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永刚先生的治癌经历是个成功实例，他顽强坚持，又理智，其过程很复杂多变。但国内战胜死神者也并不鲜见。自2018年国家明文规定《肿瘤多学科诊治试点工作方案》（MDT）以来，不同程度有所改进，可由于利益驱使及不同国家医疗体制的缺陷，此路径仍任重道远。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是香港实业家邵逸夫先生捐资，1994年在杭州创建。该院从一开始就与美国罗马琳达大学合作办院。尤其它的普外科是美国医疗模式在中国国内成功运用的典范，浙江大学教授郑树、齐尹耕和彭淑牗等也亲力亲为多年参与其中，现在普外科和微创外科已成国家临床重点学科。这是一家亦中亦西的医院，口碑较好，求医门槛低。

一个胆囊癌病人经过五次手术，四次放化疗等，已四年多无复发征象。该院放疗科主任孙晓南教授是个灵魂人物和终结者。他在肝胆胰外科、介入科、神经内科、重症医学科和普外科间周旋、转科，关心后续情况及预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普胸外科的肺癌病人，五年存活率也较高。

师先生在中美两国间，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他不放弃，不抛弃，是求医艺术的集大成者，值得点赞。

除了一些客观的原因，不可回避的是医患关系必须妥善处理，在某种程度上，笔者始终认为，求医是一项艺术。你要找到好的医院，好的医生，是有难度的。

在整个癌症治疗计划中，也许一个不很专业对口的咨询医生，对你帮助更大，这是前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德维塔博士的话。

经回顾，有时候是听医生的，还是听患者家属的，成为治疗成败的要害问题。一般而论，大多数情况下病人的主张错的多，而医生对的多。有时病人坚持自己的主张，却挽救了自己，比如高龄病人不做放化疗，这真让人哭笑不得。

相反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有个病人多次发病，却住同一家医院，而初心不改，最后患者久病不治。问他为何不找一家更大的医院，他说这里人熟悉，方便，答案是如此简单。同是两家大医院，因专业水平有差异，选错了，造成病人预后不佳。又有病人本人自作主张，不服从医院规范化处置，也跌跌撞撞地活了十多年，效果出奇得好。社会上宣传“靠医生不如靠自己”虽有一定道理，但存在很大弊端。

浙江省，由于经济发达，老百姓手头有钱，一般初诊和确诊都一步到位去省城大医院，通过普通号、专家号和名医号预约，各得其所地找到心仪的医生，效果明显。这样，那些大医院大医生们就拥有较多特有病种价值的资源，他们的医术也就水涨船高了。

这些生活经验，人间万象，很多人至死也不明白，真如俗话说，理想很完美，现实很骨感。总之一句话，诊治疾病是听医生的还是听自己的，或者一部分听医生的，另一部分听自己的，直白的话即自己医还是医生医，这似乎是个悖论，难解。入门级“看病方法论”或看病指南是个大命题。我们认可国内手术技巧优异，而其综合能力不及国外，此观点不好解，有待争论。

治疗癌症这件大事，要打持久战，而不应速决。要走一步看一步，稳扎稳打，使患者休养生息，不管放化疗和手术方式，维持最低限度的自身免疫能力，而不被打垮，是为良策。癌友圈中有很多这类中国故事，这里是医生与病人的边界。

我们也一直期待要打通“边界”，但总有一种“鞭长莫及”和“孤立无援”的感觉。边界有两种指向，一是关于医疗机构的，如科室间，不同医院间的边界，后者难度大，其受制于利益及行业专业壁垒的影响。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难度更大。不同医院间的边界，也是有难度的，但要小些。

“医疗无界”，可优先在国内推行，因为自己的国家比较容易解决，国外有些规定也不适合国内，比如特别长的预约求诊期，常造成病人救治不及。最重要的是打破同一家医院科室间边界，这做起来用力少，是一项需要重点着手进行的尝试。

癌症治愈是多种选择和排列组合的结果，笔者的困惑和经验可兹证明。

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他不仅要懂数理化，也要熟悉生理心理学这些生物学架构，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应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特别在中国这个崇尚民生的国度，医患关系是个大课题，故成为一个理想医生不是件容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