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古砚”即澄泥石砚，因其绝似宋代以前澄泥砚而得名，又叫蠖村石砚，目前仅产苏州吴中区藏书镇，蔡金兴介绍，藏书制砚有1500年历史，藏书灵岩山附近山上砚石，起初叫“蠖村石”，因其质地颜色绝似澄泥砚，故世人多称澄泥石，但真正的澄泥砚并非石砚，而由泥沙烧制而成，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一般认为产自山西绛县。

  宋代后随着石砚开发，澄泥砚逐渐淡出，因此现今一些价值数十万元的古澄泥砚，实际大多是藏书“澄泥砚”。

  蔡金兴介绍，在收录砚台较全的日本《东京精华砚谱》上认为澄泥砚产于苏州，并认为是中国最美砚石，说明好的藏书砚“不是澄泥砚，胜似澄泥砚”。

  由产自灵岩山上好的石材制作仅是“藏书砚”品质上乘的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来自苏州匠人巧夺天工的雕刻技艺，藏书曾出清代顾二娘、近现代陈端友等不世出的制砚大师，而青史留名的制砚名家也以苏州最多，同时如岭南端砚、安徽歙砚等名砚名作中，也有不少是来自于苏州巧匠的杰作。

  蔡金兴说，苏工制作的砚台犹如明代家具，雕工简洁，讲究线条和造型，实用而有华贵之气，现今很多砚台雕刻过于繁复，不精致，无韵味，购买时切不可被砚台立体感迷惑。

 然而时移事异，《苏州市志》记载，解放初期，苏州市内制砚作坊有许多家，1956年还成立砚台生产合作社，年产砚台近10万方，后来随着上等砚材逐渐匮乏，同时硬笔书写逐渐普及，传统文房四宝其使用价值逐渐淡出，用砚和爱砚之人日益减少，藏书镇刻砚业失去生存根基，制砚匠人也越来越少，如今象蔡金兴这样视砚如命的人，可能也绝无仅有了。

 “曾几何时，藏书两样东西最为人所称道，一是羊肉，一是砚台，现在却只剩羊肉了”，蔡金兴不无伤感地说。

   蔡金兴现为国家一级工艺美术师、苏州首批民间工艺美家，石雕记忆精湛，人称“吴中第一刀”，出身石雕世家，12岁开始随父亲学习刻石，15岁进藏书砚台厂，之后一直在厂里任技术指导。

  上世纪80年代初，苏州文物商店委托他长期为该店制砚并修补古砚，一时名扬姑苏。

  做旧和仿制古砚是蔡金兴的拿手好戏，仿制最多的是清代顾二娘的“笸箩砚”、“草鞋砚”，还有近现代砚雕大师陈端友的“九龟荷叶砚”、“蘑菇砚”（“菌砚”）、“蝉形砚”等，不少古砚图录中都收录了他仿制的顾二娘“笸箩砚”，作为“真品”介绍。

  由于“文革”十年，中国许多传统文化出现“断层”，藏书制砚也几乎未能逃脱“厄运”，所幸在为苏州文物商店干活数年中，蔡金兴得以全面、透彻地了解和学习前人精湛技艺，加以发挥，使他和制砚结下不解之缘，开始着手于全面挽救和复兴这一“断层”工艺。

  经过二十年积累，蔡金兴制作的各种仿古砚台构思巧妙，独具匠心，造型生动，线条流畅，形象精致逼真。

  然而，如今，蔡金兴却深为藏书砚的前途担忧，一方面，社会需求越来越少，制砚只能走工艺收藏路线，另一方面，市场上又充斥大量劣质石材、工艺粗滥“大路货”，大大制约制砚工艺发展。

  蔡金兴介绍，藏书镇尽管现在仍有不少砚台、石壶店，但大多以批发为主，一箱箱乃至一车车“大路货”进入市场，选材考究、雕工精湛的艺术品始终少得可怜，当前市场绝大多数砚台是档次较低作品，每件20元至50元之间，质量好的可在数百数千元乃至上万元则很是稀罕。

“真正好的作品永远都从来不乏买家，由于能做出好作品的人实在太少，也就造成市场精品货稀缺”，蔡金兴认为由于工艺品制作需实践积累，但多数艺人急于赚钱，技艺追求过于浮躁，急于速成，一味模仿别人作品，且质量不好，却以数量取胜。

“同时很多人采用机械化生产方式，专门制作同一款式产品，速度快，效益好，艺术水平低，又没有创造力”，蔡金兴介绍，有些款式已有数十年历史，已生产成百上千把，但这样的作品如今依然充斥市场，还有些投机取巧的人在作品上刻上名家名字，以便卖得贵些，为保护自己权益，蔡金兴不得不在于去年7月将自己名字注册商标。

  尽管市场被“水货”充斥，但总有行家能分别出“沙子”和“黄金”，藏书制砚这门传统技艺本身也面临巨大承继危机。

  当初，蔡金兴几乎靠“单打独斗”把藏书制砚技艺传承下来，现在却难以找到合适的人传承下去，此外，即使有“传人”，制砚所需石材又有了“危机”。

  上世纪80年代开始，蔡金兴带过不少徒弟，如今只有几个依旧从事石壶制作，近几年又有部分人转行，“一个徒弟如今去公路边修车了，抱怨做石壶老是呆在家中，很闷，一个徒弟在开货车，说长期做砚台，肩膀过于吃力，已落下疾病，所以想换个行当，一个徒弟每到开羊肉的季节，总去开羊肉店，自己当老板”，蔡金兴说，十年前，想做他徒弟的实在太多，他不得不花时间来推脱，如今，想来拜师学艺的却几乎没有。

  制砚如今成了“不赚钱”的行当，是许多人不愿从事的原因之一，蔡金兴在砚台厂的一个同事，制砚技艺很不错，卖出价格也不便宜，每天能赚六七十块钱，最终却去打短工，帮人家掘树抬树，在他的实践经验里，制砚没有打工赚钱。

  制砚要长年累月忍受石屑灰“熏陶”，很容易落下职业病，很可能赚了一辈子钱，最后都花到身体上，这是他们不愿从事的第二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许多人不能忍受长期与冰冷、没有生命的石头打交道的“寂寞”，想趁年轻多见识些“外面精彩”，所以，蔡金兴只能寄希望于未来，当他们年老，经历过岁月沧桑，到无欲无求时能回来重拾旧行当。

  另一个“危机”最令蔡金兴绞尽脑汁，就是制砚所需的石头，“符合制作澄泥砚要求的石材非常稀罕，市场上一块五斤重的上好石材卖上千块钱”，蔡金兴说，传统制作澄泥砚的石头全部取材于灵岩山，但这并非意味着灵岩山石头都能用来制作澄泥砚，只有那些风化的花岗岩粉末经过上千万年重新沉积形成的石头才能称作澄泥石，这样的石头质地细密均匀，密度大，硬度高，做出的砚台细滑、不吃水。

 由于灵岩山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随着政府保护力度进一步强化，在灵岩山乃至附近其它山上开采石头已几乎不可能，如何解决制砚石材问题，变成如何找到别的地方“澄泥石”或品质相当的石材，成为摆在蔡金兴面前的头疼大事。

   蔡金兴认为，他成为“苏州首批民间工艺家”与其说是政府对藏书制砚技艺肯定，不如说是对他个人肯定，然而如果让他选择，他宁可选择政府对前者的肯定和扶持，因为更能帮助这门面临消亡的技艺传承和振兴，政府关注和扶持能使民间文化遗产获得一定动力和资源，对其有巨大帮助，而由于政府资源更大程度倾向于哪些进入“非物质遗产”名录的遗产，因此，蔡金兴希望通过本报呼吁，政府和专家应给予“藏书制砚”一定的重视，使之能搭上“非物质遗产”名录“班车”，引起更广泛关注，也许是对其最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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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往西几十公里，著名的灵岩山边有个古镇——藏书，现代人知道它，或许因为名闻全国的羊肉，略微有点文化的人，还知道这个名字来自西汉名臣朱买臣，不过，如今却很少有人知道，就是这个古镇有着一项传承千百年的手艺：制砚。

 苏州砚雕历史悠久，如今却很少有人知道其前世今生了，藏书古砚即澄泥石砚，因其绝似宋代以前澄泥砚而得名，又叫蠖村石砚，目前仅产苏州吴中区藏书镇。

 藏书制砚有1500年历史，藏书灵岩山附近山上砚石，起初叫蠖村石，因其质地颜色绝似澄泥砚，故世人多称为澄泥石真正的澄泥砚并非石砚，而由泥沙烧制而成，澄泥砚宋朝就几乎绝迹，现在传下来的很多澄泥砚其实都是藏书砚台。

 如果说藏书有三千艺人，绝不为过，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能刻上几刀的，在很多老一辈藏书百姓记忆里，到上个世纪50年代，藏书还留存着不少制砚作坊，制砚老师傅达32人，那时技艺不外传，其中任何一家如要收徒弟，都要得到其余31个人的同意，并请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后，才算正式通过，可以拜师学艺了。

 不过，进入新世纪的藏书澄泥砚，远没有老祖宗时期那么繁荣昌盛，苦力活，累，挣不了钱，是很多现代人对制砚行业的普遍看法，文人雅士运笔风流背后，隐藏着的就是许多制砚艺人的辛苦劳作。

 清代的顾二娘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制砚大师，传说她有神奇辨别砚材的能力，“三寸金莲”一踢就知石头好坏。

 做一方好砚，常要经过二十多道工序，用上近三十把不同大小的刻刀，精工细作，方可成型，有时做一方砚，要花一个多月，一年不过20多方的产量，让澄泥砚更显得弥足珍贵。

 如今保存一方古砚，却不如把这门技艺传承下去来得要紧，识砚的人少了，能静心下来做砚的人也少了，其中富有灵气的人更少了。

 老师傅首先会用小刻刀浅浅刻上图样，才能精工细作，圆润的线条没有一点凿痕的流线。

 藏书澄泥石雕业到了近代逐渐衰落，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才开始重新兴盛起来，经过老一代艺人努力发掘，新一代艺人继承创新，藏书澄泥石雕业再次名声大振，作品形式从单一砚台向茶壶、仿动物雕、仿植物雕、屏风等发展，尤其是石壶，这两年蜚声海内外，成了石雕业的当家产品。

 近代开发的澄泥石壶，艺人们将澄泥砚雕刻工艺与陶壶设计制作技巧相结合，运用深浅浮雕、镂刻等技法，创作出树桩壶、“盘龙”壶、提梁壶、“八仙”壶、竹节壶等百余种新品。

 藏书澄泥石雕因材质好、雕工精，作品品位极高，受到历代文人墨客推崇喜爱，《西清砚谱》称："与洮端齐名"。

 唐朝皮日休有《太湖砚》诗云："求于花石间，怪状乃天然，中莹五寸剑，外差千叠莲，月融还似洗，云湿便堪研"。

 陆龟蒙亦有《太湖砚》诗："谁截小秋滩，闲窥四绪宽，坐久云应生，诗成墨未干......"。

 宋代米芾赞曰："其质坚丽，哈气生云，贮水不涸，墨水于纸，鲜艳夺目"，北京故宫藏有清初苏州艺人顾二娘"青花砚"1方，乾隆年间的苏州石砚5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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