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尧臣的诗歌创作

摘自《北宋前期诗坛》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城）人，宣城古名宛陵，故世称梅宛陵。梅尧臣出身农家，靠做官的叔父的提携，得以进入仕途，仕宦偃蹇，任河南主簿等小官，因顿于州县之间十余年。后因大臣进谏宜在馆阁，仁宗召诚，赐进士出身；复因赵概等十余人列言于朝，乃得国子监直讲，为尚书屯田都官员外郎，故又称梅都官。有《宛陵集》四十卷、《唐载记》二十六卷、《毛诗小传》二十卷传于世，存诗二千八百多首。
　　在复古派诗人之中，梅尧臣毕生于诗致力最多，用功最勤。时人及后世人都给予极高的评价。例如欧阳修对他穷而后工的诗歌创作成就就赞不绝口，他任职河南时的上司王曙赞叹他的诗作为“二百年无此作矣”（吴之振《宋诗钞·宛陵诗钞序》）；其后辈诗人如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人亦皆敬重异常，王安石《哀挽诗》云“我得圣俞诗，于身果何如。留为子孙宝，胜有千金珠”，可见一斑。后世批评家对梅诗的成就和价值，更给予了极高评价，刘克庄称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刘克庄《后村诗话》），胡应麟称为“宋人之冠”（胡应麟《诗薮》），叶燮亦称为“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叶燮《原诗》），对其在整个宋诗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评价很高。
　　1．梅尧臣的诗歌理论
　　梅尧臣论诗，内容强调《诗经》、《离骚》中批判现实的传统，他在《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王汝见赠述诗》中，阐述了他的论点：“圣人于诗言，曾不专其中。因事有所激，因杨兴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谓《国风》；《雅》章及《颂》篇，刺美亦道同。不独识鸟兽，而为文字工。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人事极谀谄，引古称辩雄；经营惟切偶，荣利因被蒙。遂使世上人，只曰一艺充。”他的《答裴送序意》自序其作诗志向云：“我于诗言岂徒尔，因事激风成小篇。辞虽浅陋颇穷苦，未到二《雅》未忍捐。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他反对和批判空洞无物，无病呻吟之作，主张诗歌必须是由于事物的激发，有所寄托，表达一定的感情，反映现实内容。
　　关于诗歌风格，他表明了对平淡境界的向往。在他《依韵和晏相公》中有这样的诗句：“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苦辞末圆熟，刺口刷萎芡。”其晚年所作《读邵不疑学士诗卷》亦云：“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在这里，诗人纵览“古今”诗史，以造“平淡”之境为极致，因而平淡也就成了诗人自己作诗的最终追求和最高审美标准。他所谓的平淡，不是那种浅切平易之平淡，而是渐老渐熟之后，所达到的一种艺术的化境，因而经历着艰苦的构思炼句过程。欧阳修《六一诗话》说：梅尧臣“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便是对其作诗苦吟的说明。

    2．梅尧臣的诗歌内容
　　梅尧臣的诗歌创作很好地实践了他自己的诗歌主张。仁宗康定元年（1040），他知襄城县事，适逢对西夏作战，情势危急，朝廷对百姓的压榨更严重了。梅尧臣写了《田家语》等诗，对人民负担过重的赋税徭役，提出了悲愤的控诉。其同时创作的《汝坟贫女》诗，深刻地揭露了官吏们抓丁拉夫的暴行，反映了百姓们未遭外患先遇内殃的惨状。他还写了不少反映政治斗争的诗。例如《猛虎行》作于景祐年间，范仲淹、欧阳修等围绕用人行政问题和宰相吕夷简作斗争，范仲淹等失败了，他在诗中用猛虎吃人作比，强烈地谴责了吕夷简的凶恶险诈。
　　梅尧臣还有一些意新语工的写景抒情小诗，极富情趣。如《鲁山山行》：“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诗人描绘那难以形容的景物，色彩并不鲜丽，却自然真切，细致动人。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的哲理性意蕴与欧阳修的《远山》诗“峰峦随处改”如出一揆。
　　对细小题材细致入微的描绘在他的诗中也占相当的数量，如歌咏茶叶、食品、花卉之类生活用品的；刻划小贩、道士之类人物的；欣赏音乐、绘画、塑像之类艺术的；描绘具体景物及描摹人物情态的等，而且他有意识地将细小题材与重大主题加以融合交织，如《师厚云虱古未有诗邀予赋之》诗：“贫衣弊易垢，易垢少虱难。群处裳带中，旋升袭领端。藏迹讵可索，食血以自安。人世犹俯仰，尔生何足观。”在宋人诗中，题材细小之作固呈递增之势，但像这样专以虱为题者尚不多见，且此诗结尾以人世间的“俯仰”苟且现象作比附，更显示出诗人有意识地在细小题材中包蕴重要命意的独特之处。其《秀叔头虱》诗描写自己儿子丧母之后，无人照料而生头虱，又见其对于细小题材细致入微、冷静观察之特点。
　　3．梅尧臣的诗歌风格
　　宋诗中苏梅并称，是欧阳修首先提出来的。他在其著名诗篇《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中对两人诗风作了生动的描述；“......缅怀京师友，文酒邀高会，其间苏与梅，二子可畏爱。篇章富纵横，声价相摩益。子美气尤雄，万窍呈一噫。有时肆颠狂，醉墨洒滂沛。譬如千里马，已发不可杀。盈前尽珠玑，一一难拣汰。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清新，心意难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初始食橄榄，真味久愈在。苏豪气似烁，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货古今难卖。二子双凤凰，百鸟之嘉瑞......安得相从游，终日鸣哕哕。......”论苏、梅风格之异同得失，既是一篇美妙的抒情诗，又是一篇精确的风格学诗体论文。其《六一诗话》中进而指出：“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集，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欧阳修在这里既指出了苏梅两人诗风各异，更以“深远闲淡”来概括梅尧臣诗的风格特征，是很准确的。
　　梅尧臣的平淡诗风既是他自觉的审美追求，也是他有意学习前人的结果。严羽曾云“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严羽《沧浪诗话·诗辫》），既有“早年专学韦苏州”（朱弁《风月堂诗话》），又有“用意命笔多本香山”（陈衍《石遗室诗话》）处。其着意表现悠远闲淡之意的作品自不必说，即使如《陶者》那样的具有强烈政治社会意识的作品，其云“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讽谕性与白居易《秦中吟》中“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全然一致，但绝无矫饰，平白道来，仍可见其浅俗平淡处。这也正是陈衍所谓的“用意命笔多本香山”的根本所在。
　　梅尧臣诗歌创作中的平淡追求，体现于大量的抒情、感怀、赠答诗中，使其情感抒发尤为深挚而真切。今检《宛陵集》，其中酬唱赠答诗几占大半，固然可见宋初唱和诗风盛行的影响的继续，但是梅诗中的真挚情意及其平淡表现，与宋初白体的浅俗、昆体的矫饰相比，实有天壤之别。
　　梅尧臣的平淡诗风随诗人个人创作历程而不断深化发展。清人吴之振云：“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剥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吴之振《宋诗钞·宛陵诗钞序》）指出其在对平淡追求中所经历的“清丽”、“深远”、“琢剥”环节，最终达到“老劲”的平淡境界。这正符合宋人对于平淡的深厚内蕴的认识和要求。如苏轼所谓“发纤稼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苏轼《书子国民诗集后》）；“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苏轼《评韩柳诗》，《东坡题跋》卷二）。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语云：“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而他自己的诗作正是达到了这种蕴味无穷的“平淡”诗美的至境。