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7章,苦难父亲
父爱如山,母爱如海。作为儿子的我,对于父母亲的养育之恩,永远报答不尽。无论家境贫寒到什么程度,我从来不曾抱怨过;无论他们对和错,我都把父母当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来对待。生育靠父母,出息靠自己,这是我终生不变的信条。父亲虽然“平庸”,平庸得让人委屈、窝囊,甚至瞧不起。他的一生之中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东西,但他留给我的勤劳、诚朴、诚实的精神形象,却比那些号称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要刻骨铭心得多,深刻得多,受益得多。
父亲一辈子生活在芦苇荡,他没有想过或没有能力走出芦苇荡。但我,正是父亲的这两个“没有”,才激起我立志改变贫穷面貌的决心,才促使我幼小的心灵中,孕育了走出芦苇荡的火种。
再说母亲自从打官司期间,身体受到潮湿、寒气侵害,加上精力、体力耗尽,先后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和肺结核毛病。这时候,父亲再也不能外出打工,就在家里种田、干活。
随着家庭屡遭不幸,父亲越来越变得沉默寡言、性格内向、只知干活、不知休息。据邻居说,父亲年轻时,虽没有文化,讲话却常带幽默,做事也有点闯劲,但随着家庭负担越来越重,年龄越来越大,变得逆来顺受,忍气吞声。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没有穿过一双好鞋,没有享受过一顶好蚊帐,没有盖过一床好被,没有睡过一张好床,穿的是土布衣服,都是补丁叠补丁,破洞连连。他的唯一的一套新衣,是他生前舍不得穿死后作为寿衣的深蓝色的“洋布”衣裳。
父亲从来不睡懒觉,每天天未亮就起床,或去田头施肥拔草,或在屋前宅后种菜浇水、打扫卫生,或剥毛头、剥豆瓣,为母亲做好灶头生活——父亲从来不烧菜,都是母亲烧菜,父亲只在灶口头帮其烧火。每当腌咸菜季节(主要集中在春、夏),母亲从田里把新鲜伽菜、雪里蕻、草头挑上来,在阳光下先晒掉少许水分,放在藤盘里撒进适量的盐,搙透后逐点装进缸嘭里,然后由父亲卖力用脚踏,或用迭士(类似木棍),把咸菜压缩出大量的气漠泡,装进容器封口后倒埋在家中靠芦苇编织的墙壁的泥土中,或直接压上石头,少则一周后食用,多则一年后食用,总称为盐齑(齑——音ji。主要有草头盐齑、伽菜盐齑、雪里蕻盐齑)。老话说,一日不吃盐齑汤,脚股郎里疏汪汪。普通百姓长年累月就是用咸菜当主菜下饭的,这已经算会过日子的人家。夏天,父亲常到民沟里摸蟹,临到吃饭前下河,赤膊,塌胸口水,嘴里咬住一只布袋,两手在沿河滨斜坡泥壁中找蟹洞,个把钟头回来,一次能摸到十来只大小不等的老毛蟹,鲜味十足当改善伙食;自己家养的鸡、生的蛋舍不得吃,拿到集市卖了,买半斤油、几块豆腐回来。雨天,就在屋里用稻草搓绳,以备秋季结成网络绳盖草屋之用。劳累一天的父亲吃好晚饭就睡。为什么睡得这么早?一是与家人极少交谈,平时无话可说,一个人孤零零坐在那里不如躺在床上舒服;二是由于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夜盲症”很严重,一到夜晚,视线模糊,出门会跌跤,与其跌伤,不如早点睡觉安全;三是干了一整天的活,累得不行,早点睡觉,恢复体力,驱走疲劳。
父亲用默默无闻、任劳任怨、一声不吭来扛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在那两亩地上耕耘着、苦斗着、拼搏着。还有就是当年塌海被洪水冲没后由良田变成了一亩左右的芦苇荡。入冬的芦苇要割了晒干,质差的卖给镇上人家当柴火烧,质优的卖给人家可以造草房用。当年,乡下农户大多是草房,瓦房是有钱人家、大户人家。父亲就靠这些来还债并养活一家五口人!
由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耳背、眼花,衰老脱牙,未老先衰的父亲,五十岁以后这些症状在一天天加重,我从有记忆起,父亲就是这样。
总之,父亲从早到晚,手里从来不闲着,如果有一天发现他白天闷在床上一声不吭,那一定是生病了!生病了他都不吭气,就是闷睡。他一生住过两次医院,一次是因疝气(崇明人习惯称小肠气)发作,住进海桥医院作“疝气修补手术”,那一次正好我从部队探亲回来,尽孝了几天;一次是疑似胃癌晚期住进崇明中心医院,我从部队请假回来陪伴几天,那次住院被确诊后,母亲认为此病根本没有治愈的希望,决定在稳住病情后出院,在家折磨月一个月,父亲在家中病故,这一个月是大哥在服侍左右。那一年是1971年农历10月27日,正是“林彪9.13事件”的发酵期,部队处于紧急战备状态,请假奔丧因此审批手续推迟,由部队登陆艇把我直送吴淞海军码头,当我赶回家时,相差一天,没有见上父亲最后一面,已经入土安葬。真正应了那句古语“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每每回想此时,虽然身在部队,身不由己,忠孝不能两全,但愧对父亲,折磨了我一辈子。
父亲没有任何嗜好,也根本没有条件去嗜好什么,但偶然也会抽烟、喝酒,一个月中,大约能抽一包劣质烟、能喝一壶劣质酒(解放后,一包“老刀牌”香烟约五分钱,一瓶土烧不超过一毛钱,也有用酒药自制的米酒,喝一碗就能醉)。当时我不明白,父亲连剃头的钱都没有(都是母亲为其剃头),哪来钱买酒、买烟?后来发现,每当父亲抽烟、喝酒时,大多数是为了麻醉自己的痛神经来缓解病痛!他经常在熬不住痛的情况下,摁着肚子,会不由自主的、自言自语地轻轻亨着“肚子痛”,其实就是胃痛和疝气痛,以为抽一根劣烟、喝一碗劣酒就会止痛,哪里知道就是这样才贻误了治疗的时机,拖成了不治之症,后来被医院确诊的胃癌就是。父亲的胃癌没有家属遗传史,是经常挨饿、吃残羹剩饭、变质发霉食品、精神压力太大、长期处在心情压抑状态下慢慢累积的。今天,当我们一顿饭菜能花掉几十元、几百元甚至上千元时,我绝对说,别说拥有,父亲一辈子也没有看到过这么多钱,就是那次被强盗抢劫时,缝在内衣里的钱,也不过几枚“袁大头”(民国袁世凯当大总统时出的硬通币,俗称银洋钿)!
时间回到1949年前后,父亲又开始“种生田”。生田的地理位置大约在三光镇东北端的海边,白港以西,就是十年后的新海农场东端一角,由领头人召集自愿垦荒的农民,在滩涂上围垦造地。每天徒步来回12里路,中午饭是随身带的玉米稀饭和咸菜,再带上一大壶水以备解渴,如果带的水喝光了,中午饭只能用河水淘饭,大热天的饭,在田头捂了六七个钟头,肯定是馊了,吃饭时就用河水先洗一洗,把馊味洗掉后吃。这样的馊饭,明知是难吃,却还是要强咽下去——只有填饱肚子,才有力气干活。挑泥做岸十分辛苦,等到三年由“生地”改造成“熟地”时,却迎来了解放后的“农村合作社”,那块用血汗耕耘出来的没有土地证的土地使用权,被远在六里外的当地合作社以属地化管理的名义“合作”过去了。奇怪是,当时没有提出任何置换条件,更没有提补偿要求,居然乖乖地、自觉自愿地“无私、无偿奉送”——当年中国农民的“觉悟”高到什么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其实不是觉悟高,是农民愚昧无知,不懂法律。放到今天,农村土地流转、宅基地置换、新农村建设,旧城改造,凡动到自己切身利益,哪一样不是条件开足?哪一件不是天价补偿?
再说我记得那块地大约有两亩,主要种水稻,海岸边的内侧种的是花生,因为是沙泥,土质很松,用手把花生藤轻轻一拔,根部的花生果一大串都连着根带出来了;海岸的外侧种的是芦苇,芦苇可以防止海浪对堤岸的冲击。让我印象还有的是,前文中提到的,我八九岁时,坐在父亲的小车子里,到生田里看看,回来时,在小车子前头系一根绳子,帮父亲拉(牵引)小车,以减轻父亲推小车的阻力。但绳子必须使劲拉直,才能起到牵引的作用,父亲见我年幼,怕我吃力,反而把小车子推得更快,那条绳子始终晃悠悠的不着力,我却为是我拉得卖力,父亲才推得更快。
父亲对于子女的教育,在我的所有记忆中,没有说过一句话——既没有训过谁,也没有表扬过谁,他完全用自己的行动作教材:诚实、老实、忠厚,苦干、实干、肯干,吃苦耐劳、无怨无悔。他把一身、一生无条件、无回报地献给了这个家。他没有享受过一天像样的生活,他就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他比现代歌曲《父亲》中的唱词——“人间的甘甜有十分,你只尝了三分;人间的苦涩有三分,你却吃了十分”还要苦十倍!他是中国农民底层中的吃苦耐劳、诚恳节俭的典型,他是受苦男人中的杰出代表。完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用一生苦斗创造的所谓“财富”,不及今天社会中年轻人一天收入的千分之一!或者说,他用一生拼搏换来的“财富”却供不起今天的孩子一天的消费!我认真地算过“一笔账”:父亲以16岁独立寻饭吃算起,到66岁丧失劳动力为止,五十年辛苦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仅仅维持这一家人(包括饿死的、病死的、被婆家虐待死的)在生存线上勉强活下来的“理由”,致死也没有一分钱的剩余价值。这是个人、家庭的悲哀,也是时代和国家的悲哀——父亲不是因懒而穷,而终生在拼命奋斗,却像陷入泥潭中——越挣扎陷得越深。父亲懦弱的性格和老实巴交的品格在那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注定要吃亏,肯定要被欺负,但我们作为他的子女和后代,不应为他的无能、无奈而自卑,应该为有这样苦命的父亲而奋起直追——用知识、智慧、勇气、拼搏来改变贫穷落后的命运,才是对他在天之灵最好的宽慰!
总之,父亲所经历的苦难他自己从来不说,我只是零星的收集了一点点,但就这一点点,就足以震撼了我,让我看到了他的不幸遭遇,今天的人是无法想象、无法理解、不可思议的,但确确实实都在父亲身上发生过。尽管今天的人也会有困难,也会有挫折,也会有不幸,但总比常年在死亡边缘、生存困境中挣扎的父亲要好一些,而且,我这里记录的只是他全部苦难中的冰山一角!
父亲奋斗、拼搏一辈子,经历三个不同的朝代,从穷开始,以穷结束。
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两重性,好事可以变坏,坏事可以变好。我想正是因为父辈的穷苦,才激发后代为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而树起坚强的决心。反之,如果父辈富裕,子女很可能会产生坐享其成的想法,没有任何生活压力,不愿吃苦,不想工作,不思进取,甚至好逸恶劳。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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