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三农”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不仅仅是农业经济，它还关系到社会发展和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问题。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政府花了大量的精力和资金制订了对农业倾斜的政策，以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这是完全正确的方向。

但在“良种补贴”问题上， 我认为我们的一些农业主管部门认识上有误区，操作上有失误。

    种子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根据美国的研究结果，在过去一百年中，农作物产量提高的约60%是由于种子科技的进步所贡献的，其它化肥，农药，栽培等方面的技术进步的贡献约为40%。这一结论也非常符合符合我们的“内因（种子技术）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其它科技）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经典辩证唯物主义的论断。

    既然种子科技如此重要，中国就要大力扶植和发展，靠政策导向，靠体制改革，靠产业政策，靠税收政策，投资力度，而不是靠补贴。

当然，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在这期间，对“良种”做一定的补贴也未尝不可。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的是：

1.         补贴应该是只一个过渡性的措施，而不是年年“补”下去，而且每年扩大补贴范围。这样走下去，就又回到了计划经济的老路。而且这条路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

2.         何谓“良种”，其概念十分值得商榷：

a)         如果以累计推广面积计算，排名靠前的品种都是“老的”并且行将退出市场的产品，如“农大108”、掖单系列品种等（以下皆以玉米品种为例）。既然这些品种行将退出市场，“补贴”有害无益；

b)        如果以当前推广面积计算，排名靠前的当然都是被农民广泛接受的好品种，如“郑单958”，“先玉335”等。既然这些品种已经被农民广泛接受，补贴又有何效用？

c)        新品种。全国每年通过国家级和省一级审定的玉米新品种多达数百个。最后能够在市场上站住脚的不足10%。况且，不是所有在市场上站住脚的品种都能够称之为“良种”。这还是通过多年多点试验数据汇总和各方面专家讨论的结果。在这数百个品种中通过简单的行政程序来确定哪几个品种是真正的“良种”来补贴，这比起买彩票中奖的概率高不了多少。这样的话不如不补贴，而由市场来做选择；

d)        一个品种在甲地是良种，到乙地就有可能不是良种。一个品种的表现与当地的土壤，气候和农民的栽培方法等关系极大。“良种”需要“良法”配套。如果简单和泛泛地推广、补贴“良种”，这无异于医院给所有病人推荐和补贴“大力丸”一样；

3.         “良补”并不能够真正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例如，一个亩产1500斤和一个亩产1000斤农户如果拿到同样的补贴，怎么能够刺激生产技术好、效率高的农户具有更高的积极性。“良补”其实更像是一种“福利”；

4.         “良种补贴”与其他的行政性补贴一样，它的行政成本非常高。层层报名，推荐，调查，汇总，讨论，审批等程序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和时间，效率低下；实施和监督更是“兴师动众”，农民最后能够得到的实惠非常有限；

5.         各地补贴品种名单的选择，补贴数量的多少，通过那些渠道实现，等等缺乏公认的体系和尺度，而且很难做到公平。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它很容易成为产生腐败的温床，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例如，2008年玉米种子的“良补”中很大一部分落入了各地农业部门下属公司的“腰包”，通过“良补”的渠道推销出去了大量的多年积压的库存。其结果是造成很多“伤农”，“坑农”事件；

6.         “良种补贴”对种植业生产的刺激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对于种子产业的发展却有极大的抑制作用。在任何一个行业的行政补贴，将会极大的冲击正在形成的市场经济机制，对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制约作用。

  “良种补贴”只能是一种临时性、过渡性措施，因为它从根本上讲是“计划经济”的思路。其原意是好的

但最终的结果会是“事与愿违”。

   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和种子产业的技术进步，最有效的办法是宏观经济政策指导下的市场经济的手段，而不是通过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手段。所以，我们对农业生产的补贴和推动作用应该是通过市场经济的方法，通过打破各种行政壁垒，让真正好的种子被农民接受，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来实现，调动农民种粮和增产增收的积极性。这样才能够使农民，特别是生产技术水平高和生产效率高的农民，得到真正的实惠。并且最终惠及消费者，并有利于全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