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两大分支，曾在学界有较大的争论，目前基本的共识是，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的，国际政治理论具有时代性，人类过去的历史更符合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解释，而当下则更符合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解释，存亡已不再是国家最主要的困扰。但李江春博士在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1期上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悲剧》一文中认为，基于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占据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没人能够保证人类社会不会重回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且在现实主义者看来，无论何时国家的存亡及生存的好坏都必须予以关注，而处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天然面临困局，因而有必要把防御性现实主义至于进攻性现实主义背景下进行研究，这将丰富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

    如果有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处于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那么其悲惨的命运是显而易见的。李江春博士的贡献在于，从把这种直观感知学术证据化，回答了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会面临哪些生存压力（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进攻的诱因，容易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战争演练场，面临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敌人众多，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合作无法实现，实力无法提高）以及这些生存压力对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造成哪些影响（灭亡、依附等）这两个问题。同时区别于存、亡这样质的概念，提出了生存质量这样对国家生存状况量化的指标。文中主要用宋朝和波兰作为案例支撑。

    如果需要批评，那么在这篇研究中，生存质量这一指标更像一个为了提出而提出的概念，没有实质性的运用，以至于让读者认为可有可无，无法体现这一创新的价值所在。同时该文的逻辑有一个可以明显质疑之处：从作者提供的案例来看，宋朝和波兰都有表现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时期，即使在作者所认为的奉行防御性现实主义时期，宋朝只要有可能，便与西夏联合攻击辽国、与金联合攻击辽国，与蒙古联合攻击金国，同样表现出进攻性现实主义倾向，以至于让人怀疑，这些“悲惨”的国家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奉行防御性现实主义，是否是因为其进攻性现实主义失败后的无奈之举。若是如此，则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悲剧，其实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自身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