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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人对权力的渴望和寻求，已经固化成社会组织形式中一种更替演进的结构型压迫，从而使得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个体的施压正当化。从国家机器，到社会的各个层次，乃至家庭的结构，无不体现着权威与服从、正当性与反叛、强权和弱小等结构性对立。家长式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原初的权力结构。幼崽对母体有生命的依托，从而对于食物，避难所的最基本需求和提供制造出一种物质上乃至精神上的依赖关系，并使这种权威性正当化，制度化。中国几千年家天下的文化背景更是把这种权力关系顺理成章地从家庭推及国家，‘家国政府’是中央集权对小老百姓施加的一种家长溺爱式的全权管制。其最大特点有二，其一，以爱为由。‘施爱’使家长的权力正当化，更使处于弱势的后辈们的反抗无从下手。其二，情感因素作为家长与孩子，国家和个人二元对立之间的中介性因素在历史的沿袭中沉淀成文化特质，因此作为一种软性因素固化了这种权力结构。文化习惯和实施使‘父母’上升为一种从小家到‘大家’的权力单位的总称，这种总称因为温情脉脉因此坚而不摧，进而被社会内化成为一种制度，被个人内化成为一种思维定式，称之为‘孝’，不可逾越。比如中国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说法--地方官如果政绩突出，为民做主就被称作父母官。这似乎是一种发自民众的最高赞誉，但也暴露了一个根本问题-- 官民关系不该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而应是一种平等的依法而治的职业化执政官和选民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法治和人治的选择中，伦理似乎总是大于法理，并且总是可以歪曲、变形后者，使之适合披着伦理面具的人欲。封建社会的官僚家长作风一直沿袭至今，对外则有地方保护主义，官比法大，‘诸侯’的权力直逼中央，可谓阳奉阴违；对内，则用‘恩威并重’的手段维系一种既有实利又有温情的关系网络，可谓官官相护，既得利益阵营固若金汤。

处于弱势的平民阶层对家长制统治的反叛，从历代农民起义中可以看出，都有一种儿童式的沾沾自喜，都以能够取代家长的地位作为终极追求。中国历史上的宗教缺位，使得伦理成为统治精神层面的最高纲领。这种现象造成民主的习惯性缺位，因为作为民主基础的普遍平等理念，在上层建筑的伦理体系中根本不允许存在。统治者和平民永远不可能平等，就像家长和孩子永远不会在一个等级上对话。在平民们千百年来的顺从或反叛中，不变的其实是一种仰望的姿态，在家长式权力的注视下，茁壮成长的是对权力的渴望。这种渴望最终成为再生产结构性压迫的推动力，重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社会的家长式权力结构。在个人层面上，这种以权力欲来填充对自由的渴望的做法不能不说是缺乏想象力的表现，然而，在社会层面上，一种对于家庭式保障体系的集体依赖和对于自由、平等、独立价值的集体性盲目，在历史的核实性重复中，演奏着一个民族缺乏民主自决意识的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