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到 杨宪益先生这本《译余偶拾》时，只是想着身为翻译名家的杨先生怎么会有西北史地考证的文章，而且问题考述要言不烦，读来令人畅神。等到灯下观览时又发现，除了一般的史地考证外，书中还有几篇从考证谈及中西文学、文化交互影响的几个例子，尤其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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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中国的扫灰娘故事》。文章引述了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记录的“旧家人”邕州李士元所说的一个“南中怪事”。说是有一女名叶限，母亲早卒，父亲死后备受后母之苦。一个偶然的机会，叶限得到一条非常漂亮的小鱼，好容易养大后，却被后母骗杀而食之。叶限当然非常难过，遂有神灵从天而降告诉她，可以把鱼骨头挖出来藏起来，如果有什么愿望，鱼骨一定会满足她。叶限照着神灵的指引做了，鱼骨果然可以满足其心愿。到了当地一个重要节日的时候，后母与其自己所生的女儿去参加节日庆典，却让叶限看家。等到后母她们走远了，叶限也从鱼骨那里得到了一身华贵的衣服和一双“金履”，也去参加节日聚会。可到了地方以后，因为发现后母她们好像对她有所怀疑，遂急忙提前赶回家。虽然等到后母回家没察觉出什么异样，可叶限却把“金履”丢了一只。后来，丢的这只金鞋子辗转为领国国主所得，多方察访，最终找到了叶限，并“以之为上妇”，成就了一段中国古代的“灰姑娘故事”。杨先生在简短扼要的考证中指出，西方的“灰姑娘故事”在欧洲和近东原有数十种相近版本，后为十七世纪法人培鲁故事集和十九世纪德人格灵姆兄弟故事集所记载，故事原名“扫灰娘”。杨先生进而利用英文、盎格鲁萨克逊文、梵文的“灰”字比照指出，中文中的“叶限”正是其译音。加之《酉阳杂俎》提到这则“叶限”故事传自邕州（今广西南宁），所以认为，这则故事大约在八、九世纪已从南海传入中国。

而在《薛平贵故事的来源》一文中，杨先生又指出，中国民间传说中的薛平贵故事与《格林童话》《熊皮》中的军士故事也具有极强的内在相似性。同样从文字翻译的角度，杨先生指出北欧语中的“熊皮”之译音与“薛平贵”三字字音完全相同。加之中国民间传说中的薛平贵故事很大可能传自唐宋间西北边疆，所以这个故事是元代以前从欧洲经回鹘人传到中国的。

当然，就后一则故事的考证而言，也有人指出《格林童话》晚出，因此其书中的“熊皮军士”故事反倒极有可能是中国传到欧洲去的。这似乎更可信。不过，我从杨先生的考证文字中倒是有如下几点感想：

第一，考证方法在研究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相类问题时有其特殊价值，可以构成“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这一侧重探讨心理上之共通感的另一条思考进路。杨先生文中的考证从相近的文学描写（故事）入手，利用史地学、语言文字学等擘析其相互间的渊源脉络，这为进一层关注此类故事在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接受、理解、改造”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有了这重依据，对“接受、理解、改造”等问题的考察才不至于无谓的误读。

第二，中西文学、文化的差异远不止是一两句话、一两个论断可以概括尽的。比如，如果《格林童话》的“熊皮军士故事”真的来自中国“薛平贵故事”影响的话，西方世界对这个故事感兴趣吗？这一点，我不知道。不过，如果确如杨先生所考，“灰姑娘故事”早在八、九世纪便已来到中国，何以后来的国人对之并不如何在意？留在一般印象的这个故事，几乎都是现代以来西方童话故事传入后的影子？这背后的原因，用怎样的结论来概括呢？是段成式的这部笔记流传的不够广远？是中国人不喜欢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是中国人排斥对这种香车宝马、黑衣骑士的畅想？

而且，联系杨先生其他几篇相类似的考证，如考证《酉阳杂俎》中的英雄降龙故事来自西方的《尼伯龙根之歌》，唐孙頠《幻异志》所载“板桥三娘子故事”与《奥德修纪》中的巫女竭吉以及《变形记》的渊源，《高僧传》中记载的“细缕”与安徒生童话“国王新衣” 故事的关系，《太平广记》转引的唐代新罗长人故事与《奥德修纪》长人故事的“并无差异”……很让人奇怪的，西方文学中的经典故事虽然很早就来到了中国，但很长时间内似乎并未引起多少反响。杨先生在书中似乎对此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几乎未置一词。这不由得不让人想起本杰明·史华慈的谆谆忠告：

与某些文化人类学家不同，思想史家必须对所有那些为整个文化提供了超时间的、超问题情境的“关键答案”(keys)，提供了导致得出“西方文化是x ，中国文化是y ”之类鲁莽的、全球性命题答案的一切努力保持着深刻的怀疑……当人们从整个文化取向的层面下降到问题情境的层面上时，跨文化的比较就会变得极其激动人心和富于启发性。真理往往存在于精细的差别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对于x文化和y文化的全球性概括之中。（《中国古代思想的世界·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