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苦求者未必能得到，凡不珍惜者则必将失去，文化传统和文化身份亦然。

    欣赏差异性文化是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珍惜本土文化则是一种基本的文化自信。不会欣赏差异性文化的民族是短视的民族，而漠视自己文化的民族则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回顾世界大国兴衰更迭史，一方面需要尊敬他者，欣赏差异，文化才有开放性和生命力，另一方面，始终不能失去本土文化的主体性，这样文化才不至于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在我看来，只要对中国当代文化进行整体梳理，坚持全球化中东方大文化创新的理念，将中国传统与世界前沿思想相沟通，中国文化身份的获得和重建是任何人也阻拦不了的。当代中国的现实是：文化不仅整体上被西方忽略，也被我们自己忽略。明智的政府必须重视整体文化战略，明智的国民则必须热爱自己的文化，明智的知识分子则应该放弃文化消解游戏而开始文化身份的深刻重建。我们在全球化世界中思考本民族文化的世界地位，西方是催化剂也好，中介也好，和平崛起的关键在于中国自己的文化立场，需要通过整体梳理中国当代文化，从而延续和发展自身传统。

    全球化在“科技一体化”和“制度并轨化”基本完成之后，“文化对话化”和“宗教非冲突化”已经成为各国首脑议事日程上的头等大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战略理论家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说明在不同文明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会导致世界性战争。其后东欧著名思想家齐泽克提出“文明差异论”，说明在同一种文明形态内部同样可能爆发文明冲突。因此，中心话语同边缘话语对话、少数民族同主体民族的对话、宗主国同殖民地的对话尤为必要。无疑，文明对话的差异、语言之间的差异、文化间的差异导致的文化战争十分复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如果忽略文化软实力间的和谐互补，就将为文化差异导致的文明冲突付出巨大代价。

    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太忧虑未来，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都是悲观主义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对人类整体走向的预计是悲观的，江山代谢，沧海桑田，文明如过眼云烟。文化战争正在兴起，人们会重新体会到铁与火的痛苦，更加珍惜那些高精尖的文明财富。我坚信：随着中国文化输出和东西方对话的正常进行，我们会洗去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暴发户心态以及种种文化无用论思想。人类需要思考许多真正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当下喧哗不已的表层现象。

    是为序！

                                                           2011年8月8日于北京大学

    后记

    多年来，独在书房苦读冥思，有些微心得体会便形之于文字。后来，一些媒体开始对我进行访谈，初有不适，感到对话的学术访谈可能不够严谨，甚至会因为记忆错误而误导。但是这个社会似乎浮躁了些，媒体上的讲演者风头正健，访谈录在学术界也日益多了起来。我想，这大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学者感到自己的思想正在被世俗化世界边缘化，于是只好放平心态放下身段，在文化的公共领域对话中展开自己的思想域；另一方面，或许大众既想知道学者最新的思想推进，又不愿去啃学术著作坚硬的硬壳，使得这类访谈具有更便捷的共同领域交流平台。

    其实，做高端的学术访谈对话亦不易。坊间中国思想文化方面的著作可谓林林总总，但是大多都追求体系博大、术语高深，结果往往将读者吓跑。如何在学术访谈中既能保持住学术含金量，又能够于绵邈的论述中见到精微的洞见，实在是对论者学术思想水平的一个考验。而访谈录的方式则扬长避短，既可展示当代学术界前沿的最新动态，又可使人通过学者充满性情的话语对话，发现当代前沿知识话语踪迹和人生感悟。可以说，学者通过对话在清理自我思想的同时，同样延伸者思想领域的公共空间。因为思想应该是清晰地说给他人听的，需要智慧闪光、高度凝炼和具有人格魅力的言说。

    进一步看，在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时代，学术前沿访谈可以说是一种有效的传播与接收学术信息的途径。面对不同的媒体访谈意味着与不同的读者群体对话，面对不同层面接受的的审视维度。在访谈中，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自己的专业领域分析，对当下前沿问题域提出深层疑问，消解熟悉和被认可的“事物的秩序”，重新审视当下话语规则和价值缺失，在此基础上在人们习焉不察的话语权力中重新问题化，并参与到新的学术思想原创性建构之中，通过自己同他人不断的对话和潜对话，使迷茫的西方话语权崇拜和文化虚无主义归于失效。这也是全球化中当代知识分子重建价值立场自我身份意识。

    思想需要不断转化型创新。在我看来，中国历史尤其是百年中国史不断惊人地反复出现某些现象，除了国运的衰微以外，还与中国的“极性思维”有重要关系，换言之，丧失了文化的累积性建设，而总是徘徊在激进与保守、自由与民主、现代与前现代、中国与西方二者之间，总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排斥多元开放的兼容模式，以一种狭隘心态去做激进乌托邦式的表演，没能获得思想文化史的资源共享和真正的学术推进。这主要表征为，在思维上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两个极端的频繁跳动，一次次非此即彼的“极性思维”，导致中国学术文化经验在一代又一代中断裂，总是不可通约交流，不可传递增长，每一代人总是从空白开始去获取自己的经验，然而又重新抛弃这种经验，历史就这样一代代的荒疏和空洞下去。而在价值观上，则总是以一种暴力对抗另一种暴力，将体制的更迭变成思想的殊死搏斗，甚至不惜从肉体上消灭对手。这种状况导致了思想的反复中断，反复转圈，反复地无效劳作。面对20世纪中国问题，不难看到，多少有建设性的问题，有学术启发性的结论，在不断的言述中消失了的真正思想火花。

    本书记录了多年来我接受一些记者的访谈乃至我与学者、艺术家之间的高端对话，最早的为1996年，最晚的为2010年，时间跨度约十五年，这些访谈和对话大致呈现出近二十年来中国思想变迁的踪迹：无论是从经济上清理跨国资本运作与文化霸权的关系，还是从文化上看数码复制时代的平面化问题，或者从关键词的考察中看全球化中是否存在“世界文化”来临或使全球文化出于碎片化问题，都大抵能激发我发现新问题的新视角。回顾当时对话得情景，能够鲜明地感到对话现场的精神严肃性和问题深拓性，也许，通过这种触及到当代学术前沿性的对话，有望催生出一种人类重返精神生态家园意识和人类资源共享的和谐精神。说到底，中国不能老依赖现代西方靠知识输血来振兴自己的文化，而要有本土文化精神的新生长点。文化创造性是新世纪中国学人的思想的焦点所在——20世纪整整一个世纪中国文化都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况中，要化挨打为创造，化文化拿来主义为文化输出主义，仍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中国思想文化界不能一味跟随西方现代、后现代的标新立异的文化走，“守正创新”是自身文化生命精神正脉的坚守与提升，而“文化原创”是文化生产力大幅提升的标志。只有守正创新，坚持文化原创，才能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而向世界呈现大国文化的美好形象。在这里，守正就是发现东方，发现中国文化自古以来的正大气象、真精神、真血脉，创新就是文化输出，输出不是搬运，不是将古代的东西拿来就用，而是蕴含着时代的新眼光、新方法，并且和世界文化交流对话，在这种交流对话中产生新的文化共识。文化输出意味着大国文化真正崛起，意味着中国文化在整体性地守正创新。

    中国文化正在成为国际上受尊重的文化实体，并由东方向西方传播而成为人类新的文化感受方式。东方文化形态成为东西方互动的人类的文化形态，将是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达到和谐协调的人类福音！

    是为跋！

                                                                    2011年8月8日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