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许多士绅陆续在法华镇兴建宅第，为营造富贵气氛，竞相在宅院内引种牡丹，使之声誉日盛。

  那时，法华镇的私家园林以东园（也称漎溪园，在东镇）、南园（在法华禅寺南）、西园（在观音禅寺东北）和北园（也称丛桂园，在今延安西路1448弄）最为著称，皆大量栽植牡丹，“栽接剔治，各有其法”。

  邹弢的《漎溪八咏》中有一首《殿春花墅》这样咏东园：“繁华占断洛阳春，国色天香异等伦，乡俗当年夸富贵，如何此日不骄人”，并附注曰：“殿春即牡丹，法华古镇有牡丹六十余种，传自洛阳，清乾嘉年间，漎溪园为尤，盛花开满畦”，“园主必张筵宴，邀请缙绅辈为雅集”。

  据考，负有盛誉的山东“曹州牡丹”当年可能也对“法华牡丹”产生过一定影响。

  至乾隆、嘉庆年间，法华镇成了观赏牡丹胜境，“每逢谷雨春和候，只听人人说法华”，牡丹研究专家计楠在《牡丹谱》中收录百余种牡丹名品，“法华牡丹”就占了48种。

  若论栽培规模，李氏的东园“独占鳌头”，该园“尤多异种”，罗致的牡丹最名贵者为“紫金球”、“碧玉带”，其他珍品尚有数十种，有些“可值万钱”，怒放时“五色间出、大如盘盂、游赏者远近毕至”。

 “法华牡丹”的名气也传到海外，1843年至1845年，英国皇家园艺协会派遣采集家罗伯特·福琼来上海，引种一批牡丹，未能成活，此后，他再度抵沪，终于成功引种三十余种牡丹，正因“法华牡丹”驰誉遐迩，秦荣光的《上海县竹枝词》谓：“法华牡丹李氏良，远近人称小洛阳”。

  说了半天还只是“法华”牡丹，和中山公园有什么联系呢？

  法华镇作为牡丹重要产地之一，曾被前人笔记描述成“名园聚处”，由于法华镇是上海县城与太湖流域各地之间的交通要冲，近现代遂成“兵家必争之地”。

  上海“小刀会”起义时，义军曾挺进法华镇，击败疯狂抵抗的民团，在镇内广誉堂（今法华镇路661号）设后勤机构，“太平军”三次进攻上海期间，均曾在法华镇一带驻扎。

  1924年秋，齐燮元与卢永祥为争夺上海地盘发生军阀混战，浙沪联军数百士兵曾住进法华禅寺，搞得镇内“鸡犬不宁”，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侵占法华镇，大肆烧杀掳掠，百姓遭遇“空前劫难”，随着一次次硝烟弥漫，法华镇民生凋敝，“法华”禅寺破败，“观音禅寺”沉寂，多数园林荒废。

  1958年春，仅存的一些“法华牡丹”因生存空间局促，在填浜筑路时被保留于中山公园，栽培技术也由园艺师不断口传心授，后来“法华禅寺”遗址西边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分部，东边成为服装厂，“观音禅寺”遗址转让给化纤厂，至此“名园聚处”已难觅踪迹了。

  中山公园在解放后辟建了牡丹园，延续了“法华”牡丹的历史脉络，并使“法华”牡丹文化在中山公园得以发扬光大，成为上海市区花期盛会热点。

  1956年在原有园林风格上，将园内始建于1916年、1934年的“中国式凉亭”迁移至现址，改名“牡丹亭”，同时园地扩展约4千平方米，筑成大小15处牡丹花坛，并从菏泽、豪州等地引进30多种、300余株牡丹，再现昔日“法华”牡丹的富贵风采，成为解放后、上海最早建成的牡丹观赏园地。

  牡丹园内深处是绿树围护的牡丹亭，牡丹夹道而立，含苞怒放，各展风姿，园道两侧则绿草如茵，映衬得号称“花中之王”的牡丹格外富贵。

  园内除种植牡丹外，还配植芍药、贴梗海棠、山茶、杜鹃等数十种花卉、灌木，花色各异，疏密相间，形成特色鲜明庭园景色，大有昔日“殿春花墅”古风遗韵，成为上海市民观赏牡丹的绝佳去处。

  这就是中山公园牡丹的渊源，每年4月，牡丹园内一朵朵牡丹雍容华贵，端庄典雅，“小洛阳”的辉煌在中山公园内延续着。

  “法华禅寺”遗存的两棵古银杏

  “法华遗韵”仿古石牌坊

  昔日“法华禅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