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睡眠

——评苗强的《沉重的睡眠》

    评论一部诗作是对他者生命强度和自我生命深度的双重测量。

    苗强是诗坛的边缘人，也是具有特殊生命体验的特殊而边缘的诗人。

    他对当代的冷漠、疾病和乌托邦加以诅咒，由于自我生命中的灾难——因脑溢血而瘫痪并长期失语，他重新学会了个人语言和公共语言之间的个体转换，以自己的坚忍不拔的写作、逐字逐句的写作，对那种世俗语言流的渲泻提出个体抗争。他目光所及，看到的是世界和个人的不幸和灾难，疾病使他获得了双重的看世界的眼睛，一重对内一重对外。他的语言使他能够“反者道之动”地回溯，成为一种本真写作的语言，同时，对死亡和时间的过分敏感，也使他的写作成为一种谶语，成为面对死亡的写作者。

一、消解语言乌托邦的本色写作者

    在《沉重的睡眠》这部沉重的诗稿中，可以看到作者对随处可见的语言撕裂的一种厌恶。因此，他在对生命的颜色，对黑色、灰色等冷色调的酷爱，也是对明媚世界的冷处理，可以看到他是对虚无主义，对无国界状态的新理解。在诗集第二首诗中，他写道：“我站在世界地图面前，就像一个没有祖国的人，越过平静的大洋，巨浪的大洋，这一片片大陆，一个个岛屿，各国移民法规定，我不能久留。……我仍然不能待长久，站在世界地图面前，我总是心潮澎湃，像一个没有祖国的人。”跨越了简单的民族国家的国界，成为一名心怀诗心、放眼天地的世界性诗人。可以说，正因为悟到了终极大全的不可能，虚无的乌托邦的不合法，使他更愿意成为一名飘流在各国之间的流浪诗人。

    诗人对虚无主义的看法独具机心。他在第三首诗中写道：“我过去的作品好像我的遗作，我的头脑不能进入它们，它们对世界的阐释因此毫无意义，疾病在我身上展开了一种虚无主义的运动，方兴未艾。起初‘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没有上帝，没有光，只有我。我还活着，还作为一个东西活着、存在着，但是常常把死亡看轻。”他对于世界的虚无化倾向和死亡对人不断地侵蚀具有相当的警惕性。在第七首中，他又说：“我死过，这是我惟一可以自夸的，死亡逼近时，是那么温柔，那么寂静。如果我就此睡去，只有短暂的痛苦，但是在没有通晓人生之前，死亡又有什么意义？……我们却念念不忘死亡，它让我们止步，只是一片确定的黑暗，黑中之黑，再无其它。”对于经历过死亡的人，对生命的感受往往与那些痴心想活百年的人不同，他们将透视生命的意义——“通晓人生”看成人生要义，哪怕进入“黑中之黑”也无所顾忌。

    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感受并描写黑暗死亡时，仍然这样说：“我的呼吸有一种隐约的春天的气息，来自心房的潮汐，使大地冰雪消融。”正是这样，他才可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阴暗的绞刑架走出来，才可以从俄罗斯的阴冷灰暗的天空中看到苦难深沉的灵魂。在第十五首诗中，他说：“这是虚无缥缈的生活，但不在空中，因为，没有现实，没有现实感的细节。失去了细节的生活，就像失去了无数只脚的甲虫它若想爬行，就只能靠肚皮，这样肚皮上就血迹斑斑。”诗人不愿意遗忘，不愿意遗忘“在意识层面被理解为痛苦和不幸的事物”，他只是想要清醒地面对这种危险的生活，识破并消解虚无主义的处境。

二、对疾病世界和疾病受虐式的体验

    正因为诗人对死亡对时间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敏感，才使他获得了一种边缘生存状态和这种对状态的体验。他无视那些高大、完满、跨越、升腾的主体，在他那里，主体变成平凡的、现世的，英雄主体消解，剩下的是一种悲剧性的主体，在现实世界挣扎着活着并且书写。在他的诗中，病就成为生命的一种重要写照。在第十八首中，他说：“一种疾病早就在我的生活里扎了根，不可能铲除它，不是没有这种能力，也不是缺乏方法，而是被它迷住了。……在我的偏执里，我一点一点地吞噬我的疾病，像一个蛆虫，沉醉于苍蝇的童年，这时候，另一种更致命的疾病吞噬了我。”前一种疾病是一种心态之病，他在这种迷乱的天空和浮躁的现实中得了一种现代文明病。而后一种疾病指身体上的疾病，身体之病吞噬了他，却使他能够更好地反观前面的心理疾病。在二十四首中说：“我还是我自己吗？也许不是了，也许是另一个，这个人病魔缠身，面对昏暗的墙壁，让书籍照亮他心中隐秘的部分，仿佛光源就是书籍，其实不是的。”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本体存在，我是谁？我向何处去？我能做什么？在这种不断质疑的过程中，他使自己的个体存在的唯一性浮现出来，而这种唯一性又同写作成为一体。所以他说：“我是另一个，一个为失语而发狂的人，一个给他整个世界也不能换来词语万花筒的人，他的存在就是词语的流逝，没有流逝，没有流逝的词语，他不仅不是我，甚至不是另一个。”他已经把自己的写作推到本体论的高度，如果没有流逝的词语，没有用笔把这个流逝词语抓住，那么他就不是我，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

    肉体之病成为精神解放的肇因。在第四十五首中诗人说：“整个的我，找开了，而病人是折叠的，即使找开了，也显露出折叠久了的痕迹。由于惯性，还是折叠回去。病人的疾病是公开的，但是他的感觉却是秘密的。……把我的痛苦和幸福展现给世人。……是一个小小的尸骨，等待着赋予血肉，等待着另一种春天复活。”他把疾病对人性的损伤，和疾病在生死一线间的尖锐性凸显出来，所以他说就像一个折叠了很久的痕迹一样，病在慢慢痊愈，但他的生命已经出现了折痕。而且重要的是，疾病是公开的，但对疾病的感觉却是秘密的、是个体的、是不能传达的。第四十七首中说：“我进入疾病菌的最低层，一次次地，把灵魂和肉体截然分开，像苏格拉底的死亡练习。在我的康复期，灵魂就是这样脱离肉体，开始了圣徒般的生活。疾病把诗人的桂冠给了我，我戴在头上。疼痛使我生出了光环。”他把疼痛、死亡、写作与他的成功联系在一起。疾病不仅是他生命的导师，而是他成功的桂冠，疾病使他暂时把灵魂抛开，孤独地忍受折磨，而且关注灵魂的苦难状态。

    在二元对立的灵魂和肉体痛苦之间，很多人否定了灵魂而获得了肉体的安适，但诗人却否定了肉体，宁肯让疾病折磨肉体，也要让灵魂在尖利的磨砺中，表现出本真的一面。在第七十三首中说：“我过去常想，我好长时间没得病了，结果几天之后，果然就病倒了，似乎疾病起源于意念，你只要想到它，它就来了。”他对疾病的定义是：“被疾病丈量的时间是生存的维度，如果它被遗忘，就会唤起疾病。疾病是对肉体遗忘时间的惩罚，是把时间重新还给病人。”也就是说，人们在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的节奏下，已经忘掉了心灵的意义，只是疾病对肉体的惩罚，使人可以从现象学中悬搁起来，从时间的链条上停顿下来，体验当下的存在，体验在病榻上命若悬丝的存在，在体验的过程中，得出被疾病丈量的时间是生存的维度，即病了多久、病了多深，而且疾病是对肉体遗忘时间的惩罚，我们是过客一般来去匆匆，但是终于我们可以有时间来体味这种病状。

    在这方面，诗人已经达到尼采对疾病和对病态世界体验的双重性，他说：“我的时间出了问题，既没有对它产生自始至终的疑问，也没有把它发展成永恒。”时间出了问题，它没有本体论的疑问，也没有本体的乐观，即永恒。诗人仍然在时间的漩涡中体验到生命、疾病，同时体验到死亡。

三、对渎神的自渎和对失语症的感悟

    一个诗人、一个从事教育的教师，语言和写作可以说是他生命的本根，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却使他瘫痪并失去了语言。他不再认识汉字，不再认识每个汉字魔方背后的世界，他要从永恒失去的记忆中重新触摸那种全新的历史，从被遗忘的肉体中唤起灵魂的刺痛感，寻打到新的可以言说的“个体语言”。因此，诗人在谈到他写作时充满了焦虑和渴望（第四十首）地说：“我把我的诗留在黑暗里留在语言的黑暗里，好像装在古代的陶罐里，现在刚刚出土。对我的命运来说，失语症是一个意外的工具，好像一个磨刀石，把我的诗磨亮，磨得锋利，它刺向白天，也刺向黑夜，或者像魔法，把沉默变成言说，把言说变成沉默。”

    可以说，诗人在这种语言的炼金术中，在沉默和言说中，学会了沉默，学会了通过沉默去磨砺语言的工具，使语言锻造出来的不再是虚伪的语言流，而是一种本真语言的锐气。诗人坚信，要把自己的诗留在语言的黑暗里，留在语言的光芒里，这是黑暗与光芒的二元对立，使他在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中获得一种心理平衡。诗人在第四十四首中说：“我的文字，是生活被经历过的见证，是隐秘内心斗争的证明文件，残酷的时间也无法将其带走。”他把文字和自己生命存在的真实等同，从而与“码字的”、没有价值判断的“白色写作”判若霄壤。但并不能说他的写作就充满了阳光，相反，他在五十六首中说：“写作是睡眠，是睡眠的延续，在光天化日之下，写作是沉痛的睡眠，睡眠的人被梦的敏感触角迷住了，应该从描述梦开始。”诗人进入现实不是比现实更现实，诗人进入日常生活不是比日常生活更日常生活，诗人进入生命存在中，并不是要放纵本能和原始的东西，相反，诗人张扬的是一种梦的感觉，一种深化的、有距离感的、甚至虚幻性的东西，它才会有一条隐秘的通道插入现实，这样的文字才会是血的文字，而不是尘世的行尸走肉。

    我很欣赏诗人所强调的，文字“可以看见翅膀的形状，却不可能用来飞翔，甚至不可能用来降落”，那就不是好的文字的说法。诗人在第六十八首中说：“我是夹在汉语词典里的人，我不是书签，我不是树叶和花瓣之类，如果在下午的阳光中，翻开词典的任何一页，都可以看见我被压扁，分成两半，像剪影，左边的一半在阳光中，右边的一半在阴影里。对我来说，词语就是现实，它比我的行为更重要。”诗人注意到我们不是在说语言，我们是被语言说，在开始写作前，词汇、语法已经命定我们必须如此说。这里触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即个人语言如何转化成社会公众语言，在这种转化中，有什么生命的东西被耗散，有什么开始漂流，有什么衰减了，这些对诗人而言十分重要。因而他说：“我好像是个残缺不全的词语，不知道意义何在，而那些完好无损的词语，既陌生又熟悉，仿佛有了它们，我的一生会殷实而富足。但我是个残缺不全的词语，不知道意义何在，也许终有一天，我将死不瞑目，葬身于我的汉语词典里。”诗人为语言而生，而语言的有限性也是诗人生命的有限性。

    对诗人而言，写作与疾病有非此不可的关系。在第七十二首中说：“有人说，我以前的诗像谶语，预言了我这场灾难，但是我只是满足于虚构，在诗中创造另一个我。……如果我有幸看到，再过一千年一万年，我的诗还能存留于世间，那么是不是谶语，以及作者是谁，都不重要了，这些诗选中我做它们的作者，纯属偶然。”从现代性角度看，诗人从高瞻远瞩的主体性必然立场，转向了偶然性过程性的立场，使我们确信诗人已经感觉到词语奥秘和生命奥秘都很难洞穿。诗选中了自己作为作者，只是洞穿了奥秘中的一部分。在第八十六首中：“以前，命运用没完没了的说话惩罚我，我作为教书匠，甚至没有感到西西弗斯在山顶看着巨石滚落在山脚下的那种惬意。”这是诗人作为教师感受到那种周而复始的无用之功，所以“重复的话语不是使意义涌现和生成，而是消磨我所知道的意义，慢慢地使它丧失。……最后我将死于羞愧，就像鱼死于水。但是这一次，命运以失语症革除了我的教职，用不会说话惩罚了我。”诗人从反面立论，本来语言是其存在的根基，是诗人的家，但语言使意义涌现出的同时，也扼杀了意义，使意义走向消散。他痛悔自己写得太多，说得太多，所以命运以失语症惩罚了他，也救赎了他。在第八十九首中说：“对我来说，写作不是逃避生活，甚至不是描写生活，不是幻想生活，写作只是抵御生活侵蚀的方式，这样我的作品就成了写作的副产品，那种隐秘抵御的外化和物化。……写作是对这种绝望的克服，是把我整个地交出来，把我掏空，好像灵魂出窍。”作为以语言为生的人，一旦失语就会影响他的存在意义，恢复语言的意义就是恢复生命——复活生命！

    可以说，写作对诗人的意义呈现出来，疾病可以抵御生活的侵蚀，可以抵御意志的失落，而写作便是病中诗人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他遭遇了大苦大难，遭遇了这个世界的残酷命运通过诗人的语言感受和思想锤炼的方式浮现出来。失语症使诗人真实地认识病中写十四行诗的意义，他从简单的手势语言交流，在写诗的思维体操中获得了“语言炼金术”，并从语言炼金术中升华出来，终于治好的失语症。诗人开始说一种丰富的、真实的、他人不能忽略的语言，一种与现实大众传媒流行的官话、黑话、套话、侃话完全不同的语言。在这种灵性生活方式中，获得了个体的安适。

    也许，是这次生死之病成就了他，也许“沉重的睡眠”使诗人醒来以后更清醒地面对这个喧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