，而要求抗敌御侮的主题一直不绝如缕，主导文坛。即便是崇尚隐逸的“四灵”和行谒谋生的江湖诗人也写过不少忧国的诗篇，虽情调不免低沉，但同属爱国之作。宋元之交的英雄与遗民两个诗人群使宋诗放射出最后一道光彩。文天祥作为英雄诗人的代表为后人留下了名垂青史的《过零丁洋》，悲怆激情，大义凛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后代仁人志士舍生取义的格言。“国家不幸诗家幸”，宋诗于爱国主题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作为有宋一代文学之胜的宋词，书写爱国题材、关注国家社会命运的作品同样层出不穷，占据词史无与伦比的独特地位，这些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豪放之作在词坛振起了雄风，注入了刚健骨力，使豪放词与正统婉约词双峰对峙。北宋词坛，柳永首开词境，对词的新变作出了重大贡献，然即使是以“浪子词人”而闻名的他也写过刻画盐工悲惨生活的《煮盐歌》。文坛泰斗苏轼以他豪气干天的雄迈词风创作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人以“老夫”自居，“少年”的豪迈与狂态不减，词下片写自己宏阔的胸襟、澎湃的激情、杀敌卫国的斗志，词人开怀畅饮，壮志凌云，以“鬓微霜，又何妨”否定了老夫之说，只剩下少年的豪气，那“射天狼”的英雄正是苏轼自我心理形象的写照。在北宋中后期婉约派占主导的词坛上，贺铸以他的英雄豪气延续着词作中爱国主题。他的英雄豪侠词是激情的爆发、怒火的燃烧，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崇高感，《六州歌头》，“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满纸侠气凌云，肝胆照人，一派报国的赤诚之心。宋词爱国主题的高度弘扬在靖康之难后，金人的铁蹄改变了词人后半生的生活和创作倾向，民族的屈辱、山河残破和民众的苦难，促使他们自觉接受苏轼的词风，为救亡图存而呐喊呼号，去表现战乱时代民族、社会的苦难忧患和个体理想失落的压抑苦闷。早年以吟唱婉丽词风而闻名的叶梦得，经战火的洗礼，南渡以后高唱起激昂的战歌：“坐看骄兵南渡，沸浪骇奔鲸。轻盼东流水，一顾功成。”曾是“玉楼金阙慵归去”的朱敦儒，于今也为中原的丧乱而哀愁，激发出救亡图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相见欢》有云：“中原乱，簪缨散，几时休。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一代女词人李清照以他独特的荡气回肠叙写亡国之恨、飘零之苦。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战场上拼搏厮杀，戎马倥偬中横槊赋词，用热血和生命谱写出气壮山河的英雄战歌。“中兴”词人群把词的创作推到高峰，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辛派词人将豪放词风发挥到了最大限度，气势恢宏、酣畅淋漓地抒写爱国词篇。英雄词人辛稼轩有少年驰骋沙场的经历，永远以一个疆场战将的形象留存在历史和他自己的词作中。《破阵子》：“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南渡后被迫离开战场，然侠士的气豪胆壮、敏锐善思从未被投闲散置，他的词不仅是用笔写成的，更是用刀和剑、血与泪铸成的，始终以抗金的重任鞭策自己，“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辛派词人都有以家国为己任的壮志豪情，张孝祥有“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的悲愤和焦虑，陆游有“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醉酒，此兴悠哉”的悲壮豪情，陈亮有“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的无奈与期盼。和诗歌一样，宋末词坛也同样绽放了最后一道亮丽的光芒。以婉约为主要词风的姜夔、吴文英也在词中诉说了对中原沦亡的哀愁。其他喜欢结社唱和的词人通过咏节序和咏物来寄托亡国的悲恨，在词坛一片苦调哀音之时，唯有民族英雄文天祥以他那视死如归的崇高气魄、激越雄壮的歌喉，高昂地唱出了民族的尊严和志气，给辉煌的两宋词史增添了最后一道光彩。
同样，宋代的散文和四六也充满着爱国情怀，这主要表现在对时政的看法，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民生疾苦的呼号。宋初王禹偁有《唐河店妪传》，假妪的机智勇敢，借以说明边地人民“习战斗而不畏懦”，勇于杀敌守土，抗辽战争之所以失败，在于政府军事措施之不当。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文人士大夫爱国情怀的最好体现。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以史为鉴，指出一个王朝的盛衰兴亡主要取决于人事。至于南宋，政论文多以吁请抗敌、谋划复国大计为主要内容。岳飞《五岳盟祠记》慷慨激昂，气壮山河，是出自民族英雄之手的战斗檄文。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稚之所羞。”“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措辞尖锐，气势凌厉，是爱国军民声讨投降派的正义之声。四六名家汪藻的《王太后告天下事书》真切动人，天下传诵，人心感奋。文人乐以文来情真辞切地挥洒自己的一片爱国热忱、赤子之心！
爱国主题是宋代文学中及其重要的创作题材，它的繁荣兴盛为宋文学彪炳千古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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