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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老爹苏洵苏老泉与两个儿子并称“三苏”，名列唐宋八大家行列。苏洵那名号可是人家自己挣来的，他有《嘉祐集》传世，还有政论文代表作品《六国论》流传千古，人家苏老泉还上了“三字经”，不是“父以子贵”。

有趣的是这父子三人都曾以《六国论》为题各做了一篇文章，真不知这三人是出于何动机？这父子三篇同题文章在史册上留下了绝无仅有的一笔。

苏洵《六国论》正文：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译文：

六国的灭亡，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器不锋利，仗打得不好，弊端在于用土地来贿赂秦国。拿土地贿赂秦国亏损了自己的力量，（这就）是灭亡的原因。有人问：“六国一个接一个的灭亡，难道全部是因为贿赂秦国吗？”（回答）说：“不贿赂秦国的国家因为有贿赂秦国的国家而灭亡。原因是不贿赂秦国的国家失掉了强有力的外援，不能独自保全。所以说：弊病在于贿赂秦国。”

秦国除了用战争夺取土地以外，（还受到诸侯的贿赂），小的就获得邑镇，大的就获得城池。比较秦国受贿赂所得到的土地与战胜别国所得到的土地，(前者)实际多百倍。六国诸侯（贿赂秦国）所丧失的土地与战败所丧失的土地相比，实际也要多百倍。那么秦国最想要的，与六国诸侯最担心的，本来就不在于战争。想到他们的祖辈和父辈，冒着寒霜雨露，披荆斩棘，才有了很少的一点土地。子孙对那些土地却不很爱惜，拿来送给别人，就像扔掉小草一样不珍惜。今天割掉五座城，明天割掉十座城，这才能睡一夜安稳觉。（第二天）起床一看四周边境，秦国的军队又来了。既然这样，那么诸侯的土地有限，强暴的秦国的贪心永远不会满足，（诸侯）送给他的越多，他侵犯得就越厉害。所以用不着战争，谁强谁弱，谁胜谁负就已经决定了。一直发展到灭亡，按道理讲本来也应该是这样的。古人说：“用土地侍奉秦国，就好像抱柴救火，柴不烧完，火就不会灭。”这话说的很正确。

齐国不曾贿赂秦国，（可是）最终也随着五国灭亡了，为什么呢？（是因为齐国）跟秦国交好而不帮助其他五国。五国已经灭亡了，齐国也就没法幸免了。燕国和赵国的国君，起初有长远的打算，能够守住他们的国土，坚持正义，不贿赂秦国。因此燕虽然是个小国，却后来才灭亡，这就是用兵抗秦的效果。等到后来燕太子丹用派遣荆轲刺杀秦王作对付秦国的计策，这才招致了（灭亡的）祸患。赵国曾经与秦国交战五次，打了两次败仗，三次胜仗。后来秦国两次攻打赵国。（赵国大将）李牧接连打退秦国的进攻。等到李牧因受诬陷而被杀死，（赵国都城）邯郸变成（秦国的一个）郡，可惜赵国用武力抗秦而没能坚持到底。而且燕赵两国正处在秦国把其他国家快要消灭干净的时候，可以说是智谋穷竭，国势孤立危急，战败了而亡国，确实是不得已的事。假使韩、魏、楚三国都爱惜他们的国土，齐国不依附秦国。（燕国的）刺客不去（刺秦王）（赵国的）良将李牧还活着，那么胜败的命运，存亡的理数，倘若与秦国相比较，也许还不容易判断（出高低来）呢。

唉！（如果六国诸侯）用贿赂秦国的土地来封给天下的谋臣，用侍奉秦国的心来礼遇天下的奇才，齐心合力地向西（对付秦国），那么，我恐怕秦国人吃饭也不能咽下咽喉去。真可悲啊！有这样的有利形势，却被秦国积久的威势所胁迫，天天割地，月月割地，以至于走向灭亡。治理国家的人不要被积久的威势所胁迫啊！

六国和秦国都是诸侯之国，他们的势力比秦国弱，却还有可以不贿赂秦国而战胜它的优势。如果凭借偌大的天下，却追随六国灭亡的前例，这就又在六国之后。

苏轼《六国论》正文：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不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俊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役人以自养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别，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不察也。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亦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其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过赵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岂惩秦之祸，以谓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其秦汉之所及也哉？

译文：

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各国的诸侯卿相，都为自己打算，争着收养人才。那些谋士、说客和谈天说地的、修饰文词的，辩论“坚白同异”的等等，往下到击剑行刺的、力能扛鼎的、会学鸡鸣狗盗的等等，没有不以宾客的礼节去款待他们的。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珍贵的食品，被招待在官府里的人，不能数得清有多少。越王勾践有“君子军”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等，都有宾客三千人；田文并且还在薛地招聚了侠客和犯罪的人有六万家；齐国稷下地方聚谈的学者也有千人之多；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等，也都招致了宾客无数。以后到了秦汉更替的时候，张耳陈余的部下，号称人才很盛，宾客和供他们役使的人等，都是天下的俊杰；田横也有五百士人。这是些见于传记的，估计不见传记的养士应当是官员的一倍，农夫的一半。这些都是役使他人来奉养自己的人，人民怎能吃得消，国家又怎能受得了呢？

苏轼说：这是古先帝王不能避免的事。国家有坏人，像鸟兽中有猛鸷，昆虫中有毒螫一样。把他们分别加于处理安置，使他们都能各安本位，这些人便都有用了；把他们尽数铲除掉，是没有这种道理的。我曾就世代的兴废考察过，知道六国的所以久存，和秦朝的所以速亡，原因都在这里，不可不注意。

要知道有知、有勇、有辩才、有气力的这种人，都是人民中的优秀份子，大多不能自己穿坏的吃坏的而去奉养人的，都是要役使他人来奉养自己的一些人。所以从前的帝王把天下的富贵分出一部分来，和这四种人共同享有。这种人不失业，人民便安定了。四种人虽然性质不同，可是从前的帝王却根据习俗来制定法律制度，使他们都从同一途径中出身。三代以上是从学校中出身，战国到秦代是从宾客中出身，汉以后是由郡县的选拔中出身，魏晋以来是由“九品中正”的铨授中出身，隋唐以至现在，是由科举考试中出身：虽不完全这样，但就大多数而言是这样的。

六国的君主，虐待他的百姓，并不亚于秦始皇与二世，然而当时百姓并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叛。这是因为所有老百姓中优秀杰出的人才，多数都被当作宾客奉养起来,没有失其职分。至于那些努力耕作奉养官府的，都是一些愚蠢而没有什么作为的人，虽然想反叛，但是没有人去领导他们，是六国所以能够有一时的安定而不立即灭亡的原因。

秦始皇当初想驱逐宾客，因为采用了李斯的建议才没有实行。并吞天下以后，就以为宾客已无用处，于是便信任法律而不信任人才；说人民可以靠法律来统治，说官吏不必有才，只要能够遵守我的法律便够了。所以才毁坏了名城，杀戮了豪杰。人民中的优秀而有特殊才干的份子，把他们遣散还乡。这样一来，从前就食于四公子和吕不韦的那些人，都回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他们能带着瘦长的脖子，黄黄的面孔，忍饥挨饿，老死在贫苦生活中呢？还是停止耕作，叹息着等待时机呢？所以，秦代的变乱，虽然是在秦二世的时候所造成的，然而，假使秦始皇当初知道这四种人的可怕，设法安置他们使他们不失业，秦代的灭亡还不至于像这样的快。把百万只虎狼放到山林里去，却让它们饿着渴着，不知道它们将来要吃人。世上以为秦始皇聪明，我是不信的。

楚汉战争的灾祸，老百姓几乎完了，所谓豪杰也应该没有多少了。然而代相陈豨经过代国时，侍从车辆，仍然成千，都满载着宾客，萧何与曹参这两位相国先后当政，没有加以禁止。到了汉文帝、景帝、武帝的时代，法令已经非常严密，可是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那些人，都还争着招致宾客。这难道是由于秦代祸乱的教训，以为单靠名位官职不能完全羁縻天下的人才，所以稍稍放宽一点，使他们有的能够从宾客中出头吗？

像那古代先王的政治就不是这样，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学习了礼乐就能爱人，小人学习了礼乐就容易指使。”哎，这是秦朝和汉朝能够做得到的啊！

苏辙《六国论》正文：

尝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夫秦之所以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弊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

昔者范睢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祸。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yì)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译文：

我曾经阅读《史记》的六国世家的故事，心里感到奇怪的是，全天下的诸侯凭借比秦国大五倍的土地，多十倍的军队，全心全力向西攻打崤山西面方圆千里的秦国，却免不了灭亡。我常常对这个问题深思远虑，认为一定有能够用来使他们保全自己的策略。因此未尝不责怪当时六国那班谋臣，他们对于祸患的考虑太粗疏，谋求利益的眼光太短浅了，而且不能了解天下的形势啊！

秦国要和诸侯争夺天下，不是在于齐、楚、燕、赵等地区，而是在于韩、魏的边境；诸侯要和秦国争夺天下，也不是在于齐、楚、燕、赵等地区，而是在于韩、魏的土地。对秦国来说，韩、魏的存在，就好比人有心腹的疾病一样；韩、魏两国阻碍了秦国出入的要道，却掩护着崤山东边的所有国家，所以全天下特别看重的地区，再也没有比得上韩、魏两国了。

从前范雎被秦国重用，就征服了韩国，商鞅被秦国重用，就征服了魏国。秦昭王在还没获得韩、魏的人心以前，却出兵去攻打齐国的刚、寿一带，范雎就认为是可怕的。既然这样那么秦国忌讳的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了。秦国要对燕、赵两国动用兵力，这对秦国是危险的事情；越过韩、魏两国去攻打人家的国都，燕、赵在前面抵挡它，韩、魏就从后面偷袭他，这是危险的事啊。可是当秦国去攻打燕、赵时，却不曾有韩、魏的顾虑，就是因为韩、魏归附了秦国的缘故啊。韩、魏是诸侯各国的屏障，却让秦国人能够在他们的国境内进出自如，这难道是了解天下的情势吗？抛弃小小的韩、魏两国，（让他们）去抵挡像虎狼一般强横的秦国，他们怎能不屈服而归顺秦国呢？韩、魏因屈服而归顺秦国，从此以后秦国人就可以出动军队直达东边各国，而且让全天下都遭受到他的祸害。

韩、魏是不能单独抵挡秦国的，可是全天下的诸侯，必须靠着他们去隔开西边的秦国，所以不如亲近韩、魏来抵御秦国。（这样）秦国人就不敢跨越韩、魏，来图谋齐、楚、燕、赵四国，然后齐、楚、燕、赵四国，也就因此可以在他们的疆域内安定自己的国家了。凭着四个没有战事的国家，协助面临敌寇威胁的韩、魏两国，让韩、魏没有防备东边各国的忧虑，替全天下挺身而出来抵挡秦国军队；用韩、魏两国对付秦国，其余四国在后方休生养息，来暗中援助他们的急难，像这样就可以永远地应付了，那秦国还能有什么作为呢？诸侯们不知道要采取这种策略，却只贪图边境上些微土地的利益，违背盟誓、毁弃约定，来互相残杀同阵营的人，秦国的军队还没出动，天下的诸侯各国就已经困住自己了。直到让秦国人能够趁虚而入来并吞了他们的国家，怎不令人悲哀啊！

苏洵的《六国论》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借古喻今，针砭时弊。苏洵在文章中提出六国灭亡“弊在赂秦”的著名论点，苏洵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抨击宋王朝对辽和西夏的屈辱政策，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吸取六国灭亡的教训，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苏洵此文论点鲜明，笔势雄健，语言锋利，纵横跌宕，气势犹如江河决口，具有雄辩的力量和充沛的气势。表明了作者犀利明达而深远的政治见解。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

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群龙无首”，国家就可以安定了。

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灭亡。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之文，吾意足矣。”欧阳修称赞苏洵“博辨以昭”，“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

曾巩评论苏洵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

明代何仲默说：“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之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之识矣。”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三苏”的“同题作文”摆在上面，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孰优孰劣？世人自有公道评论。

清代李桢也作《六国论》掺乎了一下，本文不说他了。（王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