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贱伤农”的现象在前一阶段普遍存在，全国各地菜农自杀事件也时有发生。对此，社会各界都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提出应对措施。笔者认为，全国各地的“菜篮子工程”是诱发“菜贱伤农”的主要原因之一。

 “菜篮子工程”是各地政府利用手中的行政和社会资源，鼓励菜农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供应，以满足城镇消费人群的需求。然而，正是由于各地政府主导的“菜篮子工程”引发了蔬菜生产规模无节制地扩大，由此导致了“菜贱伤农”的结果，各地政府并没有相应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

在“菜贱伤农”事件在全国普遍发生之后，各地政府有关部门又大力推进“农产品绿色通道”，“农超对接”等一系列措施，力图缓解菜贱伤农的程度，但于事无补。究其原因，“菜贱伤农”是由于供需双方不平衡造成的结果，而不是流通渠道不畅，或者中间环节过多造成的。

蔬菜是保鲜性很差的产品，生产出来必须及时销售，否则便失去了市场价值，必然造成“菜贱伤农”的结果。各地政府把“菜篮子工程”作为一项“和谐社会”的政绩来抓，纷纷上马和扩大规模，这无疑会造成蔬菜生产规模的无节制扩大；而与此同时，各地市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量在一定时期是有限的，其结果就是市场上蔬菜的供过于求，“菜贱伤农”也就成为必然。在次情形下，“绿色通道”、“农超对接”都不过是隔靴搔痒而已。

政府的职责和功能是了解社会各方面的需求、促进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以及平衡供需以及产业链各个方面利益的诉求。政府不应该是仅仅代表某一个群体的利益来主导一个产业的发展。“菜篮子工程”引发的菜贱伤农现象，从本质上来说是由于站在城镇消费人群的立场上，以牺牲少数人（菜农）的利益换取多数人的利益。这虽然并不至于引发广泛的社会矛盾，甚至会赢得一定程度的欢迎 – 笔者也是城镇消费人群的一员，但究其实质，政府大力推进“菜篮子工程”的立场仍然有失偏颇，其“公正性”受到质疑。

菜农的利益并不是体现在鼓励其多生产和多销售，而是体现在生产效率的提升和合理的价格。而这并不是当前全国各地“菜篮子工程”关注的重点。举例来说，菜农甲生产8亩地的蔬菜，每亩地的蔬菜销售10，000元和菜农乙生产10亩地的蔬菜，每亩蔬菜销售8，000元的销售收入是一样的，但是利润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亩地的生产成本和风险是不同的。各地政府这“菜篮子工程”要把菜农甲变为菜农乙，这对于城镇消费人群是有利的，但对于菜农的利益是有损害的。

政府的行政管理应该转变方式，不应该过多干预市场的运作。蔬菜生产周期短，产品品类和南北地域之间的调节余地大，某一蔬菜品类的暂时性短缺或者价格被炒高（例如“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是市场的正常现象，政府不必介入。这种暂时性短缺会引发生产者投入的积极性，供需很快就能恢复平衡。

政府的职责应该是：

第一，  消除蔬菜生产和供应环节中的政策性障碍，减少行政干预和各种税费，提升行政效率；

第二，  鼓励规模化和专业化蔬菜生产和经营，强化社会分工，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应该退出生产和流通领域；

第三，  加强信息渠道建设和农业技术的推广、普及工作，提升个体菜农的经营管理水平、生产效率和对于市场认知度；

第四，  减少“菜篮子工程”，同时减少对于蔬菜价格的限制因素。让市场有能力的生产这和流通商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生产规模和品类，获取合理的利润；

第五，  鼓励高品质，无公害和有机绿色蔬菜的生产和销售；

第六，  打击游资垄断和炒作，鼓励竞争。

如果各地政府部门只是跟在市场后面，“菜贱伤农”则补贴菜农，“菜贵伤民”则补贴消费者，无疑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拆东墙补西墙，疲于奔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