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广安门外的莲花池，如今是西客站前的风景区。3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茅草地，一个大水塘。我最初的部队就驻扎在水塘边的草地里。

 作为团里的电影放映员，我还担负映前宣传的任务。为了制作好幻灯，办好那张半个月一期的《新长征》小报，我忙起来常常忘记白天黑夜。

 有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我写稿需要找资料，冒雨冲过操场，推开图书室的门。眼前的场景让我惊呆了：女图书员两腿跨在坐着的股长身上，股长的两手伸在她的衣服里，舌头伸在她的嘴巴里……。我进退两难，三人都陷于尴尬之中。我迅速转移目光，装作啥也没看见，走到书柜前随便抓了本书便仓皇逃离现场。

 躺在床上的我辗转反侧。我后悔干吗要这个时候去图书室坏人家的好事，我担心作为我顶头上司的股长以后打击报复给我穿小鞋……。

 第二天，女图书员见了我很不自然，而股长却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舒了一口气，心想这倒霉事总算过去了。可在不多久的一次会上，不知股长有意还是无意，是说给我听的还是有其他针对，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无凭无据的事情，说出来就是诽谤。”当兵不到3年的我又忐忑不安起来：莫非股长还想着那事？一旦他为排除隐患让我复员或调我到基层连队，我再说此事就无人相信了。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把那个雨夜的事和自己的担心告诉了感觉最可信任的政治处主任。主任不愧为政治工作的老手，他先找来女图书员，让她写下整个事件的经过，然后再找股长谈话。股长老实交代并表示决心痛改前非，从此成为主任的心腹，工作格外卖力，对我也更加关照。我与主任为他守口如瓶。

  时隔6年，已调到总部机关的我到驻京某单位看望过去的股长，在这里任副团职协理员的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提起已退休的主任，股长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我调走后不久，有位在主任悉心培养下提拔起来的人检举主任家里装修时，曾到北太平庄的5连工地拿了几包水泥，是让宣传股长用车拉走的。上级纪检部门派人下来调查，股长坚决否认。我问究竟有没有那回事？股长笑而不答。

  时隔26年，已转业定居在南京的我出差到北京顺便看望老上司。退休的股长满头银发，让人无论如何也联想不到年轻时发生在雨夜的风流。回忆主任，股长滔滔不绝：主任是一位难得的好人，主任3年前已病故，主任出殡那天老部队只有他一人前去吊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