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三）

读完这两篇“具有鲁迅气氛”的小说，你对鲁迅的精神气质，以及鲁迅的小说艺术，有什么新的感受与体认？

最容易注意到的自然是鲁迅小说的“自我辩驳”的性质，这是反映了鲁迅“多疑”思维的特点的。他的“多疑”首先是指向自我的，如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先生所言，鲁迅有一种“内攻性冲动”，对自己拥有的全部观念、情感、选择，都要加以“多疑”的审视。如我们在这两篇小说中所看到的他对自己的“漂泊者”的身份与选择，以及他的“复仇”理念，都有一种坚守中的质疑。但他也绝不因为这种质疑而趋向另一极端的绝对肯定，他总是同时观照、构想两个（或更多）不同方向的观念，命题或形象，不断进行质疑、诘难，在肯定与否定之间不断往复，在旋进中将思考引向深入与复杂化。前文所分析的《在酒楼上》里“漂泊者”（“我”）与“坚守者”（“吕纬甫”）在相互审视中的复杂情感与言说，《孤独者》里“我”与“魏连殳”之间的论辩，都具有这样的性质。鲁迅并不寻求一个绝对、凝定的答案，这正是显示了他的“永远的探索者”的精神气质：鲁迅自然会有自己的选择，但他绝不把这样的选择赖以存在的思想支点绝对化、凝固化，而同时投以怀疑的眼光，同时又不将这种怀疑本身凝固化，这样，他就把自己置于既在具体时空下有所坚守，又不受具体时空限制，进行无休止的质疑也即无休止的探索的境地中，就像以后我们将要讲到的那旷野里的“过客”，为“永远探索”的声音所召唤，永远在“走”着一样。

我们还同时发现了鲁迅情感与精神气质的复杂与多层次性。如前文所分析，即以他与魏晋风度与魏晋风骨的精神联系而言，他是同时兼具稽、阮的愤激、冷峻与刘伶式的颓唐、放达的，两者在他身上既互补又相通。作为历史上的“异端”传统的继承人，正像鲁迅对他的先辈的分析那样，他自己以及他笔下的魏连殳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是一面激烈地反叛旧礼教，一面又是“守礼”即坚守基本的人伦，如对父母的孝，子女的爱的。作为永远的探索者，鲁迅身上当然有着鲜明的“生活在远方”的“漂泊”情怀，但正像《在酒楼上》所描写的那样，他依然无法摆脱“思乡的蛊惑”，并“时时反顾”。

正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鲁迅所特有的“多疑”思维所形成的言说的复杂性、辩驳性，以及精神气质的多层次性，形成了鲁迅小说的“复调性”。他的作品总是同时有多种声音，在那里互相争吵着，互相消解、颠覆着，互相补充着；总是有多种情感在相互纠缠，激荡。在鲁迅的小说里，找不到许多作家所追求的和谐，而是充满各种对立因素的缠绕，扭结，并且呈现出一种撕裂的关系。这样的撕裂的文本是有一种内在的紧张的。但鲁迅的《在酒楼上》的叙述却这样的从容（有研究者认为《在酒楼上》与《孔乙己》是鲁迅写得最“从容不迫”的两篇作品），把紧张包容在舒缓的节奏中；即使是《孤独者》这样具有极大的情感冲击力的作品，最后也内敛为一种具有深刻内涵的平静。——我想，正是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从中感悟到鲁迅小说艺术的魅力。

从《在酒楼上》与《孤独者》的阅读中，我们还发现鲁迅小说的多重底蕴：他不仅关注人的历史与现实的命运，更进行人的存在本身的追问。《在酒楼上》对“漂泊者”与“固守者”两种生命形态的审视，《孤独者》关于“人的生存希望，生存状态和生存意义”的辩驳，都具有生命哲学的意味，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鲁迅与魏晋玄学的深刻联系（也包括“清谈”的方式）。——这也是所谓“鲁迅气氛”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是属于更深层次的。

这里，我们一起来读读《伤逝》——虽然它是小说男主人公涓生的“手记”，并无自我辩驳的特点，但仍有强烈的知识分子的自忏自省性，而且也充满了对人的生存困境的追问。

人们通常用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来阐释《伤逝》，这也不无道理，可以作为一种解读方式。但在我看来，《伤逝》也存在着多层底蕴，如果只注重爱情故事本文及其意义这一层面，至少是不全面的。或许我们还应该作更深层次的开掘。

小说一开始，就先声夺人地为全篇定下了一个“忏悔，自省”的调子——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这就自然产生了一个问题：涓生所“悔恨和悲哀”的是什么？——这是理解这篇小说的关键。

由此展开的是涓生对他与子君之间的关系的追忆。如果仔细阅读文本，就不难发现，追忆是由两个阶段组成的，并相应发生了“中心词”的转移。

大体说来，从热恋时充满爱的等待，到结合时爱的勇敢宣言，到初婚时爱的宁静与幸福，到日常家庭生活中爱的凝定，到遭到生活的打击后爱的无力，直到躲在冰冷的图书馆设计未来时爱人的缺席，中心词始终是“爱”，但却描写了一个从“爱”到“无爱”的过程，到涓生感到“子君，——不在近旁”时，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已经结束了。

但这一“结束”，在男、女主人公的心理上却出现了不同的反应：涓生完全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爱子君，这是一个应该结束的爱情与婚姻；但子君却浑然不知，她仍沉浸在对涓生的爱的依恋中。小说的重心于此发生了悄悄的转移：由“爱”的回忆转向涓生的两难选择：“说”出自己的无爱，还是“不说”？于是，出现了新的中心词：“真实”、“说谎（虚伪）”与“虚空（空虚）”。作者的探索也由现实的爱情层面转向人的言说及其背后的生存困境的追问。

“我要明告她，但是我还没有敢，当决心要说的时候，看见她孩子一般的眼色，就使我只得暂且改作勉强的笑容。……

“然而我的笑貌一上脸，我的话一出口，却即刻变为空虚，这空虚又即刻发生反响，回向我的耳目里，给我一个难堪的恶毒的冷嘲。

“她从此又开始了往事的温习和新的考验，逼我作出许多虚伪的温存的答案来，将温存示给她，虚伪的草稿便写在自己的心上。我的心渐被这些草稿填满了，常觉得艰于呼吸。我在苦恼中常常想，说真实自然须有极大的勇气的；假如没有这勇气，而苟安于虚伪，那也便是不能开辟新的生路的人。……”

说谎，就是“苟安于虚伪”，这是违反自己信念的，不仅会形成巨大的道德压力以至于“艰于呼吸”，而且会陷入自我“冷嘲”而无力、也不配“开辟新的生路”，最终导致生命的“空虚”。

那么，以最大的勇气，说出“真实”，就会摆脱空虚吗？

涓生怀着结束一切，开始“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的希望与决心，向子君坦言——

“……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出乎涓生意料之外，完全无力承受失去爱情的重担的子君立刻陷入“恐怖”，在离开了涓生之后，“她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并终于“独自负着虚空的重担，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围的严威和冷眼里”。

涓生立刻受到良心的自责，陷入痛苦的忏悔之中——

“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

“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了。……

“……我看见我是一个卑怯者，应该被摈于强有力的人们，无论是真实者，虚伪者。

“……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一切），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

这里所必须面对的自我审判是双重的：说出真话，使自己获得了真实，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了曾经给予自己以巨大的爱的“她”，让她独自承担面对真实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自然应该受到道德、良心的谴责；而同时提出的，是自己是否有“负着虚伪的重担”也即独自承担“虚伪（说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勇气”？而现在必须面对的事实，却是自己在这两个方面都是“卑怯者”，而且必须承受惩罚：为摆脱虚空选择了真实，却换来了更大的虚空。

这就是说，无论“说”与“不说”，选择“真实”还是“说谎”，同样逃避不了“虚空”，并且都要付出道德和良心的沉重代价。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子君的命运是悲剧性的，而涓生的处境却具有荒诞的意味。虚空或绝望不仅是一种外部的情境，而且就是主人公自身；他的任何选择因而都是‘虚空’与‘绝望’的。这种‘虚空’与‘绝望’是内在于人的无可逃脱的道德责任或犯罪感”，也就是说，困惑是存在于人的存在本身的。

小说的结尾，是真正“鲁迅式”的——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他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他宽容，或者使他快意……。”

这里的“鬼魂”、“地狱”的恐怖，“孽风怒吼”、“毒焰烧尽”的酷烈，都属于鲁迅。鲁迅正是要将他的人物（或许还有他自己）置于这样的绝境，在大恐怖、大酷烈中，完成真忏悔，并以此作为“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的“第一步”。然后——

“我要将真实深深地埋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即使明知无论选择“真实”还是“遗忘和说谎”，都不能摆脱虚空与绝望，但仍然要将这两者都承担起来——这也正是鲁迅的“反抗绝望”的哲学。

而且这样的选择的困惑，是终生缠绕鲁迅的。人们熟读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却很少注意到贯穿全篇的“说（写，记得）”还是“不说（沉默，遗忘）”的困惑：“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没有？”——“没有”——“先生还是写一点罢”——“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还能有什么言语？”——“（我一定要将这一切）显示于非人间”，“我正有一点写东西的必要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呜呼，我说不出话”。不说，沉默，就意味着对黑暗现实的回避，意味着对压迫与痛苦的忍受，也就意味着生命的虚空与精神的死亡；说，又如何呢？面对“非人间”的血的屠戮，说（写）有什么用？不过是显示自己的软弱，徒然“使他们快意于我的痛苦”。而且说话（著文）能够沟通相互隔绝的心灵么？“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这是一个“沉默”导致虚空与死亡，“开口”又空虚、无用的两难选择。这一困惑对于以写作为生命实现方式的鲁迅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因此，直到逝世之前的1936年2月，鲁迅还写下了《我要骗人》这四个触目惊心的大字，

表露他渴望“披露真实的心”，却不得不“骗人”的矛盾，困惑与相伴随的精神痛苦。

于是，我们终于明白，我们所看到的鲁迅的文字，包括本讲所着重讨论的“最具鲁迅气氛”的小说，都是鲁迅在“真实”与“说谎”之间苦苦挣扎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