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倩
　　思考很久，该以怎样的形象概括孔孚先生？我一直在潜心读他，在泉边、街巷、山顶、书里；同时，不止一次地问自己，他的求“简”、求“隐”，他执意地做“减法”，究竟蕴含哪些精神密码？
　　一个初春的午后，看病回家的路上，隔着车窗，路边的玉兰花开得掏心掏肺，白的似雪，粉的似霞，清新，豁亮，带着几分澄明，直把春色一下一下烫进我的心里。疫后的苦闷，病痛的蹂躏，轮椅的束缚，瞬间一扫而光。此刻，我突然懂了，孔孚先生的诗，如佛头雨滴，空谷回声，原来是面向宇宙输送光明——站在光亮中的人，很难看到，抑或身心蒙尘、满目功利，只有置身黑暗里方能看见，看见上天的苦心设计和生命恩典，不会辜负每一个生灵。他好比荒野里一棵籍籍无名的光明树，无形、无痕、无声，却处处涌动着强旺的、不歇的、倔强的力量。如他的《金顶宝光》一诗，“太阳太钟情于峨眉了看它正画圆呢我立于环中若光明树。”他之所以这样深情表白，莫过于掩饰了内心的剧变，回归了自我——他以树的形象自诩，俨然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交托出去了，以献祭的精神维护自身的通透和清洁，还苍茫世界一份清醒和坚定，给苦难人间一个希望和扶手，彰显一位知识分子的气节和人格。
　　初读孔孚，是在五龙潭公园泉边。邂逅他的诗句，一读爱不释手，回来上网搜索，少得可怜，冒充者有之，篡改者有之，很是扫兴。那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哪里懂得诗人宽广的心海呢。后来，提笔创作，一头扎进文学的世界里，一段济南文坛佳话令我记忆犹新。诗人孔孚与孙静轩、任远、徐北文，被称作“济南四大才子”。徐北文先生曾写道，“静轩豪放，孔孚热烈，我则是跅驰不羁的人，只有任远却是‘温良恭俭让’。四个人游山逛水，品茗纵谈，因三个人都是外铄，只有一个内敛，我们仍然被目为自由放任的少年气盛的一伙。当年的意气风发，令后人回味不尽。”恍惚之间，从他们身上，我仿佛看到了庄子，充满“大块载我以形”的快活与旷达。1996年，孙静轩从成都回到济南，四人相聚于观澜阁，孔孚在一幅宣纸上写下“老情”二字，随后合影留念。谁能想到，这成为最后的绝唱，“同经风雨交情见，共赏诗文逸兴逎。莫道吾侪甘伏枥，行看驷马驰神州。”1997年，孔孚去世，徐北文悲痛送别，书有挽联，“模山范水，当代诗坛独步；赏奇析疑，济南绛帐问何人。”老情不老，永葆恒温。
　　癸卯年春节，幸得孔德铮女士赠书《孔孚集》，如获至宝，断断续续地读。我不禁窃喜，不读的时候，才是在读，不读的时候，瞧，有光蹑手蹑脚溜了进来。诗人的苦心孤诣原来在此。就像我对过大学校园里的老柳，你专程去拜访它，搞得假惺惺的，什么也看不到，倒不如漫不经心地走进它，像孩子那样跑啊跳啊，围着大树大喊大叫，反而会收获更多。偶然机会，我请教著名学者、作家侯林老师，好像断了的线又重新接上。他分享了几则难忘往事。当年他与诗人去南山游玩，过曲阜的时候，看到一湾清澈的溪流，孔孚不禁感叹，“能在此结庐而居，余生之愿足矣！”当年山师分房子，孔孚坚决要一楼，只因能有个院子，种花种草，推窗见绿，这是何等的惬意！还有一次，他与诗人同游灵岩寺，看到残缺不全的钟鼓楼，孔孚吟诗道，“鼓不知哪里去了钟也已喑哑无声这山谷多么寂寞空有多情的风。”最后一句，直教人落泪。我由此顿悟，孔孚的诗是用来照彻灵魂的，纯粹、清澈、淡泊，怎么活就怎么做诗，他把自己摆进纵浪大化中，通过营造“无”的场域或“无”的形迹，披上神秘的面纱，使我们的灵眼彻底打开，有机会看到这个世界的原初模样。大多数人的内心世界，已经被物欲充塞得近乎窒息，哪里还有余暇看到光、欣赏美呢？
　　也许，美是心灵匍匐的产物，是灵魂痛切的分泌物，须足够的虔诚才能灵眼大开。孔孚幼年失去右手，用左手执笔写字，社会动荡年代饱尝各种磨难，他却始终怀揣理想，以诗为杖，横穿黑暗，超越自我。如今，他的诗早已幻化为一座座山丘，现代人的每一次引用、诵读和抄写，都是迎着山顶浩荡的风，把自己开成一朵小花。
　　诗人米沃什说过，诗人的使命就是“成为嫁接在黑暗之上的嫩枝”。由此推及，光明树，光来自心灵的渊薮，明源自澄明的境界，说到底是诗人有一颗慈悲心和赤子心。孔孚曾给自己写过一幅方斗：寂人。寂人也是赤子啊。众声喧哗的人世间，赤子的孤独是抵御庸俗的武器，亦是他的全部尊严所在。置身时间的旷野里，诗人依然孤独着，是树的孤独，是山的孤独，是一缕清风的孤独，何尝不是理想主义者孜孜以求的独立姿态呢？就这样孤独着吧，使劲儿地开，使劲儿地开，总有一天会绿意葳蕤，蔓延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