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写作技巧（五）

汉秋先生说《儒林外史》刻画人物，“坏人完全是坏的”为数很少，严贡生是其中写得较突出的一个。他托依豪门，勾结官府，运用乡绅的势力，讼棍的狡诈，无赖的手段，可说是无恶不作，每个毛孔里都渗出罪恶的毒汁。

传统的写作手法，要写一个好人，则百样的好都加在他的身上，成为一个非现实主义的完人。要写一个坏人，则什么样的坏事，就一古脑儿都堆在他身上，成为一个“头上生疮，脚下流脓”的恶人。可说是从头到脚，没有一点儿干净的地方。我们过去所追求的典型人物创作方法，就是这样追求“真、善、美”；“高、大、全”的创作路子。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则教导我们，人物更加要来于生活、源于生活、贴近生活。既有优点，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这才是活生生的人。

《儒林外史》既运用传统的写作手法，也有向现实主义手法逐步摸索和迈进的痕迹，它为近现代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开拓了先河和尝试。

严贡生自己没有挣到乌纱帽，他要凌轹乡里，欺压百姓，就必须千方百计交结官府，借用官府的势力，充当官府的心腹和爪牙，相互勾结，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作者就是通过这种简洁的、白描式的、层层递进地描写，来完成严贡生这个人物性格的塑造。请看：严贡生说：“像汤父母这个做法，不过八千金。前任潘父母做的时节，实有万金。他还有些枝叶，还用着我们几个要紧的人。”这说明他对一县的“钱粮耗羡”了如指掌，深谙衙门的内幕，父母官若想“捞足”，还得用我们这些个“师爷”。说明他深晓官场的一套，也深知衙门内部的关节。这里作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惯于吹牛说谎，借以抬高自己，从而吓唬乡人的乡间恶乡绅的形象。他精通衙门业务，是一个惯于兴风作浪，包揽词讼的“绍兴师爷”式的人物。

张静斋和范进去高要县打秋风，严贡生遇着他们，自我介绍。“贱姓严，舍下就在咫尺。去岁宗师案临，幸叨岁荐，与我这汤父母是极好的相与。”他吹嘘自己，无非是借认识知县，来抬高自己身价并以此吓唬乡间小民。

果真是如此吗？接下去他说：“知县到任那一天，大伙迎接，却又出奇，几十人在那里同接，老父母轿子里两只眼只看着小弟一个人。那时有个朋友，悄悄问我：“先年可曾认得这位父母？”小弟从实说：“不曾认得。”

“次日，小弟到衙门去谒见，老父母方才下学回来。诸事忙着一团，却连忙丢了，叫小弟进去，换了两遍茶，就像相与过几十年的一般。”汤知县来时并不认识他，第二天诸事纷忙，还接见了他，而且换了两遍茶，谈了半小时，就像相与了几十年的老朋友一样。这么投缘，你相信吗，其实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完全是一肚子骗人的鬼话。

他自吹，“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话音刚落，小厮走来告急：“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原来，不久前他家刚生下几天的小猪，走到隔壁王小二家。他借口：“猪到人家，再寻回来最不利市”，硬逼着王家花八钱银子把猪买下。猪长到一百来斤，错跑到他家，他把猪扣住，说：“猪本来是他的”。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严贡生之流的地痞流氓，就是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坏蛋，他们整日价无所视事，就是用花点子对乡人敲诈勒索。不仅如此，人家王大来论理，被他几个儿子，拿拴门的闩，赶面的杖，打了一个臭死，腿都打折了，睡在家里。恶霸父亲和形如黑社会打手的儿子，搅混在一起，在乡里称雄称霸。作者就是通过这种简洁的描写，将一个乡间恶霸，奸诈和凶狠的嘴脸，刻划得活灵活现。

他还拿着空的借约，丧心病狂地要人家利钱。黄梦统对县太爷说：“小的并不曾借本，何得有利？”严乡绅说小的当时拿回借约，他好把银子借与别人生利；因不曾取约，他那银子不能动，误了大半年利钱，该是小的出。小的自知不是，情愿买蹄酒上门取约，他执意不肯，把小的驴、米和稍袋都叫人短了家去，还不发出纸来。他仗势欺人，为害乡里，明目张胆地讹人钱财。没有的事，他居然厚颜无耻，无中生有，想着法子敲诈别人。这伙人那是什么缙绅？说穿了，就是穿着儒雅文人衣冠的强盗。

严贡生平日一毛不拔，刻薄成性，肚子里专打小算盘，做什么事也只进不出。他出贡竖旗杆，自个儿不出钱，却拉人出贺礼，把总甲、地方都派了分子，弄了一二百吊钱，还欠下厨子钱，屠户肉案子上的钱，至今也不肯还。他做东，却强让四邻出钱，欠了人家的钱死皮赖脸不肯还，这完全是无赖的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