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汉魏故城遗址博物馆

    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博物馆位于洛阳白马寺镇，2025年6月正式开放，是我国现存地上、地下遗存保存最为完整的大遗址之一。以汉魏时期历史文化为核心，占地面积约219亩，展厅面积约8200平方米，荟萃1300余件（套）珍贵文物，全方位展现汉魏洛阳故城作为这一时期世界最大都市、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文明盛况。

    遗址博物馆的主体建筑取自汉魏传统高台建筑规制，高台之上宫墙环绕中心大殿，整体鸟瞰就像一座微缩的汉魏都城。从南至北，沿中轴线依次排列博物馆正门、汉阙广场、候车廊、拱桥、博物馆展厅等核心建筑，体现了“建中立极”的空间秩序。在展览设计中，突破传统博物馆以时间为轴的叙事方式，以“总—分—总”的形式设置了“中”“合”“同”三大主题展厅，从都城制度、民族融合、世界影响等多个角度，全方位展示汉魏时期的历史文化面貌。

    第一展厅“天下河洛，大都惟中”通过择中立国、皇建有极和甲子华章三个单元，展现汉魏洛阳城历经数百年营建，上承三代、下启隋唐的都城建设；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翦商，建立西周王朝。西周都城在丰镐（西安），但为了更好管理东方广大的土地，武王营周居于洛邑。成王秉承武王遗志，在洛阳盆地完成都邑的营建，迁徙殷遗民并驻屯称作“八师”的军队，实为西周之东都。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史称东周，定都王城（洛阳王城公园一带）。公元前249年秦再次扩建、西汉初都洛阳，东汉光武定都洛阳，完成了洛阳城的兴建。

    第二展厅“汉魏经典，魂脉融合”讲述东汉、曹魏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与汉族在多方面的交流影响，这一时期开启我国古代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开始形成；

    自西周到北魏，汉魏洛阳城经历了1600年历史，见证了成康之治、光武中兴、曹丕代汉、孝文帝改革等众多历史事件，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融合包容等重大史事，为隋唐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展厅“千秋创举，世界大同”则以考古成果和文献佐证，呈现汉魏洛阳故城的国际影响力及其对世界文明发展的杰出贡献。

    昭君出塞镜

    该镜制作于东汉中期（公元25-220年），正值丝绸之路文化交流频繁时期。现存唯一带有完整昭君出塞叙事场景的东汉铜镜，铭文中两次出现了"中国"二字，为中国古代政治实体称谓的早期物证，具有重要历史语言学价值。直径21.5厘米、缘厚1.2厘米、重1434克，其镜背中心为扁球形钮，钮座为十三枚乳钉环绕，间以铭文十二字，为制作者名称及吉语：“仲作，宜侯王，复(服)此竟(镜)者大富昌。”铜镜内区中部有四枚乳钉，将图像分割为四组扇形区域，每一区域均布置人物车马画像，并具榜题，铭文分别为：“王诸君/大皇後/胡王车/胡主簿”。外区有长铭，形式为七言诗，共七十字，铭文为“孟春正月更元年，胡王陛见赐贵人。后宫列女王昭君，隐匿不见坐家贫。待诏未见有(又)失神，长迫受诏应众先。倍(背)去中国事胡人，汉召单于匈奴臣。名王归义四夷民，兵革不用中国安”，详细地记录着昭君出塞的故事。

   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又称太学石经、一字石经，是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至光和六年（183年）刊刻的官方儒家经本。蔡邕等人校勘《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七经后书丹刻石，共46块碑石，单碑高逾3米、宽1米，隶书书写，初立于洛阳太学讲堂前。石经落成时引发"车乘日千余辆"的观摩盛况，成为汉代儒学经典标准化范本。

   西晋辟雍碑

   刊刻于西晋咸宁四年（278年）十月的一方碑刻，全称“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大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又称“皇帝三临辟雍碑”等，无撰书人姓名，碑名纂书，正文隶书。原碑位于河南洛阳洛龙区佃庄镇东大郊村。《辟雍碑》高322厘米，宽110厘米，厚30厘米，围绕碑首正、侧面雕有龙纹图案，碑座刻有孔子及其弟子等八个人像，额题“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大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23字。碑阳30行，每行55字，记述晋武帝司马炎设立学官、兴办太学、亲临辟雍视察讲演以及皇太子司马衷再次莅临之事，并追述了西晋国的历史，称颂司马炎的才略。碑阴刻有学官（如太常散骑）、教职员（如博士、助教、主事、司成）、学生（分礼生、弟子、门人、散生、寄学）400余人的郡籍、姓名。书法上，其笔势遒劲有力，结构严谨，造型庄重，收放自如。

   神人抱鱼铜带钩，

   出土于曹休墓，带钩长12.4厘米，宽2.5厘米，曲棒形，鎏金。钩首为一兽首，钩体上浮雕一鸟首人身的怪兽，双手抱鱼，用喙嘴衔住鱼的吻部，背部一对翅膀向上伸展。墓中最为重要的遗物是一方铜印，边长2.4厘米，篆书"曹休"二字，成为墓主人身份最直接的证据。

    陶百花灯

    整座灯为分体制作，便于拆卸和组装。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灯盏、灯柱和曲枝，共有四层十三个灯盏，分别插在灯柱和灯盘上，最上层为禽鸟形灯盏，其下三层各有四个禽鸟形灯盏，下方两层灯盏间有神人驭龙曲枝形装饰，整体长短有致、错落有别；下部为覆盆状灯座，间以山峦造型，其上饰有奏乐神人俑，并有形态各异的鹿、羊、狗灯动物俑。据汉代志怪小说集《海内十洲记》载，昆仑山“方广万里，形如覆盆”，百花灯的灯座造型可能象征昆仑仙山，上部灯柱为昆仑天柱，整体造型复杂优美，神人瑞兽毕集，形成一派祥和之气。这盏陶百花灯是中国古代灯具艺术的杰出代表，也是制陶技艺的精湛体现。

    西晋瑞兽“天禄”（招财猫）陶熨斗

   西晋陶熨斗。由熨斗和熨人（支架）两部分组成。熨斗为宽沿、平底，柄部残缺；熨人高36厘米，底部为覆碗形足，中部为竹节状柱，上方有孔可插熨斗，柱顶蹲坐一虎形小兽，应为瑞兽天禄形象，不少人戏称为“招财猫”。

   彩绘车马出行纹陶盖壶

   西汉，此壶有半圆形盖，平口，直沿，束颈，鼓腹，上饰对称铺首，假圈足，器盖中央以红绿彩饰一飞鸟，鸟尾作变形云纹环绕器盖边缘。器身通体用红、黄、紫、绿、褐等色绘制几何图案及人物车马图，共9组，图案色彩艳丽，布局随器物的造型宽窄有度，人物车马图形象生动、传神。

   大吉瓦当

   出土于太学，保存较好，其上刻有“大吉”二字。早期的瓦当素面无文，后来逐渐加上了动物纹、蟠纹、葵纹等纹饰。秦汉时期，瓦当上开始出现文字，表达民众美好意愿。

    牛首鸟身纹样画像石

    汉，石质，浅浮雕。正面中央雕刻一头牛立鸟展翅画像，线条流畅，构图巧妙。牛头的牛角向上，眼耳部分刻画清晰，鸟身双翅呈张开状，双翅和身体部分均雕刻线条，表现出丰满的羽毛，左下雕刻一小型飞鸟，呈飞翔状，左右饰有不规则祥云图案，反映出农耕社会人们对于神兽瑞兽的奇思妙想。

    永宁寺遗址

    北魏后期都城洛阳的重要佛寺故址。位于汉魏洛阳城遗址内﹐坐落于北魏宫城的西南侧﹐是一座以佛塔为中心的佛寺﹐专供皇帝﹑太后礼佛的场所。寺建于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为灵太后胡氏所建﹐永熙三年(534年)被大火焚毁。 永宁寺遗址中央﹐迄今尚存塔基遗迹﹐为高大的土台﹐当地俗称木宁寺或木塔寺。塔基出土了大量佛教泥塑残像﹐还有石雕﹑瓦﹑瓦当等建筑材料。佛教泥塑残像有大小两种﹐大像较少﹐有佛和菩萨造像。小像出土约300余件﹐多为贴置墙壁上的“影塑”﹐包括飞天﹑菩萨﹑比丘以及世俗供养人像﹐有高冠大履、褒衣博带的上层人物及其侍从﹑文吏和武士等。这批泥塑造型精致﹐形态生动﹐超出同时期石窟中泥塑的艺术水平﹐是北朝雕塑艺术的精品。建筑材料中﹐有饰狮子纹的贴砖，瓦当多为宝装莲花纹﹑变体莲纹和莲花化生等图案﹐其题材均与佛教艺术有关。

   北魏·拜占庭金币

   东罗马金币，直径2.1厘米，厚0.16厘米，重2.8克，出土于洛阳市涧西区衡山北路一处北魏时期“甲”字形墓葬，推测墓主人为北魏节闵帝元恭。这枚金币，正面为拜占庭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像，背面为维多利亚女神站像，是我国为数不多通过专业考古发掘出土的东罗马拜占庭金币，见证了丝绸之路的文明交流。

   大汉雄风——盛世辉煌的汉文明

   北齐华严经造像碑

　石灰岩质，高253厘米、宽107厘米、厚26厘米，由整块石灰岩雕琢而成。顶部呈圆拱形，雕刻着6条相互缠绕的蟠螭。螭首下垂，双目圆睁，獠牙外露，面目狰狞，造型生动有力，作口衔碑身顶部两角之势。碑的正面额部设有一个佛龛，龛内雕刻着一组五尊像：中间是主尊坐佛，两侧各有弟子和菩萨站立侍奉。主龛还雕有8个小龛，里面各有1尊菩萨像，龛外刻有菩萨名号及对应供养人题名，整体布局井然有序。

　碑身部分刻有《大方广佛华严经初发心功德品》经文，共35行，每行约48字。隶书书写的，从右向左排列展现了北齐时期的书法艺术水平。石碑的背面同样雕刻精美，顶部有一个帷幕形的佛龛，内有3尊造像：中间是坐佛，两边各立1尊菩萨。龛座刻有香炉和狮子，龛外两侧各有1个金刚力士像，上身裸露，下着长裙，踏于仰莲之上。碑身上部还排列着24个长方形小龛，每排8个，分3排，每个龛内都立着1尊菩萨像，各具特色，形象生动。

   彩绘雁形铜灯

   西汉时期照明用具，造型美观大方。由雁首、雁身、灯盘、灯罩四部分组成，通过可拆卸结构实现清洗维护。其核心创新在于环保功能设计：灯具点燃后的油烟经雁颈内部管道导入腹部清水层溶解，有效减少空气污染。灯罩为两片弧形板，上部插入灯盘内的直壁圈沿中，可左右转动开合，既能档风，又能调节灯光。

   高浮雕鹿头彩绘人物空心砖

   西汉，此空心砖反映祥瑞升仙思想的吉禽瑞兽画像砖。中央高浮雕鹿头雕刻精美，栩栩如生，鹿头上方为一玉璧形图案，两侧站立人物俑，着红色衣袍，微微作揖，整体画像上方和左右边缘均有阳线刻菱形纹饰。根据研究，鹿头主要意义是引魂升天，将之放于墓砖上，起到驱除障碍、辅助升天的作用，两侧人物俑则充当镇守天门的门吏或导引升天的扈从、仪卫。该空心砖通过传神的图像，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这一时期人们对于死后去往理想仙界的美好向往。

   北朝围屏石棺床

   出土于孟津朱仓北朝墓地，石刻子母阙围屏石棺床。石棺床四周立有4块屏风，每块屏风上雕刻3幅浮雕，共12幅，局部仍可见涂朱与贴金痕迹。除其中一幅图案疑似男性墓主人形象外，其余内容为“郭巨埋儿”“秋胡戏妻”“临深履薄”等孝子、列女、高士君子题材故事，以及墓主出行宴饮场景。下部棺床外侧另有11幅图案，以畏兽等神怪异兽为主题；床腿两侧雕饰狮子，中间为兽面纹样。该墓内未见木棺痕迹，仅采集有少量的人骨痕迹。子母阙内侧出土有一对武士俑。石棺床并非汉民族传统葬具，其起源与鲜卑民族密切相关。石屏风图案既包含反映中原汉文化传统的孝子、高士故事，又融合了带有草原艺术风格的元素，生动展现了北朝时期多元文化交融的社会特征。

   西晋荀岳墓志

   荀岳墓志全称“晋故中书侍郎荀岳墓志”，亦称“荀岳暨妻刘简训墓志”，1917年出土于偃师。 志石纵长57厘米，横宽101厘米，厚9厘米，圭首形制，青石质地，无志盖，无纹饰，四面阴刻文字，阳17行，阴18行，满行21字，隶书。 虽系晋隶，颇含汉风。 墓志题首为“晋故中书侍郎颍川颍阴荀君之墓”。墓志详述荀岳世系、生平和家族情况，并附有晋惠帝诏书。其中“陪附晋文帝陵道之右”的记载，为考察西晋皇陵的方位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志文虽为隶书所写，但其中却带有楷书的意味，是一幅难得的晋代书法石刻作品。

   北魏石雕坐佛

   石灰岩质，典型的北魏瘦骨清像风格。磨光高肉髻，面相清秀，双眉高挑，鼻梁高挺，嘴角微翘，略含笑意。跏趺坐于方形佛座之上，外着褒衣博带式佛衣，呈上衣搭肘式披覆，中衣结带，佛衣下缘垂于座前。

   永宁寺大佛头

   方圆脸型，不同于其他出土的略显长形的长圆脸型，更接近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菩萨形象，口形、耳廓线条细腻流畅，颇具女性化趋向。

   西汉金缕玉衣

   出土于江苏省徐州市狮子山楚王墓，为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该玉衣由958克金丝编缀1460片新疆和田玉玉片制成，包含头罩、前胸、后背、左右袖筒、左右裤管、左右手套、左右靴等十余个部件。

   西汉四神纹玉雕铺首。

   出土于陕西省兴平市汉武帝茂陵东，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汉代玉器中最大、最重、最精美的一件。这件铺首由一整块蓝田玉雕琢而成，整体以环钮为鼻梁，上连粗眉和双眼，形成兽面，下缘有8颗牙齿。铺首两侧雕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案。这件铺首将兽面与四神形象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运用浅浮雕、高浮雕、线刻、钻孔等技法，对器物进行多层次雕琢，反映了汉代制玉技术的高超。

   鎏金铜牛铜马

   西晋，出土于洛阳白马寺镇庄河堤晋墓。鎏金铜牛高5厘米，长7.2厘米，宽3.5厘米；金马呈站立姿态，昂首挺胸，四肢笔直站立，尾巴高高翘起。

   汉并天下瓦当

   汉并天下瓦当是西汉初期宫殿建筑构件，出土于陕西汉长安城遗址。瓦当直径17.5厘米，采用泥质灰陶制成，圆形制式配宽边轮，中央半球状凸起外围饰有"漢併天下"四字篆书铭文，系为纪念刘邦击败项羽、建立汉朝而制 .其篆书字体庄重浑厚，兼具建筑实用性与政治象征意义，印证了汉代"汉承秦制，统一全国"的政权合法性建构需求。

   鎏金漆耳杯及底座

   西汉时期文物，出土于陕西兴平茂陵一号陪葬墓1号。器物由耳杯与铜座组成，耳杯呈椭圆形，圆形底，附双耳，铜座为盘足柿蒂状支架，通体施鎏金工艺并残留漆木痕迹。耳杯尺寸为长14.3厘米、宽2.2厘米，铜座高11厘米、底径12厘米，座柄呈圆柱形，底座为圈足状，柿蒂纹叶尖上翘呈桃形。该器物以鎏金、鎏银工艺与漆艺结合，工艺精湛，纹饰华美，体现了西汉时期金属加工与漆器工艺的融合水平，为研究汉代工艺美术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阳信家染器

   出土于陕西兴平茂陵一号陪葬墓。染，指的是汉代豆豉酱。染器即是带炉的铜杯，杯中盛放豉料（汁），炉中加炭火对杯中豉料持续加温，再用煮熟的肉蘸食杯中的豉料以调味食用。与这件文物共同出土的其它文物带有”阳信家“的铭文，证明这件染器的主人是阳信公主，即汉武帝的姐姐。

   秦都古陶博物馆

   丝路文明所展示的琉璃水瓶、健陀罗化妆盘、琉璃香水瓶、希腊、贵霜等时期的钱币、金币，健陀罗地区的佛传故事造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