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所指出的，“教育的最终目的还在于人的完善，上大学可以给学生带来更宽阔的视野，让学生得到价值观的塑造。”想到这里人们不禁想问，如果真的将这些都进行量化，中国大学的毕业生到底获得了多少呢？

　　上大学为了什么？2013年9月，一则“女儿考上大学，父亲不给学费”的新闻再次将这一问题抛向学生、家长以及教育者面前。是为了难忘的大学生活？是为了刷新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的记录？还是为了获得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为走向人生巅峰铺就道路？

账单上的教育回报

　　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早在19世纪70年代，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就在其著作《亨利·亚当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中提出了大学教育的回报②这一概念。如今，相关的研究多以毕业生就业状况和薪资水平为主进行测量。《高等教育纪事》还专门建立College Reality Check 这样一个网站，为学生和家长提供一个查找和比较美国各大学毕业率、净值、每月学生贷款的还款额以及毕业生薪资等数据的平台，方便他们在选择学校时了解各大学的“性价比”。

　　尽管投资回报成为量化大学教育成果的主流方式，但不少学者认为，这种方法不仅不能够精确而全面地考查一个人在大学的收获，甚至还将人生发展的考量简单化、单一化，因为个人能力的发展、社会价值的提升无法简单通过薪资水平体现。与此同时，如果仅仅高谈阔论大学使一个人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或是使其人生更加完整，对教育结果的评价又未免太过模糊暧昧。毕竟，除了收回高昂的学费成本，毕业生要考虑的现实问题很多，比如养车、买房、还贷，等等。

　　面对这样的局面，民意测验和商业调查/ 咨询公司盖洛普联合美国普渡大学计划开始一项大规模调查，深入研究那些大学教育回报的无形方面。正如盖洛普教育的执行主任布兰登·巴斯特德(Brandon Busteed)所言，这一项目对重新认识和衡量大学教育的价值意义重大。

颠覆性的量化研究

　　这一具有颠覆性意义的调查项目计划于2014年春天启动， 历时五年。在印第安纳研究院以及鲁米娜教育基金会的支持下，该项目每年将调查3万名大学毕业生，总计15万人。该调查将通过电话号码随机寻找受访对象，在征得对方同意的前提下以邮件的形式发放电子问卷。问卷主要从5 个维度来衡量一个人的幸福程度：目标、社交、身体、财务、社区。调查还会涉及工作满意度的相关内容，如是否喜欢自己的工作，是否从事自己擅长的工作，是否有人关心自己的个人发展，等等;同时，盖洛普还将关注校友的“售后感受”，如与母校的情感联系。

　　概括而言， 这项被称为“ 盖洛普- 普渡标准”的调查计划旨在探究毕业生如何认识大学教育对他们事业发展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巴斯特德介绍时指出，“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盖洛普公司创始人）最初的研究重点就在于量化好的生活”，因而盖洛普公司会将相关的研究成果融入这项研究中，不仅仅从工作和经济方面，还要从人际关系、身体健康情况、社会活动的参与度等诸多方面来全面考量一个人的生活。

　　在此过程中，普渡大学将运用其中的一些算法来评价自己的毕业生，并与整体作比对。该校校长米切尔·丹尼尔斯2013年早些时候亲自拜访了盖洛普，以了解其如何对研究型大学的数据结果进行分析。他说道，“我认为我们应该提供一些更权威的信息来证明学生在普渡度过四年时光的价值，而这也是我们本该做到的。”在盖洛普，他了解了这家专业公司对毕业生调查的兴趣和突破。于是合作就此形成。

　　“当我知道盖洛普不仅会把毕业生就业情况以及薪资这些基本内容考虑在内，还对一个全面发展、过上令人满足的生活有如此深入的研究时，我马上就被这一项目吸引了。” 丹尼尔斯说。

　　“基于过去2500万人次的调查，盖洛普对量化和分析一个人工作效率、参与度、成功度等方面的影响因素有深入的研究。如今，他们能够将这些成果用于衡量从大学毕业生那里获得的全新数据。我们都能够从中受益匪浅。”但显然另一方面，他指出一些教育工作者可能会对类似的评估感到紧张，“与其获得正面可靠的认定，他们宁愿不被调查和评估。”

　　而盖洛普希望，在未来的几年中，有更多的学校像普渡大学一样参与进来。

大学教育的价值所在

　　美国大学协会主席亨特·罗林斯于2013年12月中旬宣布，该协会将全力支持这一调查项目。他说，“盖洛普- 普渡标准计划宏大，在进行中很有可能困难重重，或许最终无法实现。但这一项目所包含的研究元素超过现有以及计划中的任何一个相关测量方法。”在他看来，这项调查将帮助人们认识到大学教育带给毕业生的回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将改变以往主要通过经济效益来衡量大学教育效果的主流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一直致力于将专业与工作薪资联系起来的乔治城大学教育与劳动力中心主任安东尼·卡耐瓦莱同样对这一项目兴趣盎然。他认为，就业与收入或许是决定大学文凭价值所在的关键因素，但也不过是用来衡量一个人“是否过得好”的参考标准之一，因为收入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活是否幸福。

　　卡耐瓦莱说道，“衡量大学教育的非经济价值是十分必要的，而现如今一个危险的趋势是，我们在经济动力的驱动下盲目提升大学的入学率和毕业率。由此所产生的‘标准化生产模型’与高等教育原本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背道而驰。”在他看来，盖洛普试图衡量的是毕业生的幸福程度，而让每一位学生拥有幸福的生活才是大学教育的终极目的。

　　当“上大学为了什么”的问题被再次抛出，并有多达七成的网友支持拒付女儿学费的成都父亲计算的4年经济账时，大学是不是需要思考一下毕业生在学校到底获得了什么。正如教育部前任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所指出的，“教育的最终目的还在于人的完善，上大学可以给学生带来更宽阔的视野，让学生得到价值观的塑造。”想到这里不禁想问，如果真的将这些都进行量化，中国大学的毕业生到底获得了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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