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深圳富士康公司接连发生了十几起跳楼事件，大企业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引起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关注。尤其是80、90后的农民工子女的生存现状，也引发了更多人的思考。

从跳楼者的年龄来看，大多数都处于18到25岁之间的年轻人，基本出生于85年以后，均来自农村家庭。从死亡原因来看，有的因为感情，有的因为工作，也有因为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太大，还有的因为社会隔离，负面情绪得不到及时梳理和倾诉，更多的是为了生活事业压力大，收入低，加班又多，感觉前途渺茫灰心。

其实从心理学角度，能够引发人选择轻生的诱因还是心理上的抑郁与崩溃。自杀者由于某些原因对生活感到灰心，又无法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外界资源匮乏，有压抑感，他们处于三低的状态：自我评价低，情绪低落，社会行动效能低。这种状态如果长期持续，会导致他们看事物负面，泛化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失望感。这种感觉长期存在，得不到有效释放，就很可能造成行为上的冲动失控，带来自杀的恶果。

虽然富士康的跳楼率其实还是低于全国平均自杀率，但我们还是应该看到，这些自杀农民工子女的家庭诱因。他们其实并不一定只是为了自己活，自杀者卢新就曾经抱怨：给家里的钱太少了。也就是说，自杀者并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种抑郁无助情绪，其实他整个家庭系统也许都笼罩着这种无助的空气，以家庭系统排列的观点，他一个人的自杀行为很可能也是家庭系统问题的爆发。当然，他作为一个富士康的员工，也折射出这个公司本身的问题：比如给员工的心理支持少，娱乐设施和文化设施极度不够，员工之间友情互助太少，相互隔离，工作制度死板不人性等等，都是容易导致“去个体化”，直至精神崩溃的重要原因。

但我还是愿意说一说中国家庭对于个体的一些负面投射作用。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85后的农民工，他们身上的担起的可能是整个家庭的希望，他们普遍兄弟姐妹较少，父母又都以农民为主，生计艰难。他们进入富士康，也就好像端了一个光鲜的饭碗，可能会给他们更多的要求。而父母在给要求的同时，又没有看到，这个公司实际上并不一定有他们想象中那么好，至少前景并不那么妙。现实的落差很大，而社会的压力，婚恋的经济成本也都在增高，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会产生一种无力感。尤其是男性员工，他们会关心，自己是否可以满足家庭的期待，同时建立一个自己的家庭。他们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感觉到分外的斥力与忧伤——来到城市，发现房价太高，根本不是自己能负担的范围，另外，工作压力又如此大，理想抱负难以实现，他们产生了某种适应的危机，以及破灭的惶恐。

其实这是新一代农民工进城所必须面临的转折，如果处理得好，他们可能会更快城市化起来，在公司提供的培训等机制的鼓舞下，慢慢地适应这种生活，对未来有良性期待。然而，社会很少有人来帮助他们完成这种转折，由于家庭的原因，他们的社会支持也非常无力，整个是一片的心理荒漠地带。

通过富士康跳楼门事件，我想我们应该做的至少有这几点：第一，增强社会公平性，关怀到农民工等弱势群体，适当增加其收入，而不是要他们但是靠加班血汗换取更多收入。同时给他们在城市的生活更多的方便，比如加强低收入群体廉价房建设；第二，增强他们的心理素质，定期进行心理测评。中国农民的自我悦纳度，自我满足感很不容乐观，我们应该教给他们自信以及自我价值感的建设方式；第三，教给他们应对问题的多种可能选择，增强心理资源。我们应该开设农民工心理求助热线，专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同时，社会要给他们更多的文化技能培训的机会，教给他们致富理财，自我提升的方式。农民工们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有限，而社会再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他们务工的公司也要多开展这种培训活动，而且技能培训和心理培训辅导要并举，尤其可以进行家庭心理辅导，不但帮助他自己缓解负面抑郁情绪，也帮助他们的家人缓解负面情绪，带来整个家庭的积极正面力量，才能实实在在给他们的心灵一叶爱与成长的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