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错门”，未到尘埃落定时！

肖雪慧

图一图二：被“信访专班”的便衣暴打16分钟的陈玉莲躺在病床上

图三，雷元周5月份在湖北省政府门前被打

湖北警察“打错门”事件日前已经有了结果。几个涉事警察分别记过、调离警局，他们所属分局政委被免职。有这样一个结果，媒体的关注纵然重要，但被打者的身份恐怕更关键。“打错”一词，种种尴尬、荒诞，尤其是普通人的悲哀，尽在不言中。其实早在陈玉莲被打之前，来自湖北某县的上访者雷元周就在省政府门前挨过打，但他忍气吞声了。对国情稍有了解的都知道，因上访挨打并选择忍气吞声的绝非个别；而挨打，也并非上访者要遭遇的最坏情况。即便新媒体的出现使这类事件曝光率大大增加，但我国各类事件发生频度太高，人们应接不暇，很多事件还没来得及进入人们视野、引起社会关注，就被新的更大事件或更严重事态挤出、覆盖。“打错门”曝光后不多几天，接踵而来的天灾人祸、特大事件就使得人们注意力不得不转移。这期间，“打错门”能反复被提起，乃因这起事件以一种很具讽刺意味的方式让全社会看到，当权力不守本分时，没有人是安全的—— 陈玉莲的丈夫官居副厅且负责维稳，她在省委门口尚且不能幸免维稳者一顿暴打，遑论他人！何况，处理结果远不尽人意。警察光天化日之下群殴平民致伤，怎么也是涉嫌故意伤害了，但最重的处理也就记大过、调离。然而，此类事件几乎没法获得真正符合法律的处理结果，这是我国对上访者的所注定的。

上访是我国独特现象。由于官权嚣张、法治不彰、民情表达渠道不畅，上访成了遭受伤害的人们表达诉求争取公正的最后渠道。要减少上访，应从产生它的源头着力。然而，对上访现象倒果为因的颠倒认识、畸形的政绩观及寄生其上的畸形稳定观，使上访者群体成了地方政府眼中的不稳定因素和敌视、打击对象。“打错门”事件中，警察被抽调出来组成“信访专班”，身着便装在省委周围布控，要执行的“公务”就是防范、监视、围堵上访者。陈玉莲遭群殴，因为她疑似上访者，至于是不是上访者，对解析这一事件并不重要。上访就该打；打“错”，只因信访专班不识她作为副厅夫人的身份。而数日前广东东莞信访办发生的“活该门”，刚好跟“打错门”互为补充。两“门”一起，可以比较完整地呈现出信访者的真实处境。“活该门”发生在7月27- 28日。27日，工人拉横幅讨薪，两工人被黑衣人殴打。次日信访办协调会上，工人提及被打一事，信访办主任以“活该”二字回应。工人叙述的被打经过有两个细节：“当时政府的人过来了，还有警察、治安员。有几名身穿黑衣服的人打了我们”；工人跟来者理论，“其中一个戴墨镜的就叫‘不听话就给我打’”。从这两个细节看得出，第一，工人一聚集讨薪，政府方面的人就迅速赶来，但不是为解决欠薪问题而来，而是为对付工人而来。第二，施暴者即使不是便衣警察，至少也受命于在场政府人员和警察。

这种职能和是非颠倒的政府行为——包括警察在这类场合的职能颠倒，已是各地普遍模式。

    令人不安的是，近年来，警察执行的许多“公务”具有跟民众对立、视民为敌的意味。如拆迁现场对付民众、围追堵截打击上访者，等等。警察权力行使关涉公民人身自由与财产安全，尤其需要受法律节制，否则没有人是安全的。我国警察法对警察职权也早有明确而细微的规定。无论是拆迁护驾，还是为防范访民而布控、抓人、打人，这类任务都超出法定职权范围，不仅如此，更与警察“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的基本任务直接对立。而且，在这类超越法定职权的事情上耗费大量警力，还跟我国面对刑案高发而警力不足的现实形成极具讽刺性的反差。

“打错门”曝光了一个以便衣身份可以便宜行事、动辄对上访者暴力相向的“信访专班”，究竟还有多少这此类机构，人们心中惶然。是不是还有拆迁专班？为城管解困专班（但凡城管在与小贩冲突中被围，警察往往火速赶到拉偏架，助城管突围和抓小贩，这一事实让人有理由相信存在这样专班）？这类“公务”把警察推到在跟民众直接对抗的位置上，执行多了，警察的角色自我认知错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角色认知错乱势必导致跟民众关系的颠倒，引起民怨将无可避免。这种情况下，忠于职守的警察恐怕也不得不为那些角色颠倒的同行背书。

日前有消息，一些省提升公安形象而问计媒体。然而，不端正角色认知，回归警察职能，什么“计”都没用！

最后，“打错门”还有一个应该引起充分注意的说法。 新华社报道事件处理结果时，称：“……陈玉莲……在省委南门无证越过警戒线时，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街派出所民警在拉扯中行为粗暴，殴打致陈玉莲受伤，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

“拉扯中行为粗暴”，已经措辞微妙地淡化了警察群殴平民的事实。但比起“在省委南门无证越过警戒线”一说，这种淡化涉事警察行为严重性的说法就算不了什么。

“越过警戒线”，是很奇怪的说法。省委省府的办公楼设施、工作人员薪金及种种日常运作费用，都靠全民的税金支撑。而省委省府并非军事机构或涉密单位，其存在理由，原本就该是为民众提供各种服务。普通民众不论前去咨询、投诉或上访，都天经地义。上一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据我所知，四川省委及招待所一些大厅、会议室可以提供给一些学术团体开学术会议。即使不开学术会，要进去也容易，门口登记即可。但后来戒备森严了。其他地方也一样，甚至在这些机构与民众之间划出一条警戒线。

从不设防到戒备森严——封街、设警戒线，这个变化透露的官民关系、权力变异、民在权力眼中跟宪法中的反差等信息很沉重。而这次，有关方面通报事件时，把所谓“越过警戒线”作为事发诱因提出来，透露的信息更沉重，似乎省委省府设警戒线理所当然，根本不是一个需要深刻反省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不会有真正缓解社会矛盾的举措，而各地一味强力维稳，维稳过程，其实是矛盾积累冲突激化的过程。

2010年8月6日

    文章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2010-8-13，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