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小论文，由于是自选一本书写，所以实质上还是我去年《外国文学》论文的延续，继续写了《人间失格》这本书，不过差别是这次更加把重点放在总结文化的影响上。当然老师要求是手抄版的悲剧还是有的，烂尾实在无法避免。

《人间失格》的作者，日本战后无赖派大师太宰治，将自己的经历和内心的万千思绪作为基础，用“私小说”、“手札体”的文学样式作为媒介，以第一人称作为视角，为我们书写下战后时代日本某个角落里，叫做大庭叶藏的主人公一生的悲戚无奈。这份悲哀，仅仅是一个人的，但从这之中，也透露出了日本文化的几样特质来。

大庭叶藏的悲剧之一，正是自身的独立感与周围人从众心理的格格不入。

用原文的话来说是“丧失为人资格”的悲剧，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实有一部分也是他作为人，或者更确切来说是所谓日本人，而没有日本人那种团体精神。从文字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觉得他离经叛道而感到羞愧的家人、觉得他面目可憎又作为酒肉朋友一起堕落的掘木、觉得他是精神领袖革命希望的地下党组织、还是觉得他怜香惜玉而柔情依依的妓女，他们无一不是有着自己“组织”的人。可以说，文中每个人都是团体的一部分，和团体里的其他人没有不同，唯有叶藏一人，通读全文却很难将他划分到某个类别里去，他自身就好像是这个世界里悖论般的存在，全身都是矛盾。

日本是一个相当恪守“群众”观念的国家，而战后日本虽然兴起一股所谓欧美人的“独立”精神，但是正如叶藏所加入的地下党，很多人都是奔着“小众”而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想要遵循本心，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即使是“小众”其实也是“从众”的一部分了。而叶藏所游走的边缘人社会群体，除了妓女作为性工作者却依然渴望纯洁的情感而并非沿着世人定义的玩弄感情的老手这点可算作遵循本心（但其本质上也是遵循了女性对情感的高度依赖），其他人包括掘木，都只是在按照被期望的路线浑浑噩噩走下去。

可以想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大庭叶藏的独立感是多么不可饶恕打破平衡的事情，他所感受到的来自这个社会文化的不认同并非全部出自对自身的否定，其最大的诱因应该说可以归结为日本文化下从众心理和其衍生的强烈的排异性。

大庭叶藏的悲剧之二，就是他想要通过扮演丑角来排解从众心理带来的排异性。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二点，日本文化下的丑角精神。

丑角精神，可以说不只是日本文化下的一个普遍特质，而且也戏剧性地成为了前期众人眼中大庭叶藏和作者太宰治的个人形象——幽默搞笑。

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太宰治，还是小说里的大庭叶藏，无不是丑角精神倾尽全力的扮演者。在生活中作为一家人欢乐的来源，以天真的、甚至是愚蠢的形象示人，用太宰治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胆小鬼连幸福都害怕，碰到棉花都会受伤”，丑角精神，在太宰治这里，被理解为“向他人求爱，同时又保护自己”的方式。

然而，日本文化下的丑角精神可以说不单单是为了求爱而存在的狭义的丑角，又或者说太宰治在某种层面上将丑角精神升华到了求爱这样的层面上。而在日本文化下，丑角精神作为化解消除尴尬、安慰宽解他人等等的首要选择，在日本人心中有着强大的认同感，而成为了民族性的特质之一，。可以看到，无论是现今日本综艺节目里经久不衰的丑角，还是在文中叶藏前期选择扮演丑角时周围人积极的反应，无不显示了丑角精神在日本文化里的超然地位。

可以说，叶藏的悲剧，其二正是丑角精神的拙劣扮演和被拆穿之后的无所适从而带来的精神崩溃。

大庭叶藏的悲剧之三，则是其自身的自杀倾向与日本谢罪文化的微妙呼应和本质上的不同。

日本的谢罪文化可以追溯到武士时期。

“樱花之美在于凋谢，武士之极在于死亡”这是日本一句广为流传的格言。武士之道，是为死而生之道，可以说日本文化里有着浓厚的自杀倾向，这点与叶藏甚至是作者的自杀倾向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然而，不同的是，日本文化里的自杀倾向说到底其实是谢罪文化的极致，本质上是对罪的惩罚。可是在文中，叶藏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显然有着另一层理解，在他的认知里，罪与罚不再是因果关系，反而变成了一对反语。如果说谢罪是罚，自杀是罚，那么在日本文化里，为了什么而死则是罪，是因为这罪才需要接受这罚；在太宰治这里，自我欺骗是罪，生而为人是罚，而一个人生而为人却不知然，只是用扮演丑角来自我欺骗，进而实现所谓的从众，这就是最大的罪与罚。

日本文化，归结到底可用一个“和”字来表达，所谓“以和为贵”，正是日本民族所追求的极致。然而过于追求“和”，而否定了“和而不同”的重要性，“天下大同”的同时，也造就了大庭叶藏们的悲哀，叶藏的悲剧不只是典型的，也是普遍的，是文化认同下的悲剧。

最后，附上《人间失格》结尾叶藏的独白为他的悲剧画上休止符。

对于我来说，如今已经不再存在着什么幸福与不幸福了。

只是一切都将过去。

在迄今为止我一直痛苦不堪地生活过来的这个所谓“人”的世界里，唯一可以视为真理的东西，就只有这一样。

只是一切都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