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长期以来，由于学术界对弋阳腔的偏见，导致对“其调喧”和“错用乡语”的片面理解，尤其是对“错用乡语”的片面理解。

    所谓“其调喧”是指歌唱时声音大、调子高。戏曲，是以方言为基础形成的表演艺术，“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任何一种戏曲，其起源都局限于一定地域，采用当地的方言，改造当地的民间歌舞而成。”[1]而“唱”只是“说”的延伸，歌唱深受语言的影响和制约。《毛诗正义》：“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2]。“言之不足”就“嗟叹”，“嗟叹之不足”最终发展成歌咏演唱。《礼记正义》从音乐的角度说得更清楚：“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3]。所谓“歌”，就是把说话的腔调拖长形成的。显然，声音的高低与所属声腔剧种的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方言的不同、字音调值的不同，必然会导致行腔的变化。但是，有的方言区说话声音高，有的方言区说话声音低，这是语音的自然属性，我们不能将因语音的高低而形成的不同声腔区别为“雅”与“俗”、“土”与“不土”，因为雅俗、土洋是一个文化观念，是一种社会属性，不是自然属性，我们不能将戏曲的雅俗归于天然。“其调喧”只要合符剧情、只要合符剧中人的身份，只要它不超出正常的音高范围而形成噪声，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它“俗”、说它“土”。

    戏曲界长期以来将弋阳腔误认为一种“乡语”，与“错用乡语”有直接关系，没有人提出过疑议。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王古鲁在《中国近世戏曲史》的《译著者叙言》中就对“错用乡语”一语进行过解释，指出：“从顾起元《客座赘语》了解了弋阳腔的特点是‘错用乡语，四方士客喜闻之’，所以徐谓《南词叙录》提及它流布地域比较其他腔调为广。”并在“错用乡语”四个字的下面打上了括号，用小字特别注上了一句话：“错用是‘杂用’之意。” [4]但是，如何“杂用”，王古鲁并未作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二十多年后，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对“错用乡语”也进行了论述，指出：

    弋阳腔在演出活动中随着流传地区的不同，常杂用各地的方言土语，这种情况尽管在上层社会的观众看来不免失之鄙俚，却为一般中下层观众所普遍欢迎。反之，正因为观众喜闻乐见，也就会继续促进这种特点的保持和发扬。艺人在演唱中“错用乡语”，有利于它每到一地，很快就能与当地语言结合起来，而语言上的变化也就会促使音乐上的变化。因此，当弋阳腔在民间广为流传以后，更使它易于在某些地区生根，演变为当地的声腔剧种。[5]

   这一论述，也只说到弋阳腔“杂用各地的方言土语”，并没有明确和论及“错用乡语”时弋阳腔本身的语言属性。

    何为在《从弋阳腔到高腔》一文中延用了《中国戏曲通史》的这一观点，称：

    这里所说的“乡语”，是与“官话”相对应的，因为弋阳腔可以杂用各地的方言土语，所以能受到来自四方的“士客”的欢迎。这种“错用乡语”的特点，使得弋阳腔每到一地，就能与当地的方言土语相结合。在中国戏曲声腔形成与演变过程中，语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语言的变化也促使音乐的变化，从而形成声腔的变异。因此，当弋阳腔在民间广为流传以后，它很易于在当地生根，演变为当地的声腔剧种。[6]

    所谓“可以杂用各地的方言土语”，与《中国戏曲通史》中论述的文字是完全一致的，同样没有涉及到弋阳腔的语言属性问题，即：对弋阳腔使用的究竟是方言土语还是官语，缺乏明确性；“士客”欢迎的究竟是“乡语”还是“官话”抑或是其它，并不明确，只好由读者去领会。从“这里所说的‘乡语’，是与‘官话’相对应的”这句话来看，也看不出何为对“错用乡语”的解释有将“乡语”错用到“官话”中去的意思，而弋阳腔依然散发着一股子“土”气。

    顾起元《客座赘语》所说的“弋阳则错用乡语，四方士客喜阅之；海盐多用官语，两京人用之”，是将弋阳腔和海盐腔作了一个对比，对比的结果表明：一个是受到不同地区的“士人”欢迎，一个是在“两京”这样的京都大邑中流行。但是，这并不表明弋阳腔是用演出地的“乡语”演唱的。此时的弋阳腔本身究竟是“乡语”还是“官话”，非常重要，而对“乡语”之前的“错用”二字的理解，非常关键，不同的理解，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论。

    那么，“错”字是什么意思呢？《中文大辞典》是这样解释的：错，“杂也，与逪通。《说文通训定声》错，假借为逪。《小尔雅·广训》错，杂也。《广雅·释古四》错，厕也。《书·禹贡》厥赋惟上上错；《传》错，杂也。《诗·周南·汉广》翅翅错薪；《传》错，杂也。《汉书·谷永传》相疏相错；《注》师古曰：错，闲杂也。”[7]从辞典收集的大量实例可见，王古鲁“错用是‘杂用’之意”的解释是大致没有问题的。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词性分析，“错”即为动词，“用”为介词，“错用乡语”即“错以乡语”，亦即“以乡语错之”，“用”为凭借手段。“杂用”却有“杂着用”的意思，“用”作动词、“杂”为状语，也未尝不可，只是语法上有些出入。然而，“杂用”是有主次之分的，以谁为主以谁为辅、究竟是谁“杂用”了谁？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却被以往的研究者忽视了。

    弋阳话是一种方言，这是毫无疑义的。如果站在弋阳人抑或站在弋阳周边地区的人的立场上，那么，所谓的“杂用”就是在弋阳方言的基础上的“杂用”，也就是“方言＋方言”的“杂用”，亦即“乡语＋乡语”的“杂用”，是以弋阳方言为主、以其它演出地方言为辅的；如果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或站在研究者的立场上，以公共的规范语言来看待“错用”一词，那么，所谓的“杂用”就成了在公共语言（即标准语，亦即官话）的基础上进行的“杂用”，也就是“官话＋方言” 的“杂用”，亦即“官语＋乡语” 的“杂用”，是以全国通行的官话或者以一个较大的区域（如官话方言区）通行的公共语为主、以其它方言为辅的杂用。我们不妨来设想一下，如果以弋阳话为基础杂用北方三晋之地的方言，尽管陕西人听到其中的乡音确实有亲切感，可是，又有几个陕西士子能听得懂这种用两种方言演出的戏曲呢？试想，如果弋阳腔流传到广东，广东人在弋阳话的基础上杂用一些广东话，广东人对其中的广东话当然是倍感亲切，可是，对其中的江西方言弋阳话却是无法听懂的。请问，采用这种“方言＋方言”方式“错用乡语”的弋阳腔戏曲，又如何能达到“四方士客喜闻之”的效果呢？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弋阳腔采用了“官话＋方言”的杂用方式。

    然而，在上述所引顾起元《客座赘语》的史料中，还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被忽视掉了，这句话很不起眼地使用了“错以”一词。史料中，“以”、“用”都用作介词，“以”即“用”的意义，“错以”与“错用”在“意思”和“用法”上是完全相同的。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很明显地看出“错以”和“被错以”二者是有主次之分的，二者间具有一种明显的主次关系。现将该史料全文引用如下：

     南都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有宴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乐器用筝、□、琵琶、三弦子、拍板。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中间错以撮垫圈、舞观音，或百丈旗，或跳队子。后乃变而尽用南唱，歌者只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间有用鼓板者。今则吴人益以洞箫及月琴，声调屡变，益为悽惋，听者殆欲堕泪矣。大会则用南戏，其始止二腔，一为弋阳，一为海盐。弋阳则错用乡语，四方士客喜阅之；海盐多用官语，两京人用之。后则又有四平，乃稍变弋阳而令人可通者。今又有昆山，校海盐又为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长，延至数息，士大夫禀心房之精，靡然从好，见海盐等腔已白日欲睡，至院本北曲，不啻吹篪击缶，甚且厌而唾之矣。[8]

    很显然，这种主次关系表明：教坊打院本时是以“北曲大四套”为主的，“撮垫圈、舞观音，或百丈旗，或跳队子”是用来配戏的，“错以”就是要将“撮垫圈、舞观音，或百丈旗，或跳队子”这些节目夹杂到“北曲大四套”中去表演。而且，“错以者”与“被错以者”是不同性质的二者，不能因为“错以者”的出现而改变“被错以者”的主导地位。在弋阳腔“错用乡语”的过程中，弋阳腔同样不能因为演出地“乡语”的出现而改变其主导地位，亦即官语的地位。弋阳腔也不会被“乡语”“错用”一把而变成乡语方言。

    古代的官话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可以在全国通行。在古代，官话是官员在官场上使用的语言。也就是说，每个封建官员都是会“打官腔”的，不管他是否说得标准、地道，但却是为官的必修课。这些人在为官员之前，都是读圣贤书的，也就是顾起元《客座赘语》中所说的“士人”。既然弋阳腔能使“四方士客喜闻之”，这就说明来自全国不同方言区、以不同方言为母语的士子们都能听得懂弋阳腔，当然是指听得懂作为“官语”的弋阳腔，而不是听得懂作为“乡语”的弋阳话。如果有那么一两个士子不经学习就能听懂异地方言江西弋阳话，那他算得上是聪明绝顶。但是，即使再聪明，士子们的智力水平断不至于达到同一个高度上，不可能每个士子不经学习就能听懂弋阳的方言土语。对于不同方言区的人来说，听弋阳话无异于现代人听外语，从某种意义上说，异地方言就是一种外语，这种外语同样是需要经过学习才能掌握的。

    弋阳腔要想让“四方士客喜闻之”，按照“方言＋方言”的杂用方式，真不知道需要加入多少种不同地方的方言。事实上，杂用的方言种类越多，观众就越难听懂。因此，“错用乡语”绝不会是“方言＋方言”即“乡语＋乡语”的“杂用”方式，而只能是“官话＋方言”即“官语＋乡语”的“杂用”方式。也就是说，“错用乡语”是以官话为基础的“错用乡语”。李葆嘉在《论明清官话的市民文化内涵》一文中对中外诸家所揭明代文献中所含“官话（语）”一词的文句进行了汇总梳理，也说明了这一点。有关顾起元和“错用乡语”的叙述如下：

    顾起元（1565—1628，江宁（南京）人），《客座赘语》：“弋阳则错用乡语，士客喜阅之。海盐多官语，两京人用之。”（邓兴锋1992）顾说表明吴语区海盐人通行官话，当时南北两京的官话的一致。”[9]

    并在全文总结时明确指出：“明清官话或明清两代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江淮话为基础方言，以通俗的明清白话小说为语法楷模的通行语。”而这种将南京话视为中国官方标准语的状况，直到清光绪二年（1876）才告终止。2003年，李葆嘉在出版《中国语言文化史》一书时，在“顾起元”之后又特别加上一句：“母语为南京话”，并对原说明进行了补充，指出：“顾说表明江西弋阳腔官话中夹杂赣语，吴语区的浙江海盐腔多用南北两京通行的官话。根据明代的移民情况，两京通行的官话，不可能是南京人使用北京话，而只能是北京人（由江淮迁往的官吏和百姓）使用南京话。”从语言学和音韵学的角度对“错用乡语”的弋阳腔语言属性作了进一步的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