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永久性收入假说本身的政策含义

　　永久性收入假说最初是弗里德曼在研究消费函数时提出的,尔后弗氏又将该假说应用于货币需求函数。那么,消费的永久性收入假说本身是如何服务于弗里德曼的政策主张的呢?

　　首先,与绝对收入假说不同的是,消费的永久性收入假说否认了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论证了经济的稳定性。弗里德曼指出①,这种否定不仅体现在长期或结构性方面,而且体现在短期或周期性方面。在长期方面,凯恩斯理论结构的中心议题在于否定自由企业经济(即资本主义经济)中长期均衡位置必然落在充分就业之点上这一理论。在这一否定过程中,边际消费倾向充当了一个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的“内在稳定器”,因为它总是递减的。因此,除非引入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和刚性的名义工资率等救世观音来创造一种均衡,否则可能根本不存在货币均衡;而且实际均衡的位置往往低于充分就业之点。弗里德曼认为,虽然最一般化的永久性收入假说并没有使这些观点失去其合理性,但是该假说的一个特殊论点却足以使这些观点不再成立:按照该假说,财富与收入的比率是影响永久性消费与永久性收入之比的重要因素,且前者的提高将导致后者的提高。这意味着,边际消费倾向不仅不会递减,反而可能提高。在短期方面,凯恩斯(包括凯恩斯学派)将解释周期性波动的重点放在消费与现期收入的关系上。弗里德曼认为,永久性收入假说并不能说明这种解释的实证合理性或可接受性。按照该假说,现期消费主要由永久性收入(在适应性预期机制之下主要是由过去收入)所决定。换言之,现期消费是按照长期收入状况的某些指标来调整的,而不是由现期收入来决定的。这样,现期收入的波动性与永久性收入的稳定性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永久性收入假说中现期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的估计值(仅为0 33)大大低于绝对收入假设中的估计值(斯密西斯的估计值为0 76),大大低于相对收入假说中的估计值(若收入每年稳定增加4%,则杜生贝利拟合1929-1940年美国数据得出的估计值为0 936),也大大低于莫迪利亚尼的估计值(0 7)。这意味着,按照永久性收入假说,现期消费的较大部分是独立存在的,取决于现期收入的仅为较小部分;因此,相应的投资乘数也更小(仅为1 49),远小于斯密西斯的估计值(达4 17),杜生贝利的某个估计值(若收入每年稳定增加4%,则投资乘数值将高达15 36)和莫迪利亚尼的估计值(3 33)。由此,弗里德曼认为,即使不考虑累进的个人税制、公司税及储蓄等的稳定作用,资本主义经济也比凯恩斯学派所认为的要更为稳定。至此,消费的永久性收入假说完成了两方面的工作:从长期来看,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等的失效,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总是处于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换言之,长期均衡的位置必然落在充分就业之点;从短期来看,由于现期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很小,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稳定性更强。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是稳定的,而且迟早会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多余的,并且恰恰是它们造成并加剧了经济的波动。

　　沿着这一思路,弗里德曼进一步用时滞的概念说明了他的论点。时滞是指从当局需要采取一定的政策行动开始,到该政策行动对最终目标发挥作用为止所需的时间过程。任何措施通常都不可能立竿见影,货币政策的时滞按其作用流程可分为内部时滞、中间时滞和外部时滞三部分。内部时滞是指中央银行进行决策所需的时间,它包括搜集必要信息的信息时间、整理信息的识别时间和实施政策前所需的决策时间。中间时滞是指货币政策影响滞留在银行部门内的时间,亦即从货币政策实施开始到该政策在非银行经济领域发挥作用为止所需的时间。外部时滞则是指非银行主体的滞后时间,亦即从货币政策引起货币流通量或利率变化,到最终作用于总体经济目标变量的时间。弗里德曼通过实证研究后发现,②在美国,货币政策的作用具有相当长的时滞:紧缩性政策的作用时滞平均为12个月,波动范围为6-29个月;扩张性政策的作用时滞平均为18个月,波动范围为4-22个月。由于货币政策作用的时滞长,波动范围大,弗里德曼进一步得出结论说,以经济周期为导向的货币政策不仅不会起到反周期的效果,反而有可能强化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由此进一步推论,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是稳定的,不会出现周期性波动,所以,周期性波动恰恰是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引起的!

　　其次,与绝对收入假说不同的是,消费的永久性收入假说否定了财政财政的极端重要性。这种否定是从三方面进行的:其一,按照永久性收入假说,投资乘数很小,因而投资波动不会导致大的经济波动,投资波动不足以解释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这样,旨在影响投资的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就大为减弱,货币政策也就必然取而代之,这一点留待后文再作详细分析。其二,按照绝对收入假说,平均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而下降,收入越低,平均消费倾向越高,因此,低实际国民收入不利于储蓄,因为它使储蓄与收入之比较低。相对收入假说则通过示范效应建立了低实际国民收入与低储蓄率之间的间接联系:由于高收入群体的示范效应,低收入群体会将其收入中的过高份额(乃至于收入的任何增量)用于现期消费。而按照永久性收入假说,储蓄率是独立于国民收入水平的,因为平均消费货币主要取决于利率、个人偏好和预期收入的变异性,只有永久性收入增加从而消费增加时,消费与测得收入之比才会增加,储蓄率才会降低。另一方面,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也不能影响储蓄率。因为按照永久性收入假说,来源于永久性收入状态差异的不平等对储蓄率没有任何影响,而来源于暂时性收入状态差异的不平等虽对储蓄率有一定影响,但却是由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造成的。这样,既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对储蓄率没有太大影响,且储蓄率又与国民收入水平无关,那么,旨在缓和或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财政政策(特别是税收和转移支付)就不会对储蓄率从而不会对平均消费倾向产生太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国民收入水平。由是观之,弗里德曼指出,一方面不能指望收入不平等的缓和从而不能指望相应的财政政策会提高平均消费倾向,进而减少在达到充分就业时长期停滞的危险;另一方面,也不能指望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从而不能指望相应的财政政策降低平均消费倾向,进而减少在达到充分就业时通货膨胀的危险。其三,按照永久性收入假说,消费只与永久性收入相联系。因此,如果现在削减了个人税收,同一个人要付清为减税而融资所发行的债券的本金和利息,其永久性收入就没有改变,从而没有理由认为其消费会增加。从总体上讲,如果每一个人都相信国债最终会得到偿付,那么,在未来某一时刻,政府就必须创造盈余来付清债务,这意味着将来它不得不增加税收。换句话说,在一定条件下,税收路径在时间过程中的变化如现在税收较低,未来税收较高,不会影响个人消费支出,从而也不会影响国民储蓄、投资或总需求。这就是著名的李嘉图等价假说。这一假说最早由大卫·李嘉图提出,罗伯特·巴罗(ＲｏｂｅｒｔＪ.Ｂａｒｒｏ)进一步推进了该假说并使之得以流行。③巴罗认为,即使税收的增加推迟到遥远的未来,李嘉图等价也仍然成立。他指出,今天的家庭会关心其子女(或其子女的子女!)在遥远的将来必须支付的税收。为保证其后代的经济福利,今天的家庭会充分增加储蓄以抵消现在税收的减少,即使税收预期要在很久之后才会增加。在跨代施爱的极端情形中,家庭对现在减税所作出的调整,就像是他们自己要在未来支付增加的税收一样。换言之,税收变化并不能影响其永久性收入,从而不能影响其消费支出和总需求。政府无论是征税还是借款,对总需求的净作用都为零。因此,按照永久性收入假说,财政政策是完全无效的。

　　最后,与绝对收入假说不同的是,消费的永久性收入假说通过对财富作用的强调增强了货币政策的重要性。财富变量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在永久性收入假说中,但是永久性收入的定义却是和财富联系在一起的,在弗里德曼看来,储蓄的目的是为了防备意外不利事件的发生;而在财富的两种基本形式中,非人力财富(财产)比人力财富(劳动收入)更具有变现性,因而更适合用以应付不测事件。因此,非人力财富带来的永久性收入越多,储蓄的必要性就越小,从而消费也越多。这意味着,当没有财富的作用时,利率变动只会影响投资的变化;而当考虑财富的作用时,利率变动不仅会影响投资,而且会通过财富的变动影响消费。比如说,利率下降时,不仅投资增加;而且消费者持有的政府债券价值增加,消费者的财富增加,从而消费也就增加。这样,由于存在财富效应,货币政策的效力得以增强:货币供给增加时,利率下降,从而不仅投资而且消费都增加,总需求也就比没有财富效应时增加得更多。庇古甚至从一个抽象的消费者行为模型推论出,由于庇古效应(一种财富效应)的存在,经济又会通过价格机制自动地恢复均衡,并以此攻击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另一方面,财富效应的存在又使财政政策的效力减弱了。这是因为,财政扩张引起利率水平上升,从而不仅使投资减少,而且使消费也减少,亦即财政政策的“效应”增强,总需求减少的幅度比没有财富效应时更大了。由此可见,财富效应不仅使货币政策效力增强,而且使财政政策效力减弱;两方面作用的结果,货币政策就更显得重要了。

　　基于这种原因,弗里德曼认为,“凯恩斯的错误在于忽略了财富在消费函数中所起的作用”。④实际上,在凯恩斯看来,货币供给的增加会降低利率,增加资产价值。投资将会增加,但为使消费增加,就需要“债券和其他资产价格”有所增长以对消费产生“意外收获的效应”。换言之,当资产价格下降时,不平衡会更有可能;而只有通过资本价值上涨带来的“意外收获效应”才会使消费增加,至于庇古效应即对消费的直接效应则是次要的。因此,凯恩斯贬低了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他讥嘲中央银行企图阻止资产价格最初的下降却又软弱无力;他怀疑资产价格一旦降到较低水平,中央银行是否有能力提高它们:因为一旦听任较低的资产价格和普遍失业的现象发展下去,企业家的预期就会变得十分悲观,资本边际效率极低,利率的任何变动都不足以抵消普遍的悲观心理。此时,萧条既不大可能自行校正,也不大可能顺从货币当局的校正,唯一的办法是“使水泵起动”的财政政策。⑤由此可见,当忽略了财富效应(庇古效应)时,得出的政策结论可能是完全相反的。

　　二、货币需求的永久性收入假说及其政策含义

　　虽然消费的永久性收入假说隐含了经济的内在稳定性,否定了财政政策的极端重要性,并通过强调财富效应而突出了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但是,这些似乎不足以得出“唯有货币最重要”的结论,也不足以论证货币政策法治战略论。于是,弗里德曼又一次祭起了“永久性收入假说”这一法宝,把它直接嫁接在货币需求函数之中。

　　首先,他用该假说解释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数量论“首先是一种货币需求理论。它不是一种产出理论、货币收入理论或价格水平理论。”⑥他把货币需求看作基本上由两方面因素所决定:(1)总财富,(2)各种不同形式财富的报酬。他认为,人们在自己的总财富中总是习惯地有一定的比例以货币形式保持,因而总财富是决定货币需求的重要因素。在这里,预算的制约因素虽然是总财富而不是收入。然而总财富包括了收入的一切源泉,其中包括人力财富,即个人的挣钱能力,因为很难估算出它的数值,所以又必须寻找一个可以包括在货币需求函数中的能为众人接受的财富衡量标准。为此,弗里德曼依据财富不过是收入的资本化价值的原则,用收入来代表总财富。不过他又拒绝把现期收入作为财富的代表,因为它在短期内会出现不规则波动。于是,他“很自然”地在货币分析中引入了永久性收入假说。他说:“对社会上最终的财富所有者的货币需求所作的分析,可以做到与对消费服务的需求所作的分析在形式上相一致。”⑦“收入可以作为财富的一种指数。但是应该认识到,由统计学家们计算出来的收入,可能是个有缺陷的财富指数,因为它是反复无常逐年波动的,而某种长期的概念,如与消费理论相联系而形成的永久性收入的概念,可能是更为有用的。”⑧这样,弗里德曼就把永久性收入作为财富的代表纳入到货币需求函数之中。他认为,货币持有人是根据他们较长期的收入即永久性收入而不是根据暂时性收入来决定其持有量的。换言之,货币需求主要取决于永久性收入。而永久性收入在短期内虽有波动但并不大;在长期中则是稳定增加的,从而货币需求也在稳定增加。因此,货币需求函数是一个稳定的函数,这样就可以说明货币供给函数,即货币供给量的变动,是决定名义收入的唯一重要因素。

　　当然,财富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相关的预算约束因素,而且还因为可以通过各种形式保持财富,从而对货币需求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决定因素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非人力财富占总财富的份额Ｗ,因为人力财富比非人力财富更难以变现,所以Ｗ越小,货币需求越大;另一类则是非人力财富如何在各种形式间分配,这显然取决于各种形式财富的预期报酬率。一般而言,其他形式财富的预期报酬率越高,则货币需求越小。无论如何,在决定真实货币需求的这些变量中,永久性收入是最主要的,因而真实货币需求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稳定性。在这个意义上,弗里德曼指出:“强调把收入作为财富的一种代表,而不是作为衡量货币‘运行’情况的一种尺度,这在理论上也许是最近的货币需求理论与早先的货币数量理论的根本区别所在。”⑨

　　其次,弗里德曼又利用该假说解释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这是弗氏新的货币数量论与旧的货币数量论的又一重要区别。事实上,无论是传统货币数量论,还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货币流通速度都在其货币需求理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甚至起着核心作用。萨缪尔森就曾指出:“在现代货币主义讨论中出现的一个要害问题是,Ｖ(指货币流通速度,引者)是不变的常数可以预测的还是与利息率变动有着稳定的关系。”⑩

　　1.传统货币数量论与货币流通速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最著名的传统货币数量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在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所提出的“交易方程式”,即ＭＶ=ＰＴ。这一方程式清楚地表述了货币量Ｍ,货币流通速度Ｖ,价格水平Ｐ和交易总量Ｔ之间的数量关系。费雪认为:交易总量(也可以是ＧＮＰ),通常按一个相当稳定的增长率增长,故可以假设它是不变的;而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包括个人习惯和信用制度的发达程度、收入的支付制度、人口密度和运输的发达程度等在一定时期内都是一种常态,其变化很慢,因而货币流通速度是相当稳定的,或者说,同样可以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也是不变的。这样,物价水平就由货币量决定并与之成正比变动,即Ｐ=ＭＶ/Ｔ。

　　与费雪“飞着”的货币即总是处于流通之中的货币相对应,同时代的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和庇古则从人们经常要在手头持有多少货币这一角度考虑货币需求,因而他们所说的货币又被形象地称作“坐着”的货币。他们的思想由庇古在1917年发表的《货币的价值》一文中表述为“剑桥方程式”,即Ｍｄ=ｋＰｙ。这一方程式表明,名义的货币需求Ｍｄ是个人的名义收入Ｐｙ的一个不变的比率ｋ。式中的ｋ又称为马歇尔比率,是指货币量与国民收入的比率,也就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倒数。剑桥方程式假定,经济在长期中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从而国民收入是不变的;马歇尔比率ｋ或货币流通速度则是一个常数,这样,价格水平无疑取决于货币量并与之成正比变动,即Ｐ=Ｍｄ/(ｋｙ)。　　因此,由交易方程式或者由剑桥方程式得出的政策结论就是:任何不能影响货币量的政策都不会影响价格水平或产量水平。显而易见,这一结论的关键假设正在于货币流通速度不变。换句话说,如果货币流通速度不变,那么财政政策就会因为不能影响货币量而失效,而只有能影响货币量的货币政策,才能有效地控制价格水平和产量水平。

　　2.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也是在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产生的。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需求(Ｌ)取决于利率(ｉ)与实际国民收入(Ｙ),即Ｌ=Ｌ(ｉ,Ｙ)。当实际货币供应量Ｍ/Ｐ与货币需求Ｌ相等时,上式就可以记为:Ｍ/Ｐ=Ｌ(ｉ,Ｙ)或Ｍ=Ｐ(ｉ,ｙ)。由于ＭＶ=ＰＹ,所以货币流通速度是实际国民收入Ｙ与实际货币消费需求Ｌ(ｉ,Ｙ)的比率,是实际国民收入Ｙ与利率ｉ的函数,由于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1,所以货币流通速度随实际收入的增加而加快;而当利率上升持有货币的成本增加之后,货币持有者就会使他们的货币加快周转,从而减少实际货币需求,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又由于实际收入和利率水平都是变动的,而货币流通速度又随实际收入或利率的变动而有规律地变动,所以货币流通速度也就是变动的。这样,凯恩斯主义就通过深入分析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而否认了传统货币数量论关于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假设(事实上,美国自从1973年以来,货币流通速度不仅普遍加快了,而且在短期内其波动也相当大。)

　　基于上述思想,凯恩斯主义进一步认为,货币政策影响实际货币量,财政政策影响货币流通速度,因而实际国民收入水平在短期内就会受到影响,其中货币政策通过对利率的影响实现对国民收入的影响;财政政策则首先影响收入和利率,收入和利率又影响货币流通速度,而货币流通速度又会影响国民收入水平。这样就有力地驳斥了传统货币数量论认为财政政策无用的观点,而其关键所在,显然也是货币流通速度,换句话说,如果货币流通速度是变动的,那么财政政策甚至比货币政策更有用。

　　3.传统货币数量论把货币流通速度视为一个由制度上决定的常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货币流通速度随实际收入或利率的波动而波动;而弗里德曼对传统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亦即其现代货币数量论则认为,货币流通速度虽然不是一个不变的常数,但却是有限数目的可测变量如利率、预期通货膨胀率等等的一个稳定函数。实际上,如果把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中除ｙ以外的其他变量用ｋ来代表,则可得:Ｍ=ｋｐｙ或ＭＶ=ＰＹ(Ｖ=1/ｋ),这就很象传统货币数量论的交易方程式或剑桥方程式了。而如果用ｉ代表各种形式财富的报酬率,则弗里德曼与凯恩斯之间唯一真正的区别就是弗氏对财富所作的说明更为明确:凯恩斯看重的是货币作为其他金融资产替代物的替代效应,而弗里德曼强调的则是收入或财富效应。与此相一致地,弗里德曼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周期性波动表示异议,他依据永久性收入假说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在他看来,永久性收入虽然有波动但并不大,因为永久性收入是现期收入的平均计量:在扩张阶段,其增加低于现期收入的增加;而在衰退阶段,其减少又低于现期收入的减少。因此,如果货币流通速度是按照永久性收入与货币供给的比率计算而不是象通常一样按现期收入与货币供给的比率计算,则在扩张阶段,货币流通速度可能下降,亦即货币需求可能上升;而在衰退阶段则相反。他指出,从长期来看,当收入波动最终趋于平衡时,现期收入可以很好地代表永久性收入,故可据以对货币需求作出可靠的估计;而从短期来看,现期收入波动大大高于永久性收入的波动,故根据现期收入作出的货币实际需求预测就是错误的,这意味着,在根据永久性收入解释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以后,剩下来可以用利率变动加以解释的变动就非常少。因此,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需求一样是相对稳定的。

　　概而言之,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的永久性收入假说的要点是:货币需求受收入或财富效应的支配,这里的收入指的是永久性收入而不是现期收入。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之间的任何差异只有通过永久性收入的变化而不是利率的改变才能加以调和。由于永久性收入波动比现期收入小,货币供给的变化又必然导致现期收入更大的变化才能在货币市场上重建均衡。这意味着,货币数量的变化对货币收入有着很大的、几乎是立竿见影的影响,亦即短期货币乘数相当大,因而货币供给是关键性的政策变量。同时,由于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货币收入即名义收入的变动就主要是由货币供给的变动造成的。因此,要稳定经济,就必须稳定货币供给;而在弗里德曼看来,要稳定货币供给,最有希望的办法是通过立法制定一种规章制度来命令货币当局实现货币存量的某种特定的增长率(按照他所提出的“简单规则”,货币存量应年复一年地按一个固定不变的比率增加)。就这样,弗里德曼利用永久性收入假说论证了货币需求和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从而得出了传统货币数量论相似的政策结论:财政政策作用非常小,“唯有货币最重要”;货币政策应执行法治战略。

　　注释:

　　①、⑥、⑦　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Ｃ]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61、362、363页.

　　②　奥特玛尔·伊辛格货币政策[Ｍ].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174页.

　　③　Ｂａｒｒｏ,Ｒ.Ｊ.1974,Ａｒ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ｂｏｎｄｓｎｅｔｗｅａｌｔｈ?[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82(6),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ＰＰ.1095-1117.

　　④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Ｍ.1957.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ＮＢ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ｒｉｅｓ.Ｖｏｌ.63,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⑤　布赖恩·摩根货币学派与凯恩斯学派———它们对货币理论的贡献[Ｍ]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8页.

　　⑧、⑨　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Ｊ·施瓦茨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Ｍ].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8页.

　　⑩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 中国发展出版社[Ｍ],1992年版,第5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