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博物馆

“三千年文明看山西，五千年文明看临汾”，临汾，素有“华夏第一都”之誉，在中华文明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临汾博物馆位于滨河西路汾河生态文化景区的九州公园内，整体造型为日月相抱，寓意“日月同辉”，整体设计理念来源于襄汾陶寺文化遗址的古观象台。博物馆总面积32429平方米，建筑高度23.65米，分地下一层，地上三层。                                                           

临汾博物馆馆藏文物14万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94件套，二级文物488件套，三级文物2037件套,尤以铜器、陶器、瓷器、铁器、砖雕、水陆画、平水版等最具特色。博物馆有基本陈设和临时展览，基本陈设主题为“表里山河”，以历史脉络为主线，分为“远古足迹”、“最早中国”、“晋霸春秋”、“千秋平阳”四部分。

远古足迹

远古足迹展示了临汾独特的自然地理风貌，重点突出“丁村文化”、“柿子滩文化”，延续至“枣园文化”为代表的临汾新石器时代文化。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灶神原型沟堡人面像以及旧石器中期石沟遗址地震裂缝遗迹都是远古足迹的历史见证。

最早中国

“最早中国”体现了本初中国、尧都平阳的历史证据。距今4500年左右，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及东方、东南方古文明的交汇撞击之下，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陶寺坐落于现在山西省南部的临汾平原，东临汾河，背靠崇山。历史上尧都定于此地。

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兴衰曲折的生命历程。从距今4300或4400-4100年间，早期都城逐步兴建成形。距今4100-4000年间，陶寺中期的都城急速扩张，功能区划完善，城市发展达到顶峰。距今4000-3900年间，陶寺在晚期大部分时间内为普通的大杂居居民区，失去了都城地位和城市功能，仅在大约距今3900年前稍早阶段，有过县花一现式的复辟。                                          

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陶寺出土彩绘龙盘、中国礼乐文明的代表乐器——鼍鼓都是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见证。彩绘龙盘，是一种礼器，出土于襄汾县陶寺村，是目前为止在中原地区所见蟠龙图像的最早标本。陶寺观象祭祀台遗址，也是世界最早的观象台，集观象、授时和祭祀为一体。而最早“中国“本义也来自于这里，陶寺遗址完美的诠释了本初中国的概念“地中之都，中土之国。”由于“王者居中”的意识形态，决定了王都应建于地中，这才有了《五帝本纪》《集解》刘熙的说法“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殷墟甲骨文“中”就是圭尺的摩写。

（中华第一龙）





  晋霸春秋

展示晋与三晋波澜壮阔的文化风貌。晋国的疆域东跨太行，东南出南阳，北进晋中、晋北，西逼关中，与秦、中山、齐、鲁、卫、周、郑等周邻各国接壤，扩张到河北、河南、陕西、山东等地区。十一位晋公历时150 余年成为春秋五霸之最。翼城、曲袄、侯马、襄汾是晋国的核心，晋国都城无论故“绛”还是新“绛”，都成为诸侯听从晋公号令的地方。韩、赵、魏三家分晋后，变法图强，纷纷称“王”，进入战国七雄，继续维护着周王朝的“共主”地位。天下法家出三晋，秦国以法家学说为指导思想，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帝国，三晋继续影响中国两千年。                                                             

千秋平阳

沿秦汉至清代文明进程的线索，展示平阳冶铁的滥觞、兴盛、发展的辉煌，演绎平阳戏曲之乡的历史传承，彰显平阳金元木板雕刻中心的重要地位和明清平阳木板年画的特色文化，全面展示佛教在平阳地区的传承和兴盛。临汾市庞杜墓地出土的铜方簋、隰县瓦窑坡出土的铜鉴和铜莲瓣壶、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的铜鸟盉和凤鸟纹铜尊、发现于洪洞广胜寺的《赵城金藏》和历史上曾出土三次的唐代铁牛等都是这一时期历史的珍贵见证。   

唐代铁牛，长44厘米，宽30厘米，高31厘米，重75公斤。这件铁牛在历史上共出土三次，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晋州刺史徐怀玉帅军修补城墙时发现，“高可尺余，长广相称”，众人皆认为祥物，遂刻石载之，同铁牛共放于石匣，埋于旧处。明洪武六年（1373年），平阳指挥使胡渊清理旧城基础发现石匣，搞清其来历后，视为奇物，命人撰文刻碑，一同埋于此处。1977年，铁牛同石匣、石碑再次出土，并得以完好保存，成为临汾城千年沧桑的历史见证。

临时展厅

晋祠，展出晋祠建筑、彩塑、楹联匾额、碑刻拓片以及馆藏书画、拓本、古籍等不同类型近200件展品，共分为“古建瑰宝”、“园林杰作”、“人文渊薮”三个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