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故里南阳白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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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里者,故乡、老家也。在西汉中未期,多数在外做官的官员,只在官方提供的官邸居住,并不在那里置买庒田,建造家园,原因是他过几年要调迁,那里并非久居之地,所以虽在外做官,还是在上几辈人长久居住之地置买庒田,扩建家园,扩修袓祠祖庙,荣归故里,看望父母长辈,祭拜祖先,待到告老还乡,叶落归根,还到这里安度晚年。因此人们都习惯称这里是他的故里。相应随从官员在官祗出生的小孩,长大后也认为长辈置买庒田、建造家园、有袓祠祖庙之地为故里,不以为他出生地为故里,只认为那是他的出生地,或故居。这是人们的习惯认识,长此以往,很难改之,这就是习惯对故里的认知。
近几年来,为刘秀的故里引来不少争论,我想只要抱着对中华民族有贡献的先辈们的崇敬心情,学习他们的人格品行,学习他们修身齐家治平天下之道。
不管个人主观认为刘秀故里在哪里,只要尊重实事,尊重客观,就好辨明弄清。首先刘秀出生在西汉未,要弄清他的故里,离不开当时的前后史料,找不到最接近的年代史料,只有在那个时代的杂史传说中,去伪求真找确证,再无,只有顺延往后推移找权威史料。
武汉大学已故的石泉教授,在“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中引用刘秀出生前后的所有典绩,甚至到明清的史资,前后比对,相互左证,论证了刘秀故里,“刘秀故里在今河南省南阳县瓦店南贵人乡”,从西汉到魏晋都非常清楚,并非枣阳吴店说。同时否定了讹传至今,千百书卷引用的“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唐人李贤对“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的误注。唐距汉中间相隔700-800年,包括“水经注”、“汉书.地理志”有多少后人纠错指误,何况李贤之注并没指明引自何典,有何为凭,后世就以它为典,以讹传讹。即便如是,石泉教授用充分证据证明了,故蔡阳不在今之吴店附近,而在今之南阳县南,离瓦店八里铺(贵州人乡)近,更何况故蔡阳隶属南阳管辖。
石泉教授
撰写“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的初衷是对这场战争的二十八个地名和相对方位予以澄清,以消除千余年来流行的自相矛盾,以讹传讹之说。并非为争辨刘秀的故里在哪而作,而是从“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论证需要而附带旁证了刘秀故里。
水经注白水条下有以下文字:西南流谓之白水。又南迳安昌故城东,屈迳其县南,县故蔡阳之白水乡也。汉元帝以长沙卑湿,分白水、上唐二乡为舂陵县。光武即帝位,改为章陵县,置园庙焉。魏黄初二年,更从今名,故义阳郡治也。(赵云:按《汉志》汝南郡安昌、南阳郡舂陵,本二县也。《《水经注》,魏黄初二年,更章陵为安昌县,误也。虽然犹有说。西魏尝置安昌郡并舂陵县于此。盖道元身后之事。然则此文又是后来不学人所填补。故迷缪其词,以拓跋为当涂也。守敬按:《魏志·彭城王据传》,黄初三年为章陵王,其年徙封义阳。钱大昕疑之,而未思魏初本为章陵郡,故以封据为王国,及降为侯,则不得以封郡而徙於桐柏之义阳,此地则改章陵为安昌,立义阳郡治之,本非一地,章陵省入蔡阳,古无明文。此处即明确安昌另有所在,而非桐柏这里的安昌,安昌即治在新野的义阳郡安昌。章陵也未入蔡阳。上说那是后来不学人所填补。
另一些旁证也可证明石泉教授的结论成立。后汉书,“地皇三年,南阳荒饥,诸家宾客多为小盗。光武避吏新野,因卖谷于宛”。东观记曰:“时南阳旱饥,而上田独收”,说明刘秀在南阳种地。又刘秀起家的二十八宿,大部分在现今的南阳、新野,即舂陵人,没有随州枣阳人。这些史载说明刘秀不会是随州枣阳吴店人,要是随州吴店人,一个穷光蛋怎么能流窜到南阳来混混。当时的封建社会又不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交通方便,枣阳南阳两小时生活圈,当年指挥作战的刘秀还骑着牛,那能方便往来枣阳与南阳间。
再如距刘秀成长年代相近的张衡,生于东汉建初三年(公元78年),刘秀生于公元前6年,公元25年-57年在位。张衡生在南阳,长在南阳,在南都赋中也明确“汤谷涌其后,淯水荡其胸”。淯水即当今的白河,白水。於其宮室,則有園廬舊宅,隆崇崔嵬。禦房穆以華麗,連閣煥其相徽。【禦房,帝舊房也。相徽,言俱美。】聖皇之所逍遙,靈祇之所保綏。【聖皇,謂光武也。逍遙,謂潛龍之日。韓詩外傳曰:逍遙也。靈祇,天地之神也。】,张衡总不会弄不清当时家乡的地理、地名、山川、河流吧?这样的文人、科学家总不会连本郡的帝王旧宅都弄不准吗?在他的南都赋中只提到南阳舂陵,却只字没提枣阳、随州和吴店。他总比相隔七八百年后的李贤说的要可信吧。再如,唐朝诗仙李白在南都行中写道
:“南都信佳丽,武阙横西关。白水真人居,万商罗鄽闤。---------”。白水真人居,即光武帝居在白水岸。这也可旁证史泉教授的结论。
再者现存光武帝旧宅,南阳县瓦店镇八里舗村(白水村、贵人乡)东数百米的泉庒寺,现改为瓦店二中学。现存光武帝时的古槐一株,可三个成人合抱,传说是光武帝所植。树在1960年枯死,现看到的青技绿叶,是2000年时由时任刘营大队支部书记在树洞内另植小树成长之状。 “寺以泉庒者,盖以其境白水村之名而称之--------昔汉武帝车马所居之处。”;“寺初建于大元至順癸酉間(公元1333年)。然是剎之興由自武帝,所臨之景稽古蹟無存。”,从这些字里行间可看出,寺原为汉光武帝车马所居之处。说明光武帝祖辈原在此生活无疑。
八里舗村(白水村、贵人乡)西头,现存“汉帝光武故里”、“汉光皇故里”、“贵人乡”残碑三通。原立在旧南阳郡至南郡的官路旁,碑旁有一水井,井水甘甜,一为村民饮用水,二为夏季过往客贾行人提供饮水和洗面纳凉之水。
“汉光皇故里”碑为万历二十七年八月立,碑阴文字60%已难辨认,它是块指道碑,由郡人张中撰文;
“汉帝光武故里”碑为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时任南阳府知府邓启愚所立。邓启愚为官清廉,忠信明决,民为歌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南阳邓公,重生父母”。
“贵人乡”碑,因刘秀登帝位,二十八宿又多在附近,又有贤惠善良的阴皇后等名人,因而得名“贵人乡”;碑右侧残文为“------武實生于斯而一時翊佐之臣亦並產于斯故舊名為貴人鄉□□勒之--------”,左側殘文為“萬曆三十五年-
昔日“汉光皇故里”碑有碑座、碑楼(残片趟在地下),三通碑赫然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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