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橡胶四厂（散文）

邹仲之

      在公主坟登上1路汽车，经木樨地向东行。宽阔马路上车如流水。路两旁各色高层楼厦取代了以前低矮的灰色楼房。我家在木樨地住过的宿舍区被一座华丽的办公大楼牢牢地镇在了地下。我家在那里先后住过十七年。那十七年里，我曾在这条路上走过多少回！

最特殊的行走当在1968年十一、二月。早晨约摸5点钟起床，来到木樨地桥头。不一会儿，吴就骑车来了。我跳到后座上，一起向东去。那时正在修地铁，从复兴门经木樨地一直奔西，马路被拉开了一条长长的大口子。马路一侧留下的行车道上布满尘土。吴带着我在寒冷空寂中骑过这条复外大街和西长安街，到天安门向南拐，在前门跟前我才下车。那时我家买不起自行车，所以我也不会骑车，不知道带人骑这么远会有多累。他那样带我先后骑了两个星期，我竟没有说过一声谢谢。在前门，我搭乘刚刚发出的头班公共汽车南行，到永定门下，再跳上吴的车，经过一座木桥（桥下的河水是经木樨地桥下流过来的），走上百来米，路东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北京橡胶四厂。我们必须赶在六点钟接上早班。上早班把一天的生物钟全打乱了，下了班就昏昏欲睡，再无心思干别的事。

橡胶四厂门口堆放着很多汽车轮胎，它就是生产这个的。我是自愿报名和同班的一些同学到这里劳动。在这之前，我曾四次参加学校组织的、以及同学们自发的到郊区农村的劳动，所以一闭眼就能看到那些水井、老炕、镰刀和手推车，但对工厂和工人，脑子里却一片空白。

和我多年后参观的一些厂子比，四厂绝对小。毫无特色的厂房横七竖八地排列。想起来很奇怪，我们一进工厂就被分别带到各个车间，分到班组参加劳动，没有人给我们介绍过厂里的情况，带我们参观全厂。后来听师傅说，厂负责人都参加“工宣队”，到清华、北大“占领上层建筑”去了。可一旦干上了活儿，下班时又困又累，根本想不到应该去其他同学在的车间看看，以至于离开四厂后，连轮胎是怎么一道道工序造出来的我都不知道。

我和吴分在压胶车间的同一个班组。车间厂房很高，里面六壁黢黑，有五台压胶机。每台机器主要由两个平行悬置的像压路机那样的碾子构成，碾子之间有约一厘米的缝隙，相当于要压成的胶片的厚度。机器开动后，两个碾子对向滚动，师傅把已经切割成楔形的生胶一块块往里塞，压成生胶片，然后往里掺入黑色和白色的添加剂。为了使这些粉末均匀地掺进胶里，师傅要用尖锐的刀子反复在碾子上切割，先横向，后纵向，把切出的小胶片贴在碾子上其余的胶上，它们又被挤压在一起，很像揉面。班长说，干这活儿最关键的，一个是塞胶块时，感觉胶块被夹进去了，就得赶紧撒手，要不手也会跟着裹进去；另一个是纵着切胶时，手要有力，固定在一点上，不然手会随着碾子转动跟着往前，被夹进去。班长说，几年前就有位师傅的手就被裹进去了，结果成了残废。后来别的师傅告诉我们，在第×厂，有回该中间休息了，一位师傅的活儿还没干完。大伙儿出去后见他怎么也不来，回车间一看，俩碾子中间那师傅的头在滚动，整个身子都被压成肉饼了。所以，师傅除了偶尔让我们拿着刀割一下胶，体验一下滋味，不让我和吴上机器。我们的活儿是帮着甲师傅（我记不得他们的姓了，只好这么称呼吧）用推车从配料房把称好的棕黄色的生胶块运到每台机器旁，再把压好的又黑又亮的胶片运回配料房。说起来很轻松，可八小时里，刨去吃饭和休息，难得有闲着的时候。从压胶车间到配料房有一段上坡路，两个人推车正好，不知甲师傅一个人干这活时会有多累。甲师傅看上去有四十来岁了，丝毫不健壮，脸色有些苍白。

那些黑白的粉末一定忒细，满车间飘浮。在里面干一会儿活，脸就变黑。师傅们口鼻上都带着过滤器，反正车间里机器轰鸣，人难得说话。没有给我们准备的，我和吴只好带口罩。在那一个多月中，我的鼻孔里总是黑的。这显然是全厂最脏的车间。一上班进了更衣室，自己的衣服连衬裤都得脱掉，穿上又脏又凉的棉衣棉裤和胶靴。到了室外，冷风直往衣缝里钻。穿上这身黑灰色的工作服就不怕脏了，坐在地上、靠在机器上都无所谓。到食堂买饭时，哪位师傅笑闹着去夹塞，别的车间的师傅都会躲让，生怕粘一身灰。下班洗澡，哪位师傅恶作剧，没冲淋浴就蹿进池子，别人就会骂咧咧地赶忙跳出来。

我所在的班组有六位师傅，我还大抵记得他们每个人的相貌。工人和农民真是很不相同。农民的脸膛都被风吹日晒得粗糙黑褐。而这些工人都保持着本有的肤色，有两位还相当白皙，走在街上，至少我是辨认不出他们的身份，不过他们的手应该都很有力。除了甲师傅和一位下放劳动的“走资派”有四十开外，其他几位都二、三十岁。其中一位二十出头，大眼睛，翘鼻子，像个新疆人，在班上常闷闷不乐的。下班后，卸下那身脏衣服，他穿戴得可潇洒了。他似乎正在谈对象，师傅们有时拿他开玩笑。我现在猜想，他的闷闷不乐可能和那工种有关，姑娘们会嫌脏、不体面。可其他师傅的家庭生活都过得挺滋润的。乙、丙师傅最常说的话题就是老婆给做了什么好吃的，星期天跟老婆孩子到哪儿去逛了，买了什么中意的东西。那位“走资派”师傅是个爱逗乐的胖子，如果不是甲师傅告诉，我绝想不到他以前是工厂的头儿。他干活挺认真，对人挺随和的，还喜欢讲一些粗俗的小故事逗乐。班长（其实谁也不这么称呼他，都叫师傅）也只有三十上下，话不多，说起来则慢条斯理。他的眼睛很黑，也许是白肤色衬托的，当他看你时，那种平静的眼神有一种无言的力量叫你不能不信赖、听从他。下班时，走出那间昏暗狭小的更衣室（也是我们的休息室），有时可以看到一个女人站在门外的阳光里。班长过去，和她并肩慢悠悠地走了。望着他们的背影，我觉得他们很幸福。这是我第一次生发这样的感触。

师傅们聊天时，我和吴都很难搭上话，他们也不多询问我们什么。我想他们是把我们当作两个学徒对待。不应该吗？有时我在街上碰到小学同学，他们初中毕业后没上高中，就到工厂当了学徒。只要干活儿踏实、卖力，又不笨，师傅们都会慢慢把你当自己人。我记得，我们上了一阵班后，下班洗澡时班长也像给别的师傅搓背那样，给我们搓了。

我和吴在橡胶四厂上的最后一个班是早班。午饭后干活，我们刚从配料房回到车间，那个最年轻的师傅就过来，神色惶恐地说，刚才班长的手给夹进碾子里了，幸亏拔出得快，只丢了几根指头，乙师傅和丙师傅带班长去天坛医院了。我一听，心里直发毛发空。剩下的两个师傅把留在碾子上的胶压好，再无心干了，一下班就急忙奔医院去。

我们在门诊手术室外等了一阵儿，身材高大的乙师傅搀着班长出来了。班长右手裹着厚厚的白纱布。他们还穿着粘满黑灰的棉工作服，脸上除了口和鼻子，斑斑驳驳地罩着一层黑粉。从那么洁净的手术室走出这么两个人，给我一种非凡奇特的感觉。虽然班长神色衰弱，但很平静，显出一种轩昂的气概。他不说什么，听凭师傅们安顿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着别人办住院手续。看着班长坐定了，看着他的眼光朝我挪过来，我才叫了声“师傅”，再不知说什么好。他也不说什么，定定地看了我两眼。那眼神至今埋藏在我心里，但那时我读不懂。那是在极端的平静深处，含着无奈、隐忍、和宿命。后来师傅们扶着班长去了医院的浴室，让我和吴回家。

此后不久，我就去陕北插队了，再也没有去过四厂。

多年后，我学了医。在外科实习期间，有一天为患甲沟炎的病人拔除指甲。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手术，带我的老师让我攥住病人的胳膊。看着他把血淋淋的指甲根拔出来，我的腿有些发软。我突然想起班长。想象着几根手指被碾子压扁的彻入心髓的疼痛，想象着他挣脱时与自己的皮、肉、骨、还有血管和雪白的神经相撕裂的感觉，想象着那种令人奋命，令人果敢，也令人休克的痛楚。我不知道那以后一个右手残废又沉默寡言的人在工厂里在干什么？

沿着当年上班的路，我到了永定门外大街。坑坑洼洼的路面似乎三十几年来都没修整过。虽然街面已被各种商店占满，不再僻静，但那种杂乱和俗旧，只能让人想起小县城的街道，怎么也想不到它位于北京的中轴线上。我沿街走着，从木樨园巴望到沙子口，也没见到橡胶四厂的牌子。问了两个看上去有些年纪的人，他们讲从没听说过这儿有橡胶四厂，倒是有个第四建筑公司。见到一个卖橡胶制品的小门脸，我推门进去，一股橡胶味扑鼻而来。我惊讶，在我的回忆中怎么竟遗漏了嗅觉！这原本难闻的气味怎么让我觉得亲切？这个小店子里黑乎乎的橡胶圈一直摞到顶棚，在这样的背景前只站着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脸非同寻常的白而端丽。我问，这附近有橡胶四厂吗？她瞪着我飞快地说：“早合并了，搬走了，你找它做什么？”

话真噎人。是啊，找它做什么？当年的师傅恐怕连最年轻的都已经退休了，即便没退，还会认得你吗？

退回街上，嘈杂市声中混杂着的忧伤情歌格外震耳。我却感到轻松，因为想到那样陈旧的厂子已经消失了。

2002年2月

（选自《抚摸北京——当代作家笔下的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