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男友去找个上海女孩

    花花离开上海之前，特意去厦门旅游了一番。一想到自己不用为下个月的房租发愁，还能得到之前租房的押金，她就觉得自己“像一个富婆”。　　
    花花毕业于西部一所颇有名气的学校，一出校门就奔向了上海。但一开始她就尝到上海生活的不易：她花了接近一千元，租的是普陀区静安区交界的一个隔间。
    只是一个隔间。她很难忍受一个大房子里各种人员的嘈杂。而与此同时，更大的问题是工作，学小语种的她很难一下在上海找到对口的工作。她开始为生存发愁：卖过冰激凌，做过服装店的店员。
    所幸花花是个开朗的女孩，即便一个人在上海，她也努力认识着不同的人。终于，一个网友为她介绍了一份广告文案的工作。花花文笔不错，凭此很快便上手。而这时，在北京做编剧的表姐也开始让花花一起写剧本，赚稿费。花花在每月3千元的工资上，还能有笔不小的外快。
    于是花花重新和一个女孩租了曹杨路地铁站附近的二室户。那是一个老公房，每月租金2500元。房子很老，客厅很窄，几乎没有，厨房也很小，但花觉得，这个地段，有自己的一间大卧室，还是不错了。
    生活开始出现转机。年轻的花花很快投入到和一个上海男孩的恋爱之中。没事的时候，他们外出吃饭玩耍，花花有时候还会从工资里省钱为他买名牌衣服。
    可是生活似乎总是和她开玩笑。那个男孩提出了分手，理由是：父母不喜欢外地的女孩。“什么外地不外地，他们无非就是势利！如果我在市中心有一套200平方米的大房子，如果我的月薪有两万元，如果我身家过亿，他们会管我是重庆还是四川的吗？！”花花非常愤怒，也很难过。
    在“剩女”这个词汇漫天飞的时代，上海的男方家庭在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要求对方有房有财，并非是女性的专利。一如花花男朋友的家庭，他们开始为儿子相亲、介绍，所求的不过是，孩子能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活的安稳、轻松。
    这时上海在调控之下仍飞涨的物价和房价让花花伤透了心。她并非最穷的人，可她觉得非常辛苦——每个月的工资除去房租和吃饭，再为自己添置点东西，已经所剩无几。“就算两年后，我月薪８千又怎样，我依然买不起房，我还会孤身一人。”花花有些绝望，“我梦想中的上海是繁华的都市和漂亮的老弄堂交相呼应，除了忙碌的工作还有丰富的生活……”
    花花说，这个繁华的都市物价与欧美接轨，收入和非洲接轨，老弄堂里面居住环境恶劣，新房的单价接近7万，交通状况堪忧，工作压力巨大。“如果有很多钱的话，我也不介意一个人血拼一个人吃饭。可是我的那些钱，都是没日没夜熬来的，然后就舍不得挥霍了。我不能随心所欲的生活。”
    她开始考虑回重庆。她为自己算了笔账：如果每个月收入有３千元，她可以花不到１千元来为自己租一套很好的房子，然后没事回家蹭饭，走路上班，重庆的消费很便宜，她的朋友也在这里，她可以活得很开心。
    最终，花花离开了这个让她伤心的城市。“如果我继续留在上海，我只有当一个高薪剩女，最后被寂寞吞噬。如果我回到重庆，或许就当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企业待嫁小员工。”花花其实心底很遗憾，她爱上海的繁华和精致，可是她看不到未来。而重庆的生活怎么样，梦想怎样实现，她亦有些茫然。

为了永远买不起的房子

    庞涵在26岁生日过后，终于不用强撑惺忪的睡眼去挤一个小时的911路公交车了——这个城市，5年之后，到底还是与自己无关。
    05年毕业的重点本科生庞涵，依然还记得顶着骄阳从上海火车站走出的一霎间，自己纵身一跳的畅快，那时，面对这个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他的征服欲望比行李要硕大得多。
    第一份工作运气不错，证券公司做分析员助理，偶尔还能跟着前辈去拉来几个客户。在初入社会的同学们中，庞涵4000元左右的月收入足以让他抬头挺胸。按照他的计划，每一年工资和阅历以30%的增幅上涨的话，5年以后，他就可以考虑在上海安定下来的问题——女朋友远在厦门，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但现在5年过去了，庞涵的计划遇到了一些阻碍：首先就是预计的工资涨幅没有出现——最初仰望他的那些同学们现在很多超越了他，而经过一次跳槽重来后，他目前工资水平维持在了6K左右的水平，但这相对应着上海日渐增高的消费水平而言，可谓不增反减。在一次向老板暗示加薪失败后，庞涵开始有些动摇：或许，自己把这个城市想得太简单了。
    女友的来电越来越稀疏了，房东的涨价口吻越来越坚定了。拿庞涵的话来说：“混到这一步，不想撤也要撤了……”他算了笔帐：没有上海户口的他，要想在上海定居，首先就要解决的是女友过来后的房子问题。“没有公积金，靠父母的老本儿再加上每月几千块的房贷，这日子还怎么过？”但这些问题就近在眼前：父母的催促和着急，已经不允许他再以每月两千块的生活结余来存储未来。
    庞涵说，他越来越怀念厦门蔚蓝的大海和新鲜的芭乐汁。这些在上海，只有电视中和超市上的冰柜里可以找到。但，隔着玻璃，隔着瓶罐，总缺乏了真实和幸福的味道。

为了归属感，为了不再有这么大压力

    25岁的周洲是程序开发员。
    周洲和女友应该说是真正的白领。三年前周洲和他女友毕业后便一起来闯荡上海滩，他一直还记得他来上海的那天，2007年年底正是上海最冷的时候，周洲班级30来人有10余个来到了上海。
    相对于他的同学来说周洲是十分幸运的，他到上海的第三天即找到了一份电子商务软件开发的工作。当初他是同学中第一个找到的工作的，后来居上，这一直是他在同学中十分骄傲的事情，尽管第一份工作的工资只有2500元每月。
    对于选择上海，他说“上海的平均工资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就业机会也要多一些，当初有许多同学去了北京、深圳、广州等地，但后来都混的不怎么样，结果显示我来上海还是来对了。”
    第一份工作周洲做了大概五个月，2008年五月份的时候他跳槽去了一家物流软件开发公司，底薪一下涨到了4500元每月。2010年年初他再次跳槽，去了一家金融证券公司做软件技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班，而这次他的年薪达到了10万元。
    这三年周洲女友一直在一家软件开发公司工作，虽然工资没他高，但已经成长为一个部门领导。两个人年薪加起来也有近15万左右，应该说可以勉强供一套公寓房。不过周洲并没有这样的打算，他说“现在存钱也不多，之前所赚的也基本用完，再过几年打算结婚了，我想用3年左右存20万左右回家买个房，然后再买个车，基本上没考虑过要在上海买房，房价太高了。”
    他觉得他迟早要离开上海的，这个城市让他没有归属感。他认为上海离家远，以前的老友都不在，同时也不方便照顾父母。自己从事的软件开发行业，自己将来会受到年龄的限制而脱离这个行业。同时现在二三线城市发展空间十分大，而上海越来越膨胀将来竞争也将越来月激烈。所以他说“再过几年有点积蓄了，回家找份稳定的工作或者做点生意可以悠闲的生活，不会比在上海差。”

为了不在上海当“剩女”

    看着以前的同学个个结婚生小孩，周娜的心空落落的，尤其是夜晚，虽然上海的夜很明亮，但自己却像一座孤岛，回到家就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这是30岁的时候，周娜在个人日志中写道的一句话。
    如今31岁的周娜，在半年前离开上海，定居西安最市中心的西大街一套大宅内。
    和其他人逃离上海不同的是，周娜并不是担心买不起房，也不害怕快速的工作节奏。对她来说，婚姻是影响她离开上海的最主要原因。
    西安科技大学建筑工程系毕业的周娜，毕业后来到上海，在一家建筑事务所打拼，月收入不菲。
    作为一个女孩子，周娜坦言，当时班上的男同学找专业对口的工作很简单，但对女同学而言却很难，班上只有5个女同学，最后只有她做了安装工程师，但付出的代价就是远走他乡，来到上海。而一些不愿离开西安的女同学，最后多是在当地的企业做行政方面的工作，拿着至今还是每月3000元左右的工资。
    2004年来到上海，周娜便顺利进入一家建筑事务所，工作性质致使她经常奔波于建筑工地。而且那时“大兴土木”，工作一天到晚都忙个不停。那时的周娜，很满意奔波的生活，即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在各大城市，各个项目上逐一学习。虽然很忙，但却很充实，虽然那时生活压力也很大，但好在只过了一年，周娜的月收入就能让她在这个城市生活的还不错。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越来越增长，最主要的是个人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家里给予的压力与日俱增。
    周娜回忆，压力最大的是09年下半年，小自己5岁的弟弟也结婚了，家里的亲戚都很保守，看着老大不小的我直叹气。
    在上海，剩女很多，优秀的剩女也很多，30岁之前，周娜工作繁忙，虽然身边接触男生的机会很多，但却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个人问题也就一拖再拖。加之父母离得远，即便他们想管也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30岁过后，周娜感觉自己内心在发生着变化，“有时在上海的公园，看到别人一家三口嬉笑玩耍，我的眼睛就很难转移开。有时看到大学同学发过来结婚照、小孩照，我以前还比较淡定，但现在却会觉得自己很寂寞……”
    对家庭的渴望，让周娜开始审视自己目前的生活。虽然不愁吃穿，但精神层面却非常匮乏。在上海，不像在西安老家，邻里关系非常淡漠。在上海的工作圈，大家都各顾各忙的不停，几乎没有时间能好好地交心。
    这也就有了，周娜回到家便觉得空落落的心情。
    变化出现在去年上半年，周娜遇到了以前的大学同学，还没有成家的两人随即顺理成章地走到一起。只是，对方工作在西安，而让他来上海，他并不愿意。“对于这一点，我是妥协的。”周娜理解对方感受。
    2010年11月份，周娜义无反顾地辞去了现在的工作，离开上海。“工作还是会有的，只是遇到合适的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于这个年纪的我来说，家庭在我心中的地位已经比工作事业来得高，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离开这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