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沙先生（1428--1500）讳献章，字公甫，号石斋、石翁、碧玉老人等，明宣德三年生于广东新会县都会乡，后迁居江门之白沙乡，世人尊称为白沙先生。卒于明弘治十三年，年七十三岁。白沙先生不仅是广东历史上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大儒，也是公认的广东书法史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对白沙先生书法的研究和挖掘，必然大有益于当代书法艺术事业的发展和促进。

    白沙先生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其学说自成一家，称为“江门心学”，先生治学，以静坐为途，以自然为宗，以自得为妙，至晚年，超悟极于高远，人不能测其渊深。正因其道德涵养之高深，发而为文艺，诗、书也极高妙。但也因其道德之彪炳，书法成就反为所掩．且先生不慕功名，僻居岭南，其书法未受到当时与后世的应有重视。

    学术至明，已呈衰微之势，作为学术之表的书法，也现倒退之象。先生深痛之！学术上主张宗法自然，贵在自得，反对形式主义。其论学曰：“夫学贵自得也，自得之，然后博之以典籍，则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则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 ( 引自张诩《 白沙 先生行状》 ) 其诗曰：“道德乃膏腴，文章固粃糠。”， ( 《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韵》 ) 、“读书不为章句缚，千卷万卷皆糟粕。” ( 《题梁先生芸园》 ) 。先生论理，往往直入根本，平实而宏远，其言曰：“夫道以天为至，言诣乎天曰至言，人诣乎天曰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 ( 《认真子诗集序》 ) ，又曰：“文章，事业，气节，果皆从涵养中来。三者皆实学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命，所成者小，所失者大，虽有闻于世，亦其才之过人耳，志不足称也。学者能审乎此，使心常在内，到见理明后，自然成就得大。” ( 《书漫笔后》 ) ，又曰：“心地要宽平，识见要超卓，规模要阔远，践履要笃实，能是四者，可以言学矣。” ( 《与贺黄门》 ) ，这话虽不专为学书而发，也可看作是先生论书之言．

    明朝书坛，崇尚帖学，书风靡弱，学书者泥古不化，馆阁气、刻帖味极重，或如辕下驹，或成野狐禅，先生有见于此，感叹说：“如今到处张东海，除是谭生解识真．” ( 《得萧文明寄自作草书至》 ) ，张东海即张弼，是帖学代表，书如春蚓秋蛇，柔媚软弱．书近张弼的还有陈璧、徐有贞等，在当时都以擅书名重一时。时学帖而有成就者尤数宋克与祝允明，然而仲温（宋克）伤于拘，枝山（祝允明）又流于野。为矫时弊，先生主张学书首重涵养，要在明心见性，理明而后成就得大，理明然后可出之自然，无匠凿气。书法虽小技，也要合于大道，所以先生论艺，讲究天真自然，“受朴于天，弗凿以人。” ( 《夕惕斋诗集序》 ) ，“天命流行，真机活泼；水到渠成，鸢飞鱼跃．” ( 《示湛雨》 ) ，这些话，不专为书而发，也是先生的书法见解。先生之学苏东坡，或许是性之相近，绝不是没有原因的。先生论诗曰，“诗之工，诗之衰也。” ( 《认真子诗集序》 ) ，其论书，也不以工为贵，其言曰：“笔下横斜醉始多，茅龙飞出右军窝，” ( 《答蒋方伯》 ) ，又云，“神往气自随，氤氲觉初沐。” ( 《观自作茅笔书》 ) ，要在—点一画之间体现“天理”，得“醉点风花”之妙，全浑沦虚无之象。

    先生自论书云：“予书每于动上求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予之所以妙乎动也；得志弗惊，厄而不忧，予之所以保乎静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焉，意足而奇逸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此予所以游于艺也．” ( 《书法》 ) 。正因为先生在正心、陶情、调性上作足功夫，所以先生书法纯出自然，至巧而至拙，绝无做作之感，在动静、留放、刚柔的处理上，能允执厥中，无过无不及，从有法入，从无法出，雄奇放逸而不流荡疏野。依先生之见，写字一技，讲到底全在涵养，厚积薄发，才能天真自然，否则便如杯水之负大舟，论书者云：“明人尚态。”言明人无自己性情也，唯此语不合先生。统观有明一代书家，能写出真性情者绝少，大多是从写字到写字，或笔下拘挛，小心翼翼，唯恐不合古法；或呈才斗智，煞费安排。这些缺点。虽大家如文征明、祝允明等亦不能免。能得鸢飞鱼跃之妙者，先生之外，只董其昌近之。然而董氏得一“淡”字，说到妙得天然，真气弥满，则犹有未能。然则称先生为明代书法第一人可乎？曰：“亦可亦不可”。说到理得心诚，妙契天然，先生为第一；然而气势不及枝山，精致不如文董，则说先生为明代第一又有不可。  

    先生在书法上的贡献，正如其在思想上的贡献一样，主张求本求真，具有挽世风于既颓的意义。麦华三先生论白沙书法云：“白沙以茅龙之笔，写苍劲之字，以生涩医甜熟，以枯峭医软弱，世人耳目为之—新，岭表书风为之复振。”这话可谓的评！在帖风盛行的明代，先生苍横的茅龙书，确实是一个最强音，足以使人振聋发聩。在当时，先生书法即为世所重，“天下人得其片纸只字，藏以为家宝。” ( 《 白沙 先生行状》 ) ，甚至有很多人学他的茅笔字。然而时风所尚，众趋学帖，先生曲高和寡，徒呼“如今到处张东海”而生无人“识真”之喟叹！

    然而先生书法之生涩，一半得之于茅龙笔，还是较表面的东西，先生书法之本质，更在其妙契天然，纵横任真，正如先生自己说的：“笔下横斜醉始多，茅龙飞出右军窝。”，这是明代大多数书家所缺少的。

    先生的书学观点，主张写字先作人，学诗学书，首在涵养，先生说：“日用间随处体识天理，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处。” ( 《与湛民泽》 ) ，作书极易，作书也极难，“虽匹夫匹妇，胸中有全经。”，唯在—心之体悟。这对只识得从字中学字的，实在是一种深刻的警诫，于今还有其深刻意义。

    白沙先生书法，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以六十岁为界，六十岁以前为前期，六十岁以后为后期。当然这只是很粗略的划分，要准确地给先生的书法划一条线恐怕是很难的。

    前期书法，先生以学古为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并渐现自己面目，先生论诗曰：“初须仿古，久而后成家。” ( 《批答张廷实诗后》 ) ，其前期书法的发展亦如是．据其门生张诩称，先生“能作古人数家字”，其门生湛若水则说先生初年墨迹已得晋人笔意。今观其书迹，五十岁以前，楷书主要学欧阳询，而兼有颜真卿《多宝塔》笔法，所以于平和之中透出峭险；行草则书法二王，亦染有明初书坛的帖味。五十岁以后，渐渐转向苏东坡，这也许是性情的相近，先生治学与作书，都讲究天真自然，贵在自得，这与东坡的主张是颇一致的，东坡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而先生说：“笔下横斜醉始多”，二贤之论，颇相近似。先生书法之得意处，直不是我写字，而是字写我，也只有坡翁足以方之，有明一代，再没有第二人。不过，先生之转入苏东坡，也可能是书法血缘交合的必然结果。苏字的特点和来历，是化欧书的峭险为顽皮，化颜体的厚重为稚拙，再加上二王的俊爽，这三家的字，先生早年都曾习之，其书法之转入东坡，也就不奇怪了。到六十岁时，先生书法己颇得坡翁三昧。运而化之，形成自己的体段。

    这一时期的书迹有：

    《诔潘季亨诗序》：石刻。书于成化六年， 时先生四十三岁。字为中楷书，欧书体段，而兼有颜真卿《多宝塔》笔法，不如欧之峭险，更中正些，已有很扎实的唐楷功底。

    《书马氏均田文后》：石刻。书于成化十五年秋， 时先生五十二岁．字为行书，二王笔法体势，前半部分温润处近虞世南，后半部分筋节处近杜牧，可以看出，先生行书虽宗二王，也受唐人影响。此刻用笔还未能沉雄老到，帖气也较重。

    《敢勇祠记》：石刻。书于成化十五年冬， 时先生五十二岁。字为行书，苏书笔法，而结体较中和。似乎是颜真卿和虞世南的影响，间中还有欧书的险意。此刻略有散漫之感。

    《敬义》二字碑：刻石。书于成化十七年， 时先生五十四岁。大字行楷书，稚拙似坡翁。

    《处士容君墓志铭》：石刻。书于成化十八年，时先生五十五岁。行书，苏体笔法结体，兼有晋唐人笔意，中正平和，书写精细。在先生之书法发展中，此时已趋成熟，似凤之羽毛渐丰，欲绝尘而起，隐然有脱胎换骨之兆。

    《大头虾说》：墨迹。书于成化二十三年，时先生六十岁。字为行草书，节奏强烈，欹左侧右，以斜为正，穿插巧妙，气势连贯，而用笔爽朗，潇洒俊逸。此书意气风发，直入东坡先生之堂奥，可以视为先生的《兰亭序》。

    后期书法，以行草书为多，除了前期所学欧苏之外，又学怀素与张旭，得风雷激荡之奇，有老笔纷披之妙．观其自书诗卷，王颜欧苏旭素，齐出腕下，真可谓众妙攸归。而先生尤独到者，则是其茅龙书法。据其弟子张诩称，先生“山居笔或不给，至束茅代之，晚年专用，遂自成一家，时呼为茅笔字，好事者踵为之。”先生束茅为笔，前所未有，于此也可看出先生为人之灵变不拘处。对自己的茅笔书法，先生是颇自赏的，其诗云，“ 茅君颇用事，入手称神工”，“茅龙飞出右军窝”，“束茅十丈扫罗浮”。

    先生的茅笔书法，和其毛笔书法又有不同，这是先生善依笔性之故。盖毛笔柔韧，使转灵活，而茅笔硬倔，着纸生涩。先生中年学苏东坡，晚年学怀素、张旭，都使用毛笔，使转纵横，雄奇跌宕。至晚年用茅龙笔，则回复到欧书的风格，盖因欧书结体峭险，骨气嶙峋，用笔挺拔劲健，最宜于茅龙书写。

    先生后期书法，由熟而生，结字奇崛，用笔生辣，尤其在七十岁后，更进入一种妙契天然，触目苍茫，玄妙难言的境界。有明一代，无人可与比肩，难怪先生有无人“识真”的感喟。

这一时期的主要书迹有：

    《论书》条幅：石刻。弘治四年书， 时先生六十四岁。茅笔行书，字形虽趋于瘦硬，但苏体意趣尚较浓。

    《书漫笔后》：石刻。弘治六年书，先生六十六岁。茅笔行书。此刻起笔处方严楞崛，更显茅笔书的生味。

    《肇庆城隍庙碑记》：石刻。明弘治七年书， 时先生六十七岁。茅笔行书，欧底面目，用笔劲挺瘦硬。

    《忍字赞》：石刻。弘治十年书，时先生七十岁。此刻茅笔草书，章法笔法皆极尽天然之趣，可谓超圣入神，使人观之有“熙熙穆穆果何人”的叹赏，非欧也非苏，全是先生的真情流露。先生书法之入于神品，殆自七十岁后。

    《慈元庙碑》：石刻。弘治十二年，先生病中书，时年七十二岁。此刻茅笔行草书，与《忍字赞 } 神气相类，而行笔结字更显苍横错落，书法天真自然，妙入神品， 东坡 先生的草书《醉翁亭记》，未必及之。

    另外，先生尚有些书卷墨迹留传，其草法或近怀素，或近张旭，当亦在六十以后所书。上海博物馆藏有先生的书卷手迹，曾发表在该馆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明清法书》中，字为茅笔行草书，用笔生辣，节奏分明，斜中取正，顾盼有情，如满天星斗，当在七十岁前的几年中所书。

    先生的书法，经历了一个从仿古到最后成家的完整过程。其书法的成就，主要得自其高深的涵养，先生说，“必有至人，能立至言”，把这话套过来，可以说，必有至人，能写至书，有不可测之人，才有不可测之书。先生之一生，以体道传道为己任，书法不过其余事而已，也可以说是其体道悟道的一种途径。然而书理不过是“天理”的运用，因先生见理之明，所以有其书之妙。又因其见理之明，所以敢于创造性地制造和使用茅龙笔，并得到世人的认可和宝爱。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些启示：书法应从性灵中出，从涵养中出；创新，应是对书理通透领会之后的自然展现，而不是往自己脸上浆泥巴式的搞怪。

    先生一生悟道，不慕浮名实禄，小子哓哓之言，何足以为先生增光？不过伤真理之沉埋，恐鱼目而混珠，欲借先生之灵，给书坛注一些正气耳。得诗四句，敬颂先生书法：

        苏腴欧瘦意趣多，

        茅书也堪换笼鹅；

        巧到拙时益见巧，

        歌至无声是天歌。

    注：除行文中已说明者外，本文书迹资料皆从江门白沙祠与白沙钓台获得；诗文摘自中华书局出版的《陈献章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