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佛音（197）----响堂山石窟

　 

响堂山石窟座落在邯郸市峰峰矿区的鼓山上。鼓山，是太行山东麓的一条支脉，为南北走向，延伸向北入武安县境内，向南与滏山相连。据史料记载，“有石二，状如鼓形，南北相当。语云南鼓、北鼓，相去十五。”故得名。响堂山石窟有南北两窟，分别开凿在滏山和鼓山的西麓，相距约15公里。滏山与鼓山石质坚硬，宜于雕造。《水经注﹒浊漳水篇》记云：“滏水发源出石鼓山南岩下，泉流奋勇，滚滚如汤，其水冬温夏冷，崖上有魏世所立铭，水上有祠，能兴风雨，又东流注于漳........”早在曹魏之时，这里便开始有石刻题铭活动。         

 

响堂山石窟最初开凿于北齐年间（公元500—577年）。北齐有两个政治中心，国都邺（邯郸临漳）和别都晋阳（山西太原）。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大丞相高欢因“洛阳无险可据”来到邺城，公元547年高欢病逝后，其子高洋废黜东魏，开创了高齐王朝，史称北齐。当时，随同高欢一起前来邺城的还有慧光、菩提流支等高僧，使本来就有佛教土壤的邺城，很快建立起更加浓厚的佛教氛围。当时，邺城是北方的佛教中心邺城，有寺院四千多所，僧尼8万多人，国家财产的三分之一供养僧尼。而鼓山，地扼太行山东西交通要隘，山清水秀，风景美丽，石质优良，将佛教奉为国教的北齐皇帝高洋便选择此处凿窟建寺，营造官苑，作为他来往于两都之间避暑、游玩和礼佛之地，此外，这一处皇家开凿的佛窟北窟也作为陵墓之用。《资治通鉴》中记载：“甲申，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顶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杀其群匠。及齐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发石取金而逃。”据考证，在北响堂大佛洞中心柱的顶端有一洞穴即为高欢的真身埋葬地，而“漳水之西”的义平陵则是高氏的衣冠冢。因此，北窟中洞对应的是高欢的长子高澄，南洞则对应的是高欢的次子北齐文宣帝高洋。

南窟也开凿在同一时期，据《滏山石窟之碑》记载，“翼帝出京，憩驾于此……遂发大心，广舍珍爱之财，开此滏山石窟”。南响堂石窟寺系北齐天统元年(公元565年)由灵化寺比丘慧义兴凿，北齐大丞相、淮阴王高阿那肱资助修竣。此外附近还有一小响堂石窟，位于鼓山的东侧。

北响堂石窟

北响堂石窟景区由常乐寺、宋塔、仙人洞和石窟群组成。

常乐寺，位于鼓山脚下。始建于北齐，初名石窟寺，北齐天统年间（565-569）改为智力寺，宋代嘉佑年间（1056-1063）改名为常乐寺，旧有“河朔第一古刹”之称，上世纪40年代被毁。以前的常乐寺规模很大，占地几百亩，曾有天王殿、三世佛殿、大雄宝殿、地藏王殿、配殿、钟楼、戏台等建筑。现仅有自来佛殿、天王殿、宋塔和遗址。寺内现存金正隆四年石碑《重修三世佛殿记》记载“……文宣常自邺都诣晋阳，往来山下，故起离宫，以备巡幸，于此山腹，见数百圣僧行道，遂开三石室，刻诸尊像，因建寺，初名石窟，后至天统间改智力，宋嘉祐复更为常乐寺……”，说明石窟与寺庙为同期建造。                                                




                       

大殿遗址上留有巨大的石雕三世佛像群雕和大型石塔，包括侍从像和背面象驮菩萨一尊，狮驮菩萨两尊，寺内有碑碣27块，宋碑和金碑各一块，其余为明清。两块宋代石经幢，西侧为建隆三年（962年），东侧为乾德三年（965年），浮雕有佛传故事。

常乐寺一侧矗立着高耸的砖塔，隋仁寿年间始建，宋皇祐六年重修。为八角九级楼阁式砖塔，第九级及塔刹已损。塔高约36米，各层出单檐，一、三、五、七层檐下为斗拱，二、四、六层塔檐以莲瓣承托，第九层残存少量塔檐，为斗拱上加莲瓣，第八层塔檐已完全损毁。塔身青砖砌成，分层朝不同方向设有塔门，并有砖雕假门假窗点缀其间。塔身不同方向，还雕刻有四个九级塔的造型。第七层有宋皇六年（1054）的分层修塔石刻，修第五层塔檐记，表明砖塔的宋塔身份。

从常乐寺拾阶而上，要经过仙人洞，洞深90余米，内供奉观音菩萨、送子娘娘和道教诸神等。

北响堂石窟，原名鼓山石窟，亦名磁州石窟寺，开凿在鼓山之腰，现存洞窟22座，其中有价值的9座，按其石窟的自然分布分为南区、中区、北区和九条洞区四个区域，三个区域均以一个北齐大窟为主，即南区刻经洞，中区释迦洞，北区大佛洞。自南向北依次为双佛洞、刻经洞（又名南堂）、大业洞、释迦洞（中洞）、明唐洞、宋洞、大佛洞（北洞）、明洞、隋佛龙洞等，洞窟的主体布局完成于北齐，之后隋、唐、宋、明、清及至民国均有续凿。

第四窟 中洞

也称释迦洞，为中心方柱式塔庙窟。窟平面方形、平顶，中心为方柱，方柱左、右、后壁上部与洞窟后的山体相连，下部形成低矮甬道，供礼佛时通行，窟内四壁凿佛龛，方柱正中为大龛，龛内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窟深7.1米，宽7.8米。窟外立面为四柱三开间，窟门两侧束莲柱下为两身巨大的狮子，前壁正中为窟门，门上有明窗一，窟门雕刻变体龙纹、火焰纹、缠枝纹等装饰纹样，窟门上部明窗两旁雕刻飞天。窟外顶部为规模庞大的“覆钵式塔形窟”，为响堂山的典型造窟样式。

这种造像形式直接继承了云冈石窟中心塔柱窟的形式，只是将云冈繁复、琐碎的“三层或五层每层三面每面各凿一佛龛的楼阁屋檐形中心塔柱”的形式改为“三面（或一面）每面开一佛龛”的简捷中心方柱的形式，从而体现出了北朝石窟中心柱窟由繁到简的发展趋势。

第五窟

也称三教洞，开凿于明。为一小型龛窟，后壁低矮，其座上雕三尊坐像，正中为释迦佛，左右两侧为老子和孔子像。这是响堂山唯一三教合一的洞窟，宽1米，进深1.5米。

第七窟

也称关帝洞，开凿于明。窟平面呈正方形，后壁开龛，龛内雕关帝坐像，左右壁及上侧雕千佛，右壁有“嘉庆三年（1524）造三十五佛、观音菩萨铭”，进深约2米，宽2.8米，窟顶雕有精美的莲花。

第十一窟

也称隋佛龙，开凿于唐，宋有补刻。窟室平面呈纵长方形，后壁开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身像，为唐代开凿。左右壁为宋代雕刻，前部券顶为清代建筑，洞深5米，宽3米。

第九窟

大佛洞，也称北洞，北堂。开凿于东魏，完成于北齐。

大佛洞是响堂山石窟中规模最大，雕刻最精的洞窟，为中心方柱式塔庙窟，高11.6米，进深12米，面宽13米，窟分前后室，前室为仿木构的窟檐，窟檐上部有摩尼宝珠和覆钵丘，形成独具特色的响堂“覆钵式塔形窟”，后室（主室）平面呈方形，平顶；中心方柱三面开大型帷幕帐形龛，后壁上部与山体相连，下部形成低矮甬道，供礼佛时通行；正面主尊释迦牟尼坐像高3.5米，端坐在长方形覆莲须弥座上，佛像背光用镂雕手法雕出火焰纹、忍冬草纹和花卉纹，又以浮雕手法雕出七条火龙穿插其间。另两面主尊雕药师佛和弥勒佛，基坛上雕神王形象。窟室四壁满刻16座塔形列龛，龛内原有雕像已毁，现存造像是民国年间补刻的。前壁采用物象外减地平浮雕的手法雕刻（物象内没有任何雕饰，其细部的表现应用彩绘完成）出上下两层的“帝后礼佛图”，是国内石窟中最大的一幅礼佛图，大多残缺。全窟大小造像151尊，这些佛像雕刻使用了圆刀技法，造像十分圆润、生动、传神。窟内装饰的火焰宝珠、宝相花、行云、天龙、飞天等，都雕刻得异常精美，堪称北齐雕塑艺术的珍品。此外，响堂石窟菩萨的主要风格表现在浑圆敦实的体态上，第九窟左龛和南响堂第一窟左龛内的菩萨，充分表现出扭躯斜胯鼓腹，重心落于一脚的特点，开启了隋唐造像“浓艳丰肥”“细腰斜躯三道弯”的先河。

     （“细腰斜躯三道弯”的“维纳斯”造像）
  

窟内中心方柱的上部仍有一空穴，这就是文献所记的齐献武王高欢的陵穴所在。中心方柱左侧顶端并排四个大龛，东起第二龛内为一佛二菩萨，主尊坐像可移动，背后为穴门，可进陵内。

    （陵墓的穴门）

北魏时期的造像多用直平刀法，衣纹表现为阶梯式，响堂山在吸收这种技法的同时，又使用了圆刀法进行混合处理，尤其表现在衣纹转折处更为明显，使造像的服饰趋于圆润，富于真实，在表现造像的肌体上则更多的使用了圆刀法，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四壁上还雕有独特的响堂装饰“宝相花”，由宝珠、相轮、莲花组成的。

第十窟 文官洞

开凿于明。窟室平面呈横长方形，正壁开帷幕帐形龛，龛内雕一铺三身像，正中为释迦像，左侧为文殊右侧为普贤；左右壁各雕一立供养人像，为文官像。窟深3.3米，宽4米。

第八窟 宋洞

开凿于北齐，宋代补刻。窟平面呈长方形，后壁开大龛，龛内雕一铺七身像，其造像风格，雕刻技法及莲花座饰与北洞北齐像相同。窟门甬道左侧有“宋康定二年新修七佛记”铭刻。窟进深1.5米，宽3米。

第三窟 南洞

也称刻经洞，南堂。开凿于北齐。为三壁三龛式佛殿窟。窟分前廊后室，面阔为三间四柱，明间正中开窟门，次间各开大龛，龛内雕踏山力士像，明间上部为印度式拱，次间额枋上为一斗三升拱。窟外立面与上层第一窟合成一个覆钵式塔形窟，前廊满刻《维摩诘经》全本。主室平面呈方形平顶，顶部雕刻莲花藻井，正壁及左右壁开大龛，雕一佛二弟子四胁持七尊像。前壁甬门左右侧刻《无量义经偈》，窟外北侧为刻经壁，壁侧有北齐宰相晋昌郡公唐邕写经碑一通，记述刻经时间为“起天统四年(公元568年)尽武平三年(公元572年)”，历经五年完成。窟深5.3米，宽7.7米。

    

第二窟 大业洞

开凿于隋。窟形不规则，左、右、正三壁满刻龛。正壁刻6个小龛，右壁3个大龛4个小龛，左壁2个龛，为隋代所刻。正壁右上方有“隋大业七年李君巧造阿弥陀佛像一铺”铭记，故名大业洞，洞进深1.8米，宽2.15米，高2.5米。

   

响堂山石窟中出现了大面积的刻经，与北魏太武，北周武帝的两次灭佛运动有直接关系。清人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一书中说：“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得其本也”，体现出了北碑的魅力。康有为开列了一些学习的碑目，其中就有响堂山石窟的碑品五处之多（《唐邕写经碑》北齐、《鼓山石经》北齐、《石窟寺重修佛经石像碑》隋开皇十三年、《李君巧造像》隋大业七年、《王辉儿造像》等。

   《唐邕写经碑》北齐，来自网上，现玻璃罩上

据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记载：“北齐南岳慧思，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密封崖壑中。”慧思弟子静琬于隋大业年间在北京房山云居寺开始了刻经。唐邕 “眷言法宝是所归依，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碟难求，皮纸易灭……山从水火，此方无坏”（《唐邕写经碑》），其根本目的是“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引铁山石颂），唐邕并立誓：“……发七处之印，开七宝之函。访莲花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在响堂山唐邕刻经完成不久，即又遭遇到了第二次法难——北周武帝灭佛。这次法难虽毁灭了很多经像，但唐邕的鼓山石刻佛经却安然无恙地保留下来，这就更好地启发了佛教徒开始从事刻经工程。由此，开启了中国大面积刻经的先河。

响堂山南窟

南响堂石窟地处临水镇纸坊村西北，鼓山南麓，滏阳河北岸。景区由砖塔、南响堂寺和石窟群组成。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南窟第二窟门左右发现隋代邺县功曹李洪运和沙门道净所立重修《滏山石窟之碑》。碑文系磨平龛内力士像后所刻，自左龛至右龛连续刻成。碑额篆书，每碑三字，碑文隶书，直排左书，其中左碑十行，每行十七字；右碑十行，每行十六字。根据碑文记载，南响堂石窟寺系北齐天统元年(公元565年)由灵化寺比丘慧义兴凿，北齐大丞相、淮阴王高阿那肱资助修竣。同时记述了北朝末年寺毁，隋代重建续凿的史实，是由于“武帝东并扫荡塔寺，寻踪敬毁”。

现存的正殿、配殿、靠山楼、砖塔、僧房等都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大雄宝殿、配殿分别供奉佛、道主尊。寺庙一侧的南响堂寺塔，为八角形七层阁楼式砖塔，高约40米，塔身只有一个大门，塔门内有明代修塔石刻，但据现存的清嘉庆年间重修碑文记载，始建此塔为隋代，与石窟开掘年代相仿。

    响堂博物馆                                                                                     

寺后沿山势开凿大小石窟7座，分上下两层排列，上层5座，下层2座，自下而上分别为华严洞、般若洞、空洞、阿弥陀洞、释加洞、力士洞和千佛洞。

南响堂石窟由于地处大道旁，人为损坏、偷盗现象更为严重，许多窟内几乎空无佛像。下层有华严洞与般若洞二窟。

般若洞

开凿于北齐，宽6.2米，进深6.55米，高4.6米，为中心方柱塔庙窟，洞中有宽3.3米的方柱，主尊造像已无，窟内刻《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密经》，并存有自证圣元年（695）至先天元年（712）之十一种造像铭。      

华严洞

开凿于北齐，为中心方柱塔庙窟，宽6.35米，进深6.35米，高4.7米，是南窟中面积最大一窟。洞内有宽3.6米的方柱，内刻《大方广佛华严经》，故称华严洞。窟内雕有七佛造像，仅有主尊还尚完整，主尊释迦牟尼佛虽然面部有毁，却是整个响堂山石窟保存最完整的佛头之一。南壁正中上部有阿弥陀佛净土图浮雕，南面中心柱上部有释加说法图和佛本生故事浮雕。

千佛洞

上层窟除了千佛洞外，损毁都较为严重。其中，阿弥陀洞窟内刻《妙法莲花经•观世音普门品》，第六窟门外的“开皇四年（584年）造像龛是南响堂现存最早的隋代造像。

   （开皇四年造像龛）

千佛洞为三壁开龛式佛窟，三壁开帷幕帐形龛，龛中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身像，正面龛本尊为释迦佛。龛下基坛上开壶门，内雕神王像。四壁有佛像1028尊，窟顶外壁上方雕覆钵塔，塔端雕卷云状山花蕉叶，中雕金翅乌，钵顶雕宝珠，两侧各雕八角形宝珠顶柱。窟顶中央雕莲花，周雕八身飞天，两两相对。有的手拿箜篌，有的手弹琵琶，有的凌空飞舞，极具艺术价值。 

（来自网上）

（来自网上）

    魏晋南北朝石窟艺术曾经历了龟兹、凉州、平城、中原、北齐5种发展模式，北齐模式是以响堂山石窟为代表的石窟造像艺术。北齐模式基于它的北方文化特色，造像的理想性较弱而显得更加写实和贴近生活，从而为隋唐现实主义风格的造像艺术奠定了基础。

清末民初，响堂山石窟盗取严重，根据搜集整理，目前总共有102件响堂山石窟造像分别收藏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旧金山艺术博物馆、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博物馆等五个国家十多个博物馆中，就连高欢墓柩早年已被盗空，精雕的石棺已流失到美国。其中“文物商人”卢芹斋(1880-1957)，从1909年开始，大量盗凿的响堂山石窟造像经卢之手，被倒卖流散海外。

   

近代最早对响堂山石窟开展研究工作的是日本的学者长畈大丁，1922年，他曾先后三次考察了响堂山石窟，并在日本发表了调查报告。日本人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考察水库后，回日本出版了《响堂山石窟》一书，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其后，北京大学、社科院等专家学者纷踏而至。1935年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考古组徐炳旭、顾颉刚老先生带领学生在南、北响堂进行了拍照、拓片、记录、整理了有关造像题记，校刊刻经、编制碑目、文字记录现状的工作，其后印行出版了《南北响堂及其附近石刻目录》一书，确认了响堂是以北齐石刻为主的石窟群，这是中国国内研究响堂的最早著作，也是中国对石窟寺艺术研究的创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