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论在危机中会通中西守正创新

——在中国中外文论学会上的即兴发言

      很乐意与文论界同行们在这里分析一下我从业二三十年来的困惑和问题。

      中国古代的学问大抵分为四个方面：经、史、子、集。在座的文论专家属于“集”部。本，来这四项分类没什么优劣之分，但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已经产生基本的评价等级：叫做出经入史。属于子部的小说，集部的诗文，慢慢地被称为文人的雅玩。

      学问的本体是出经入史，做学问的方法有三，一是义理之学，“义理”即哲学思想经学思想；二是考据之学，即关于历史和考古的学问；三是辞章之学，重在修辞类的写散文，写点打油诗，还写一些泛论文。于是，一位教授说今天的美学论文不美了，因为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很美。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我有三个判断，请各位专家教我。

      第一个判断：文艺理论家是文学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和精英。文学研究的其他领域，例如现代文学或者当代文学，所处理的对象和范围大多三十年到六十年。但是研究文艺理论要从古希腊处理到当代，要从先秦处理到当代，横跨中西两个三千年，不容易；而且还要精通多门外语，更不容易。但是人才优秀，产生的成果却微乎其微，什么原因？值得深思。

      第二个判断：文艺理论四大块：一，基础理论，现在基本上成为教学的前线，日复一日，重负不堪。二，西方文论，似乎已经基本批发完成，没什么更新的东西了。三，古代文论，和今天油水不合。四，文艺美学，身份不正，语境不明。这四大块都能出“经”，都能保持自己的学科思想高度，但是每个领域的“史”都在滑动。所以今天看到一个现象：易中天先生是研究文艺理论的，他发现拘在子部和集部不太爽，所以他进入了《三国志》研究，于是“入史”；于丹应是宽泛的艺术理论领域的人，但是她“出经”了，她要谈《论语》，他们不再谈文艺理论。

       第三个判断，突破领域，大家都很努力，但是研究成果宽泛而芜杂。今天可以看到，网络文学、微博文学等，突破到新闻，突破到杂志，甚至突破到文化产业研究，与文艺理论越来越远，出现了学科身份的认同危机和学科身份的泛化，不知道自己是谁。

      如果这三个判断还有点道理的话，我再讲一下文艺理论工作者面对的三个现实。

      一，近三十年的文论念的是西方的经，却不懂西方的史。就我而言，我对西方的心理分析、现象学、解释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乃至文化研究、生态批评都有过研究。但是扪心自问，我们进入到西方哪一个“史”？进入了希腊的民主，罗马的法制，中世纪的宗教，近代的启蒙，现代的虚无，或当代的信息域了么？没有。只是拈了一些概念，就像玩游戏，玩围棋，玩象棋，在那里走来走去，却从来没有真正地进入西方的历史语境。所以我总结我们这一代做学问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因为没有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出经入史，没有在二十岁的时候像陈寅恪一样去西方呆上十几年，所以做的学问乏善可陈。

      二，中国文论有中国“经”但是缺乏当代“史”。可以说“文以载道”的正宗、正脉、正统是在古代文论中的十分重要，却在中国当代文论下被边缘化而变成“道以载文”，于是古代文论基本变成了学术史研究，所以有人提出“古典文论失语症”，提出“传统文论被边缘化了”等很多问题，甚至反经典的东西也出现。“经典”严格说分成四种。第一类是人类的国际性经典：《蒙娜丽莎》、《莎士比亚戏剧》、《红楼梦》等；第二类经典是民族国家的经典，即本民族的经典；第三个是区域性经典，如红色经典，把中国和苏联的红色经典拿到非洲和美国去，就不再是经典；第四类经典是圈子经典，几个哥们捧一个人，几个哥们认为你是大师，某是大师……其实都是老师，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没有大师。今天的“经典”，如果没有定位好，就在真正的经典之外了。

      三，中国文论有扩容和泛化，但缺乏中国文化身份、立场的深情冷眼。今天中国文论变成了一个职业，变成了一个饭碗，成了一个给学生学位的工作，没有成为那种“非写不可”的痛苦。没有深情，也没有冷眼。既不敢对一些文学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又不敢提出对初露于大海之中的船帆加以赞美，所以是首鼠两端，几头为难。比如说文论创新，需要起码的四点。第一，体系创新。但是我想说，体系创新的前提是哲学创新，而当代中国的哲学几乎没有创新，或者创新不太多。站在哲学上，看看西方文论。现象学文论、存在主义文论、解释学文论、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文论等，哪一个不是建立在相应的哲学理论的基础上？翻开一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史和西方哲学史，它们多么惊人的重合。但是中国当代的哲学和文论有重合么？所以体系创新，五十年以后的事情现在先不要惦记。第二，范畴创新。我认为中西范畴油水不合。举几个例子，先秦无“风骨”这个词，唐宋无“神韵”。一般说汉代尚气，唐代尚法，宋代尚艺，明代尚韵，清代尚朴，当代尚俗。而西方的体系则是话语（discourse），文本，性别，叙事结构等，怎么能把它们和中国的神、气、象、境、道揉合在一起？西方话语是逻辑严密的体系：击首而尾应，击尾而首应，击腰而首尾皆应；而中国美学是灵感玄妙似的，要强扭到一块，水和油能合在一起么，很难。第三是文化创新。今天已经把文化变成了很世俗的东西，其实文化很重要的方面是宗教。“文明的冲突”可以说主要是宗教的冲突，不管伊斯兰教文明、基督教文明还是儒家文明都是如此，还包括民族的冲突，性别的冲突，所以今天的文化创新还有很多的路要走。没有进入到文化的形态论中去，只有文化的口头禅，什么都贴上文化的标签。中国古人很老实，孔子讲“君子不器”，没有任何一个狭隘职业可以囊括君子一生，刘熙载写《艺概》， 诗文书画皆研究；第四是对话方式有待创新。文论工作者善于和学生对话，和读者对话，和刊物主编对话，更应该跟西方对话，跟作家对话，跟自己对话，跟器物对话。我认为，拿着一块玉器、一件青铜器、一件书法、一方印章，你能还原它的历史，它的文脉，它的深刻的血脉和情愁，才算高明。

       我的结论是：中国文论界的迷茫是“必然”的，因为今天的文论创新是建立在哲学创新的基础上，而的哲学暂时创新不多；中国文论研究的泛化是“偶然”的，因为文学艺术不再是人们关注的中心，很多人去关注的经济中心和日常生活中心去了，国人正在游离文学和文论这个母体，文论研究成为“灯火阑珊处”，能够坚持下来的人，或许会成为著名文论家；中国文论家的洗汰是或然的，他们曾经都是最优秀的学人，但是面临无功而返的窘境。

      不要认为满地走的都是圣贤，不要认为满地都是哲学家，更不要认为满地都是文论家。真正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文论家，机会很小，几乎不可能。只有与时代的命运相激相荡，才有可能玉成大师。正如王国维的思想历程一样：有人说王国维的学问从来不和当代发生关系，而是闭门做自己的大学问。我说非也。看看王国维早年的日记，天天在学德语、日语，痛苦不堪，那是为了翻译叔本华、尼采，去启迪民智；当他发现一战就把西欧打得稀巴烂以后，就相信梁启超旅欧游记所载，于是写《人间词话》，讲童心慧眼和赤子之心；当他发现甲骨文被老外拿出国，已经研究的如火如荼的时候，他马上开始精研甲骨文；当他发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西方，他马上用他的全部力量研究敦煌学；最后他发现蒙古即将被“独立”出去，他就投入了蒙古史的研究。可以说，王国维因此成为心怀家国“君子不器”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